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左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颖 潘敬国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转变了政策，停止了内战，开始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事变中积极活动，对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捐弃前嫌，“以国为重”，积极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国民党左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斗争中，无论是政治观点还是个人恩怨，都与蒋介石有着极深的矛盾，积怨很深。宋庆龄、何香凝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就公开反蒋，并拒绝与蒋介石集团合作。宋庆龄还在1931年发表宣言，痛斥“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②宋庆龄、何香凝等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的领袖，亲身经历过战友邓演达、杨杏佛等人被蒋介石杀害的悲痛，也正处在沈钧儒等“七君子”被蒋介石拘捕入狱后的愤慨之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她们是深恶痛绝的。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坚决要求抗日。他在1933年发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活动。但是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压迫下，同盟军最终失败。作为坚定的抗日派，冯玉祥是始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的。
李济深曾被蒋介石利用欺骗手段软禁于南京汤山。获得自由后，他先后参与发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从事反蒋活动。他还与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从上可以看出，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集团有着根本不同。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并深受蒋介石的打击与迫害。但是出于民族大义，也是由于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国民党左派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思想转变。因此他们能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作出反应，积极要求政治解决，从而起了很好的作用。
宋庆龄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知道了消息。她迅速通知何香凝，表示要飞赴西安，以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她还通过救国会发表宣言，一方面支持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希望张、杨能在蒋介石答应抗日后释放蒋介石。事变后期，宋庆龄又通过秘密渠道帮助中共代表潘汉年到南京与宋美龄谈判，以促进西安事变的最终解决。③
冯玉祥是在事变发生后首先主张释放蒋介石、倡导和平解决的。④他在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13日两次致电邀其入陕“共商大计”时，于13日回电，提出四点主张，要求张杨“先释介公回京”，表示“祥可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西安，”“以为释回介公的保证。”⑤14日，冯玉祥发表谈话，表示要“沉着奋斗，克尽职守，为保护领袖与捍卫国家而努力。”⑥冯的回电与谈话，表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解决的态度，为释放蒋介石、促进事变和平解决起了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时，李济深正在广西梧州，他是在14日夜里才知道事变发生的。对于事态的发展趋势，李济深认为“一是酿成内战，一是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因此希望“走后一条道路。”⑦15日、18日李济深两次发表公开电，主张集中“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⑧16日，他与李宗仁、白宗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⑨他还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的安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也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主张，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国民党左派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能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摒弃个人恩怨，实现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转变，赞成保蒋安全，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二、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造成了和平解决的形势
西安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不明详情，议论纷纷。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左派表明和平立场，积极联络各方面的力量，从而稳定了局面。
为了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庆龄、何香凝等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其它十七个团体，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救国主张，“希望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以挽危亡”。⑩ 16日，救国会再次发表紧急宣言，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恢复蒋先生的自由。”，(11)要求当事双方和平解决。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是救国会的领袖，她们的意见决定了救国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同时由于宋、何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全国人民心中具有极高的声望，他们的言论也直接影响了舆论的导向。
在国民党中央，冯玉祥利用其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地位，奔走四方，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冯玉祥在事变当天知道消息后，于当晚邀集李烈钧、张继、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在其家“商讨急救办法及目前应办事项。”(12)其后，他一方面与宋美龄、孔祥熙、孙科等主和派积极联络，协商对策。另一方面，又与马相伯、杜重远等社会名流保持接触，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影响为事件的和平解决做出努力。同时，为了稳定局面，冯玉祥派邓鉴三、韩多峰等先后北上，晓谕老部下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拥护统一”、“拥护中央到底。”(13)冯玉祥还联络陈策、刘湘等人，并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告知“蒋公居陕，诸称安适，决无危险。”(14)当广东的余汉谋、黄慕松摆出讨伐的姿态时，冯又尽力劝阻。冯玉祥还对驻浦城的戴民权、驻新乡的庞炳勋等将领加以安抚，及时制止了他们的讨伐行动。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在事变中利用其地位和声望，不但团结了主和派，而且与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界沟通了思想，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南，李济深也在为稳定局面而努力。15日和18日李济深两次致电林森、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何应钦、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白崇禧和各军总指挥、各省主席，指出“若再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5)他还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通电，提出五点主张，要求“用政治解决”，主张“统一抗日战线”、“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的政府”等。(16)李济深还致电张学良，要他一定保护蒋的安全，以达成一致抗战目的。考虑到事变各方的态度，李济深又连写四封信，分别给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吴稚晖等人，希望事件和平解决。同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派徐午阳赴西安，李济深、蔡廷锴还写信给在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并转毛泽东、朱德，提议“迅速召开全国政治会议，共商国是。”(17)在整个过程中，李济深与川、桂、粤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络，反对中央军的讨伐。由于李济深等在西南有极大的影响，他们要求和平解决的主张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从而稳定了西南的局面。
在国民党左派及中共等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没有造成社会动荡、内战再起的局面。社会各界通过他们的宣传很快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稳定了人心，安定了局面，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与主战派斗争，要求政治解决，反对讨伐西安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何应钦等人主张轰炸西安、武力讨伐张、杨，并得到了众多黄埔系将领和许多中央大员的支持。冯玉祥、李济深等则为此作了坚决的斗争。
事变爆发后，何应钦隐瞒真相，以期达到其讨伐西安的目的。冯知道后痛斥；“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岂可得乎?”(18)并指出如“激于一时的感情” “立即出兵讨伐”，“内战必不能免”。(19)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等不同场合始终坚持反对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并与主战派做了不懈的斗争。13日孔祥熙、宋美龄回南京，冯玉祥与孔、宋联系，意见达成了一致，加强了主和派的实力。当主战派欲强行用兵，轰炸西安时，冯玉祥忧虑地表示“内战万不可有，否则日本乘机进攻，国家岂不亡者欷!”(20)由于国民党中央决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21)主战派取得了优势。因此，冯玉祥甚至还设想秘密离开南京，出走山东，依靠韩、宋的实力，迫使南京对西安罢兵。(22)冯玉祥等主和派的斗争牵制了主战派的行动，缓和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促进了宋美龄等飞赴西安。
在西南，李济深等也表示了反对武力讨伐的态度。在16日夜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等的联名通电中，李济深要求“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往绥远前线。”(23)在18日的电文中，李更是责问南京的主战派“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24)李济深还给主张讨伐的张群、吴稚晖等人写信，“力陈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不能轰炸西安，不能再打内战的利害。”张群看了信后，感慨道：“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25)李还联络西南各地实力派，试图在事变无法和平解决时支持张学良，以造成“南京孤立”，并在“何应钦去打张学良时”，“出兵南京”。(26)由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而且长期以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能促进各地方实力派不趁乱而动，策动他们要求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无疑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宋庆龄、何香凝等也表示反对中央武力讨伐。她们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在15日、16日发表《紧急宣言》和《致国民党政府电》，“坚决反对自相残杀的内战”，反对“想用武力讨伐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并提出“反对内战，扩大抗战”的口号。(27)
在西安事变中和与战的斗争，不仅是如何解救蒋介石的策略的问题，而且是抗战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团结党内主和派，发动全社会力量与主战派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主战派的行动，使西安事变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内战，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四、积极活动，促成宋美龄等飞赴西安，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一环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由于她顶住压力，飞赴西安，对蒋介石晓以大义，使蒋介石明了南京“戏中有戏”的内情，促使了蒋改变态度，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宋美龄飞赴西安之举，也是与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分不开的。
12月13日宋庆龄在上海得到消息后，认识到“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国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因此她立即约来救国会干部胡子婴准备“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28)此后宋与胡步行到何香凝处邀何一同去西安，何香凝也表示赞同。但是由于当时南京政府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轰炸西安，宋、何等无交通工具，而没有成行。宋庆龄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与宋美龄后来赴西安的行动相关联的。她们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却坚定了宋美龄飞赴西安的决心。
宋美龄欲飞赴西安的想法同样得到了冯玉祥的支持。14日，宋美龄拜访冯玉祥，表达了想飞赴西安的想法，冯表示支持。冯的夫人李德全表示愿意陪宋去，冯也同样表示了赞同。(29)由于主战派在国民党中央已占了上风，冯对宋的支持也就成了宋美龄在中央能得到的有限支持之一。
李济深在西南同样支持宋美龄飞赴西安之举，在他给宋庆龄、何香凝的两封信中，他都表示了“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务期达到和平解决，不引起内战”的想法，这与宋、何、冯等的想法不约而同。
国民党左派在宋美龄飞赴西安的问题上，是她坚定的支持者。这种支持增加了宋美龄飞赴西安的勇气，促成了宋美龄、宋子文等飞赴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等飞赴西安，力劝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12月24日，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集中各方面的人才，容纳抗日主张”。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从发动到解决，形势扑朔迷离，矛盾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左派不计个人恩怨，要求释放蒋介石，反对武力讨伐西安，呼吁和平解决。国民党左派磊落的胸怀是值得尊重的。他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单位：张 颖，北京外国语大学
潘敬国，中央文献研究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② 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0日第一版。
③ 宋庆龄基金会：《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1931—1937年宋庆龄在上海》，北京：《人民日报》1992年2月16日第5版。
④ 参见陈汉孝：《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北京：《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84—304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196页。
⑥ 冯玉祥：《冯在南京第二年》，桂林：三户图书社1937年版，第137页。
⑦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312页。
⑧ 桂林：《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1日第一版。
⑨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第一版。
⑩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第一版。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12) 陈兴唐等：《从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南京：《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第112页。
(13) 中国第二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页。
(14) 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5)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李济深诗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16)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第一版。
(17) 杨德华：《穿针引线》，《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8)陈兴唐等：《从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南京：《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第112页。
(19) 冯玉祥：《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桂林：三户图书社1937年版；第3页。
(20) 陈兴唐等：《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南京：《历史档案》1985第2期，第115页。
(21) 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3日第一版。
(22)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23)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5日第一版。
(24) 桂林：《桂林日报》，1936年12月24日第一版。
(25)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13页。
(26) 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略历》，《李济深诗文选》，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182页。
(28) 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29) 中国第二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9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