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
周天度
一、救国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与西北救国运动的开展
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此前半年，上海救国运动已经开始兴起。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东北三省之后，1935年又开始入侵华北，企图在华北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并进而吞并全中国。蒋介石国民政府继续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对日本的扩大侵略采取屈辱的妥协政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抗日救危，在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和影响下，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上海一部分上层爱国知识分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钱俊瑞等人，经过长时间的座谈酝酿，于12月12日发表了有二百八十余人签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他们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说：“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①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接着，史良、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发起的上海妇女救国会率先于12月21日成立。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随后成立的还有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1936年1月28日，“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有民众八百余人参加。从此，上海各界民众救国运动，以燎原之势，迅猛展开，并影响及其他省市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救国会的成立。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的促成下，于是便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诞生。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成立大会一共开了两天，有华南、华中、西北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参加。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任何党派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它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②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种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向前发展，是有极大意义的。
7月15日，救国会的重要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文章明确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已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③希望握有统治权的国民党，赶快起来促进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联合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文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线的主张，表示要坚定不移的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解放取得完全胜利。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沈钧儒等联名发表的文章，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大反响。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先后两次致信沈钧儒等四人，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他们发表团结御侮的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欣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的意见与要求，并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绝对遵守与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说：“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④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上海及全国各地救国运动进一步开展，救国会组织也得到加强。其中与西安事变有关系的地方救国会组织是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5月3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韩琢如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回到西安后，即将西北抗日救国会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救国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两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各派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⑤“西救”负责人之一徐彬如说：“我们‘西北救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也就是‘全救会’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整体的意见与具体的计划。”⑥‘西救’公开同‘全救’发生联系，以作为全国总会的一部分，也可独立进行活动。”⑦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鉴于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⑧“西救”从此逐渐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西救”与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召开了八千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国民觉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代表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爱国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与政治纲领。⑨西安事变前，“西救”所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二十三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的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国运动尤如刚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
二、救国会劝促张学良、杨虎城抗日
鉴于国民党是一个统治着全国、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大党，但又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不仅不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反而极力压制救国运动，成为抗日的巨大障碍。因此，救国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围绕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个中心任务，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救国自由；同时争取国民党内同情和支持爱国运动的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督促它抗日。
1936年9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就解决中日争端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在华北五省实行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减低进口关税，日本得在长江流域和海南岛驻兵，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中日合作防共等灭亡中国的条件。针对这一新情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⑩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对绥远大规模进攻，全救会和上海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并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援。全救会于11月17日致电张学良说：“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领土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的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11)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奉命“剿共”，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后，开始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怀疑，寻求与共产党联系，联合抗日。随后，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和人物，在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转向合作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救国会也极力从旁劝促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危亡。
张学良同情和支持上海救国运动。这一运动也给予了他以新的鼓舞力量，加强了他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决心。1935年10月末到12月中旬，张学良到南京先后参加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随后他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视他素所尊重的老友杜重远，表示亲切的慰问。杜重远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吉林怀德人，曾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3期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受到日本的干涉，认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在日本的压力下，《新生》周刊遭国民党封闭，杜重远被判处徒刑一年两个月，并被投入监狱。张学良和杜重远在谈话期间，杜向他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并劝告张一定要看清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一举改变过去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内战政策的错误做法，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武于抗日疆场，立功于驱逐外侮的征战中；认为日寇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还是有前途的。张学良在谈活中十分欣赏杜重远的看法，精神很振奋，并表示他目前正在研究时局和抗日问题，不会辜负老友的期望。(12)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转到上海虹桥疗养院，2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随后又去上海虹桥疗养院探视杜重远，并继续密谈抗日救国问题。(13)在此前后，高崇民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杜重远，他们分析了形势，感到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长此下去，国亡有日，非另谋出路不可。高还携带了张学良的信，张在信中向杜表示慰问，说他将进行营救。还说：“我的方针是拥护领袖，健全自己，这都是为了恢复失地，我绝不会忘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我绝不会屈服，请兄放心!”(14)10月9日，高崇民偕阎宝航、卢光绩等5人再去看望杜重远，研究时局问题。杜重远主张张学良应利用在西北之机会，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依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派联系。杜重远还提出，由高崇民持他们共同研究起草的信给张学良，并在张身边，襄赞其事；还说他与杨虎城和杜斌丞有些交往，于是写了信让高崇民去和杨虎城等联系。杜从此成为张、杨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
胡愈之也经常去看望杜重远，协助他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使他们转向反蒋抗日一方面。他说：“杜重远在争取东北军抗战工作中做了重大贡献。”“是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15)
1936年7月，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住在首都饭店。其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代表救国会到南京向二中全会请愿，借机前往饭店会晤了张学良，“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派大好形势”，并商讨“组织联合战线，抗日救国诸问题”。张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曾邀章乃器去西北理财，邀杜重远掌东北大学，并答应给予救国会以经济上的援助。(16)据徐雪寒回忆说：“地方实力派与救国会有联系，救国会通过潘怀素、张语还、杜重远与张学良联系，张曾捐了二三千元给救国会。”(17)张学良后来自己回忆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1)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18)“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19)
同年，杨虎城去上海医治牙病并检查心脏，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经常见面，“商讨抗日救国大计”，(20)并通过杜的介绍，和沈钧儒等人多次见面，了解情况。杨虎城和杜重远的这一段相处，在沟通张学良、杨虎城关系与进一步合作起了不小作用。(21)9月8日，杜重远刑满出狱后，继续为团结御侮、抗日救国而努力工作。10月，他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晤谈，促进他们联合抗日。
此外，救国会还通过王炳南对杨虎城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徐雪寒回忆说：“王炳南是救国会成员，又是杨虎城部队的党委书记，救国会通过他做杨虎城的工作，成绩显著。”(22)另外，杨虎城和杜重远又分途把王炳南介绍给张学良。因此在西安事变前，“他也常和张见面谈话，很受张的重视。他在西安活动的范围非常广阔，对西安事变的酝酿与策划发生了重大的作用。”(23)
三、“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的诱因之一
国民党不抗日，也不容许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和救国会的成立，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敌视和压制。1936年10月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趋向高潮，尤其是运动的中心上海，与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结合起来，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此时，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政府既慑于日本的压力，又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感到惊恐，再也无法容忍，于是镇压开始了。
11月23日凌晨2时许，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因已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随后于12月4日移送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12月3日，史良去苏州投案，被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这一大爱国冤狱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各方面人士开展了营救活动，要求立刻将沈钧儒等七人宣布无罪释放。
国民党倒行逆施，非法逮捕救国领袖，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引起张学良、杨虎城的极大不满，决心为营救他们出狱而不惜一切进行努力。
此前不久，蒋介石于10月20日到达西安，亲自坐镇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行“剿共”内战。张、杨一再向蒋介石进谏，停止内战，把枪口对向日本侵略者，强调抗日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内战的结局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但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与申斥。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便商定对蒋采取“兵谏”行动。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这一条路。”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24)“七君子”事件发生，加速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进程
11月底，张学良派其亲信秘书应德田去上海公安局慰问“七君子”。应带了二箱桔子，化名“乔所欣”，见到沈钧儒等时转告说：“张学良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定”，(25)希望他们不要灰心丧气。与此同时，王炳南也去看望沈钧儒等人，并传达了重要口讯。沙千里说：“救国会领袖被捕，对张学良刺激很大，认为国民党自己不抗日，还要抓抗日的人。还有一件非常内部的事。王炳南是杨虎城身边的机要秘书，留学德国，在德国参加共产党，他是救国会成员，杨虎城决心干(指西安事变)，王炳南是起了作用的。我们被捕关在上海公安局时，他来看望我们，并暗地里对我们说，不要紧，过不了多少天就有新的大事情要发生。估计他是早参与西安事变的。”(26)
12月3日，张学良只身自驾军用飞机飞往洛阳面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请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稍后他在一次大会上说：“上海各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27)“他(指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请求。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固执不听劝谏，忍无可忍，便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却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28)张学良几次面诤“苦谏”无效，感到十分沮丧愤懑，加上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游行请愿，要求抗日，情绪异常热烈，给张以很大的触动，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事后张学良陈诉说：“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29)援救沈钧儒等爱国领袖，保护救国运动，实为引发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都说：“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30)“东北、西北军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七君子’事起，最后逼出西安事变。”(31)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要求，通过张、杨“兵谏”的猛烈形式出现。当日，张、杨通电全国，痛斥蒋介石国民党丧权辱国，背逆人心，残害忠良，说：“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32)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随后张、杨还与到西安调停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向蒋介石、宋子文提出，安排宋庆龄、沈钧儒、杜重远、章乃器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任职。(33)17日，蒋介石表示接受张学良提出的“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释放被捕七人”等四项条件。23日蒋又向宋子文、宋美龄表示：“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34)
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先安内后攘外”内战政策痛恨到了极点，停止内战，抗日民主，救国自由，都不能用通常发宣言、通电、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达到，必须用特殊手段强迫国民党当政者接受。“九一八”以来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至西安事变达到了顶点。“兵谏”无疑对蒋介石是一副清醒剂，他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不改弦更张，就无法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浪潮所吞没。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斡旋下，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宋子文达成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等协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在机场还对杨虎城说：“回南京后，实行(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救国会领导人等六项承诺”，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35)
蒋介石离西安回南京时，由张学良陪同护送。到京后，张即被扣，此时他仍然不忘要求蒋介石改组政府。据蒋介石12月27日日记记载：“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于特赦，并予以带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36)事后不久，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给予肯定性评价。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37)
四、救国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和主张
沈钧儒等七位救国领袖被捕后，对救国会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它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止活动，一些其他负责人和活动分子如胡子婴、钱俊瑞、徐雪寒等勇敢地负起责任来，继续坚持抗日救国工作。他们除了积极设法营救自己的领袖外，对于西安事变这个重大事件，救国会必须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当时情况不明，处于完全隔离的状况；救国会领袖又被关押在监狱，不准探视，无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南京的何应钦等武力讨伐派正占上风，箭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救国会内部极个别人出于义愤，也主张杀掉蒋介石，以平民愤。胡子婴等人开会研究，根据救国会“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一贯宗旨，凭他们自己的认识水平以及对当前局势发展的判断，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一方面肯定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爱国政治主张，同时表示不赞成武力诤谏的办法，并反对中央当局用武力讨伐张、杨。12月15日，救国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联合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表示赞同，但认为“扣留蒋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能为全国所赞同”；要求南京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38)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的当天，救国会又致电中央政府，吁请避免内战，指出：“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敌，而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9)
与此同时，杜重远也致电冯玉祥、孔祥熙，请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40)随后，他受熊式辉的急电邀请，星夜赴京商量善后大计。11月19日，他在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信中说：“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并提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41)
稍后，江苏高等法院侦讯沈钧儒等人，举出张学良八项要求相告，询问他们对于“兵谏”办法是否赞同，沈等答称：“此种‘兵谏’办法有引起内战，削弱抗日力量之危险，不能赞同。”(42)
胡愈之回忆说：“对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救国会内部不完全一致，有的人主张杀蒋。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何应钦已想趁机去掉蒋介石，由他们取代蒋介石统治。亲日派上台，只能扩大内战，加紧对爱国力量的压迫，‘七君子’的安全也更难保障。所以，我们救国会对西安事变的宣言中，坚持救国会的一贯立场，强调团结，明确提出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4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到南京后，救国会还发表了《为当前时局第二次宣言》以示庆贺，并要求政府立刻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恢复沈钧儒等领袖的自由。(44)
毫无疑问，救国会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态度和意见是正确的，是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一致的。如上所述，杜重远和救国会都曾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且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人尚被系于囹圄之中，他们丝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完全是从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考虑问题。
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对“七君子”的起诉审理与他们的答辩抗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的第三项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领袖，其它几项与救国会的主张复完全相同，而救国会又在事变前二十天有有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南京政府援绥抗日，且全救会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关系密切。既然这样，全救会显然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因此迁怒于沈钧儒诸救国领袖。CC首领陈果夫、陈立夫竟要求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幸为冯玉祥阻止。冯玉祥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人危险太大。”(45)“杀了沈等，救不了蒋介石，却堵死了与张、杨通声气的余地，此刻千万不可轻率从事，更不宜去轰炸西安，这样会玉石俱焚。”(46)但二陈仍觉不如此不足消心头之恨，说：七人关在狱中还是天天有人去探望，经常发表谈话，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危害民国，不杀彼等不足以消除祸患。冯玉祥说，这也容易，禁止他们会客就是了。二陈无奈，只好表示同意。当时南京政府司法部在给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一封密电说：“李公朴等案情节重大，兹值西安事变，人心浮动，其通电尤复淆乱听闻。仰饬看守所务加派看守，严密戒护，毋得稍涉疏虞。”因此从12月14日起，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顿时紧张起来，门口增加了宪兵和保安队，不仅朋友禁止见面，家属也不许探望，连他们看报都不准许。沈钧儒等意识到形势的紧张，在混乱的局势下，意外的牺牲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共同表示：如果国民党当局要将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要“一致的从容就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临刑时“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47)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已经停止，国内出现了和平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逐步形成，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发出了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保护救国运动，聚集人才的明确信号，南京政府已转到抗日方面来。救国会所倡导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业已出现，因此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七人必可无罪释放。然而，历史是曲折前进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存在，国民党虽已开始转变，但并没有彻底转变。4月3日。国民党当局仍然继续按其原来把一切爱国运动都叫做“危害民国”的老调子，加于“七君子”。江苏高等法院按照上面的旨意，炮制一份《起诉书》，罗织成“十大罪状”，向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其中之一即为“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指西安事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为害国。”(48)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人。6月7日，沈钧儒等七名被告和他们的义务辩护人张耀曾、江庸等二十一名著名律师，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一万七千余字的长篇答辩书，针对起诉书的谬误有力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并停止羁押。(49)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幕后策划劝降迫降活动，以判刑、进反省院悔过相要挟，要求沈钧儒等人放弃救国运动，但遭到他们的严词拒绝。江苏高等法院随后于6月11日和25日对“七君子”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将他们判罪入狱。在第一次审理中，审判长问沈钧儒关于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沈答说：“我觉得把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实在奇怪，请审判长向张学良调查。”(50)第二次审理，集中在救国会与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的关系上，救国会同张学良和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确有一定联系，在抗日救国问题的主张也基本相同，救国会的负责人曾督劝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西安事变绝非救国会所主使，更不是沈钧儒等几个身羁牢狱的人所煽动，而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事实昭然，人所公知。沈钧儒等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同检察官展开了激烈争论，几次气氛十分紧张。
审判长问：“你们要向张学良调查，是什么意思?”沈钧儒说：“我们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但起诉书硬说我们有重大关系，如贸然判罪，我们是不服的。”张志让律师起立发言说：“张学良所提救国会议与救国会主张救亡会议性质是否相同，应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有向张学良调查的必要。”(51)审判长问：“你主张建立统一抗敌政权是张学良改组政府的意思吗?”沈答：“救国会所有文件，从未提到改组政府，起诉书硬说我们与张主张相同是错误的。”(52)章乃器说：“在去年11月间，我们在报上见绥远抗战，所以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出兵援绥，同时也有电报给政府及傅作义，是要求一致出兵。”审判长问：“你们昨日具状请求调查证据是什么根据?”章答：“刚才检察官所说的西安事变是我们勾结而成的，有何根据，所以要请向张学良调查。”
审问邹韬奋时，检察官翁赞年起立发言：救国会电报在11月中发出，西安事变即于12月中爆发，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所以此次虽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起诉，但核诸各被告之行为，实有构成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三款之可能。(53)审判长递全救会给张学良电文给邹韬奋看，邹阅毕后大声说：“此电内容说请他出兵抗日，并非叫做兵谏，且全救会当时有同样电文给国民政府及傅作义、韩复榘、宋哲元，检察官何以不仔细看看。……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中所谓援绥究竟和西安事变有何因果关系。”(54)检察官哑口无言。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张为东北人，应出来打日本人；同时有电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西安事变是否由此电而起，请问张学良，此电是为了打日本人还是引起内战?”
史良说：“张学良八项主张有与我们相同的，中国人所受压迫相同，要求相同是自然的道理。”(55)“报上只注意致张电，而不注意给政府与傅作义的两电，又何以指张电即为勾结?因为内容是一样。”“电请张援绥为一事，西安事变又办一事，犹诸刀铺出售一菜刀，嗣购者竞以之杀人，刀铺售与之目的，实在供切菜，当然不负罪责。”(56)
刘祖基律师请求向张学良调查，张必能公正坦白作证。江庸律师说：“西安事变未彻底查清，将责任加在被告，实太冤了。主张是否一样，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然后再加比较。”俞承修律师提出，不仅要传讯张学良，而且要调查军法会审案，看张学良有无危害民国或全救会煽动的事实。这时，全体辩护律师二十四人激于义愤一致起立，向检查察官表示抗议，要求调查证据，法庭内空气十分紧张。审判长说：“此事要评议后再定。”检察官则说：“不用传张学良，询问笔录已够。”(57)“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58)刘崇佑律师接着说：“通电发表后，即有西安事变发生，且起诉书中说被告与张‘互相联络’，互相联络是‘互’，是谁去谁来，决不是一方面。‘勾结’也是两面相勾，既然相勾，须传张始能明白，否则含糊得很。”(59)
沈钧儒起立发言说：“勾结军人，应用危害民国罪第一条判处死刑，但蒙检察官‘宽容’，却用第六条。起诉书既说‘勾结’，但检察官侦察四月，罪证尚未确定，要请检察官彻底调查证据，我宁愿受国法处分。”(60)
不得已，江苏高等法院曾于休庭后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委会的复函如下：“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61)
这封复函援引张学良这段话，是张于1936年12月31日在军法会审时的供词，本文前已引述，因出处不同，只极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并无其它任何“互相勾结”的新证据和线索。这清楚表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基于他的一片抗日爱国赤诚，和对沈钧儒等爱国领袖无辜被捕，表示深切同情，并无其他。这就给那些利用西安事变来栽赃陷害“七君子”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江苏高等法院这种毫无道理和极不得人心的审讯，实际上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后来并未再开庭。
从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到6月苏州开庭审判，“七君子”案件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人们都明白，问题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争取救国自由，不仅关系救国运动的命运，而且“要影响整个民族的前途”。因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展开了较前一段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沈钧儒等人宣判无罪释放。由于“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战的局而业已形成。7月底，蒋介石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沈等释放出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周天度编：《救国会》，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 以上引文分别见《救国会》第84、88、89、106、90页。
③ 《救国会》，第121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95—205页，中央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⑤ 《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⑥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⑦ 徐彬如：《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页。
⑧ 《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⑨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⑩ 《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11) 《救亡情报》第27期，1936年11月22日。
(12)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46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孙铭九：《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杜重远》第206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胡愈之：《我的回忆》第2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 转引自《高崇民传》第8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5) 胡愈之：《我的回忆》第28、198页。
(16)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5页；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按：一说此次会晤在上海。
(17) 1978年10月11日、11月2日作者访问徐雪寒记录。见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访谈录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按徐雪寒1936年2月由钱俊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救图会组织部干事，部长是沈钧儒。
(18)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香港《明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68年9月。
(19)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38页注68，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王禹廷：《西说西安事变》第27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 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
(21) 米暂沉：《杨虎城传》第8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2) 周天度访问徐雪寒，见《救国会史料集》访谈录部分。
(23) 《杨虎城传》第95页。
(24)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40一141页。
(25)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6页。
(26) 1979年9月14日周天度访问沙千里记录，见《救国会史料集》访谈录部分。
(27) 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28)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30)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3日。
(31) 周恩来在双十二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未刊件。
(32) 《救国会》第219—220页。
(3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页。
(34) 宋子文日记，现存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
(35) 《蒋离陕前表示救亡具体意见》，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7日。参阅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3页。
(36) 宋子文日记，现存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
(37)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月，《毛泽东文集》第l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38)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39) 《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1936年12月18日。
(40) 此电见下引杜重远致杜月笙、黄炎培信中。
(41) 杜重远致杜月笙、黄炎培信，未刊，原信由作者保存。
(42) 《救国会》，第266页。
(43) 胡愈之：《我的回忆》，第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4) 《国难新闻》第1期，1937年1月11日
(45)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集》第82辑，第40页。
(46) 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救国会》，第463——464页。
(47) 《韬奋文集》，第3集第132页。
(48) 《救国会》，第235页。
(49) 《救国会》，第249、270页。
(50) 《救国会》，第283页。
(51) 《沈钧儒等案高院更新审理》，《时报》，1937年6月26日；《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52) 《时事新报》，1937年6月27日。
(53) 《大公报》，1937年6月26日。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1931年1月31日公布)第一条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其第三款为“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第四款为“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见《国民政府公报》第688号，1931年2月3日。
(54) 《沈钧儒等二次庭讯供词(三)》，《时事新报》，1937年6月28日。
(55)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56) 《沈钧儒被诉案苏高院昨日竟日审讯》《时事新报》，1937年6月26日；《时报》，1937年6月26日。
(57) 以上均见《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58) 心炎：《“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国民》(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2日。
(59) 《更新审理沈钧儒等案》，《立报》，1937年6月26日。
(60) 心炎：《“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国民》(周刊)第1卷第9期，1937年7月2日。
(61) 1937年7月24日李公朴日记。参见前引文。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