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王惠宇
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受到法西斯侵略的严重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联采取了在远东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部的德国，从而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苏联基本上实现了这一总体战略意图。这一历史时期，中苏关系呈上升状态。苏联对中国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构成其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仍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
苏联认为日本进攻中国东北，是对苏作战总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在向远东集结军队严阵以待的同时，在外交上调整对华政策，希望通过改善中苏关系来粉碎日本的侵苏图谋。1931年9月2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与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会晤时，主张以日本侵华为契机改善两国关系。但当时国民党“中央要人亦鉴于正在努力剿共，对中俄复交后应付共党及苏联在华宣传赤化等事，颇多顾虑”，①直至淞沪抗战失败后，国民党内“联苏制日”的主张才开始受到重视。1932年12月12日，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复交后两国关系并无明显改善，这种外交上的平淡状态一直持续到1935年。
造成这种情况的的原因有二。其一，苏联远东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其边境安全，实现避战自保，所以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向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声明对事变采取“不干涉政策”。不仅如此，苏联还向日本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遭到拒绝。1933年，苏联单方面决定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于1935年正式成交。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刚刚复交的中苏关系的发展。其二，国民党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担心联苏影响其“剿共”。 “在中国，有许多人认为，‘莫斯科的手’伸向了武装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并且给予支持。”②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多数领袖，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戒心，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非常警惕，认为这些活动完全受命于莫斯科。”③可见，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政府之间关系发展的障碍。
苏联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指出中国应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共同团结抗日。在同国民党政府接触的过程中，苏联对有关中共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如在中苏复交谈判中，中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希望苏联禁止驻华代表参与中共的活动，但苏联政府坚持在复交后再讨论其他问题，未接受其提议。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以《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由于这一宣言申明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制度均不能适用于中国，苏方认为这无异于“对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上插一刀”，④拒绝接受。蒋介石转而要求苏联政府协助他完成与中共的统一。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政府拥护中国的政治统一和政治稳定，但拒绝充当中间人，希望由国共单独谈判解决问题。
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有意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但在公开同国民党政府恢复关系和谈判的同时，它也没有放弃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克里姆宫的领袖，一面同各国增进友好的关系，同时却希望各该国内活动的共产党成为苏联政府的工具，甚且为苏联的联盟。”⑤苏联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到底哪一方能承担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能引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在30年代前半期，苏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和选择。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了解主要依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中国苏区代表周和生在发言时称中国“苏区占有的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里，人口有五千六百万”，“现时的红军有五十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部队”。⑥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虽然中国红军，在一九三四年秋，在敌人占有优越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下，不得不放弃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可是现在红军在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湖南及湖北六省占有广大的区域。正规红军虽已退出江西苏区，但游击队仍在那里活动。现在红军的战线已延长到一千公里之远，再加上红军具有极好的机动性，更使红军不易受敌人之攻击”，⑦从而得出中共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的结论，在大会上同意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为了在西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能给予支援。共产国际和苏共政治局多次讨论了关于对中共的援助问题。1936年8月，共产国际派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指示中共迅速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运送物质援助。中共随即做出西占兰州、北进绥远的计划。8月25日，中共给共产国际拍电报请求批准其攻占兰州的计划，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对付国民党的防御工事。9月11日，苏共政治局做出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⑧但由于红军西征失利，11月，苏联提出改变从蒙古经绥远的路线，而改为走新疆经哈密。共产国际派遣陈云率五人组去新疆准备运送武器。12月2日，苏共政治局做出决定，为中共提供1166吨箱装货物，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会在拨出200万卢布以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⑨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不仅仅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考虑的。从苏联的战略地位考虑，在中国西北建立一个缓冲政权有着特殊的意义。从1935年1月开始，沿苏联和外蒙古边境同伪满洲国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到1936年2月，已经有炮兵和装甲部队卷入。日本在内蒙古的势力迅速增强，1935年底，德王与日本结盟，煽动内蒙古独立的呼声日高。在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结盟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下，在中国西北建立一个中共领导下的政权看起来能够有效地阻止日本对苏联的进攻。
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事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发生急转，对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极尽谴责，并通过共产国际影响中共力求和平解决事变。以此为转折点，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和日本均认为事变与苏联有关，苏联政府的态度引起各方关注。12月13日下午，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会见苏联驻南京代办斯皮礼瓦尼克，“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⑩对此，苏联迅速做出反应。12月14日、15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申明事变与己无关。苏联因担心事变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害怕被牵连，进一步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表示：“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对于蒋廷黻提出的“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而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此乃显明事实”，李维诺夫干脆答称“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无关”。(11) 12月19日，又派驻华使馆代办斯皮礼瓦尼克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系，苏联政府与中国共匪亦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12)
实际上，苏联十分清楚中共与张、杨的密切关系，并深知自己的态度必然为中共所重视。在通过宣传舆论表明态度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直接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张、杨，引导和平解决事变。12月16日，共产国际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要和平解决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完全出乎中国共产党和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意料。为什么苏联态度与此前的对华政策大相径庭呢?首先，1936年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3月，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进占莱茵河地区。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公开支持佛朗哥叛军。更为严重的是，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而且，在该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日本政府重新制订对华政策，对南京政府采取“引导其走向‘反苏附日’”(13)政策。协定签订后不久，日本建议中国加入这一反共协定。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很可能被拉进德日的反苏集团。如果说30年代前半期苏联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在自己不与其关系过近的情况下抗日，那么，现在形势已迫使苏联不得不与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1935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联合阵线的构想中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联合阵线的核心的，并没有包括蒋介石及其军队。但这一构想是建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力量的不切实际的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陈云、潘汉年等人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全面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失利的情况。共产国际和苏联了解到红军长征后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意识到过去对中共实力的估计过高，从而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设想。在处理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问题时，把重心转到了蒋介石身上，指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订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共联合计划。1936年5月，共产国际修正了七大的路线，在中国用“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维持和平”取代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讲话指出：中共应设法“让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同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14) 8月初，潘汉年到达保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建议中共应号召立即结束内战，同国民党开始谈判建立统一战线。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15)正是在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建立国共联合阵线，并派潘汉年开始同南京方面谈判。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36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和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平衡外交。1935年中苏谈判期间，中国同日本的谈判也在进行。但日本步步紧逼，提出在中国政府各部门中安排日本顾问等过份要求，与此同时，中国的反日运动也日渐高涨。这时，蒋介石也认识到从英美等国得到援助的可能性不大，遂加紧联苏的步伐。1936年10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并指示其进行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苏联及时接住了国民党政府抛过来的“绣球”。蒋廷黻与鲍格莫洛夫于12月初开始谈判。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现在准备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可以向中国提供贷款用来购买苏联军事装备。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廷黻和鲍格莫洛夫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苏联非常担心其与中国联手制日的计划因中国内部形势变化而告失败。如果蒋介石被杀，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很可能落到亲日分子手中，这样的中国将推行对日彻底妥协、与日联手反苏的政策；而且，事变有可能导致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而一个分裂混乱的中国将无法抵抗日本侵略。苏联的利益要求一个强大统一并对苏联友好的中国。此时，苏联将蒋介石看成决定其对华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既不是亲日派，也不是亲美派，他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各派持中派立场，在党内各种势力中搞平衡。他是国民党中最有影响的、公认的大人物，同别人相比，他在拥护继续抗日方面比较坚定。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对蒋介石虽无好感，但认为同他保持正常的公务联系，并尽可能对他施加影响还是符合目的的。莫斯科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如极左或极右极端主义者解除了他的权力，这符合日本的心意，而对中国和苏联都不利。”(16)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斯大林得知中共党内有杀蒋的呼声时，十分震怒。他在12月14日深夜零时打电话质问季米特洛夫西安事变是否是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发生的，并对主张杀蒋的王明表示了极大的愤怒。(17)次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于16日决定了给中共回电的主要内容。在这份电报中，谴责了张学良，指示中共和平解决事变。斯诺在谈到苏联的这一立场时指出：“无疑，斯大林想救出蒋介石，是由于怕没有蒋介石，国民党将军们会一怒之下转而与日本人联合，成立反苏同盟。”(19)
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苏联因其在事变中反对张、杨，支持国民政府的表现赢得了国民党领导人的好感，增大了中苏谈判的信任基础，两国政府间的关系迅速发展。同时，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发挥作用，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苏联已经将国民党视为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中国全部工商业和文化中心以及全部经济发达地区，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同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外交关系。而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最落后的、人口稀少的农业区为根据地，没有工业，没有交通设施，在国际上也很孤立。对苏联来说，地缘政治观念和战略上的考虑，超越了因支持中国革命而与蒋介石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苏联认为日本的威胁比国民党领导人对苏联的敌视更加危险。苏联很清楚，“通过中共起作用的一点点尝试有可能扩大中外反共、反苏分子的队伍，并导致他们联合起来反苏、反共”，(20)因此，其对华政策的天平倾向了国民党一边。
但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抗日形势的发展。苏联深知，只有中国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坚持长期抗战；而中国抗日力量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则意味着苏联对华政策的失败和其远东安全环境的恶化，苏联绝对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在处理国共冲突问题时，苏联既反对蒋介石消灭中共，也不赞同中共采取激化与国民党关系的行动。为使中共能配合其对华政策，苏联通过为其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21)同年11月，共产国际派王明、康生等人回国执行新的方针。行前，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们，指出目前“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22)同时，苏联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内政治、军事冲突，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将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不得进攻中国共产党，不得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其根据地”等要求。(23)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正式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中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过去史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全部都给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援助只是精神上的。近年来关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问题也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有专文论述。(24)但从其援助的程度上来看，同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从七七抗战到1939年，苏联总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5亿美元，(25)用于中国向苏联购买战争最需要的飞机、坦克、汽车、火炮以及各种枪械、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此外，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军事工程专家以及空军志愿飞行员来华协助抗战。这些人力物力支援都是提供给国民党政府的。而从1937年到1939年，能够查证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款项一共只有两笔，第一笔为]938年2月，苏联决定援助50万美元，(26)第二笔是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时带回30万美元，(27)此外还援助了一些印刷机械。(28)而且这些援助多是共产国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出发为中共争取的，对此，苏联并不十分情愿，甚至是勉强的。由王稼祥带回的30万元，就是共产国际从自己的外汇中拨出的，季米特洛夫担心在当时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八路军，不是真正的帮忙，而是帮了倒忙。(29)1939年4月26日，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五一”告人民书》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说：“季米特洛夫同志常常向我们提出对中国同志提供各种援助的问题，完成这项任务将使我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方面处于困境”。斯大林则表示：“我们作为国家应该帮助中国这个国家。这必须保留下来，不然将对中国人民的斗争不利”。(30)这里的国家显然指的是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
苏联的援助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6月和8月，蒋介石两次给斯大林写信感谢苏联援助。他写道：“由于您领导下的苏联全体军民的深切同情，给予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我们能够进行长期的解放斗争”，“对于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卫战争的、处于孤立状态的军队来说，苏联是惟一为解放被压迫民族而斗争的国家”。(31)
这一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但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共冲突埋下了伏笔，鼓励了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数次发动反共高潮，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消极影响。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
①尹若夫：《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与苏俄》，1933年第1卷第2期，第18页。
② [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③ 天津编译中心编：《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上)，中华书局，1997年，第251页。
④ 《苏联外交文件》第19卷，第270页，转引自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⑤ 朱茂榛：《一九三四年苏俄内政外交之转变》，《中国与苏俄》，1935年1卷2期，第6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67页。
⑦ [苏]曼努意斯基：《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沈阳，东北书店，1949年，第53页。
⑧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⑨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⑩ 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126页。
(11) 《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之密报》(1936年12月17日)，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534页。
(12) 《苏联大使馆代办斯皮礼瓦尼克之声明》(1936年12月19日)，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535页。
(13) [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11页。
(1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1936—1943) (1921—1936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15)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1936—1943)，(1921—1936补编)，第9页。
(17) [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65页。
(18)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9—50页。
(19) [美]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20) [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59页。
(21) 马贵凡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19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79页。
(22)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0页。
(23) [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第260页。
(24)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25) 参见李嘉谷：《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26)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4页。
(27)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28)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29) 参见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190页。
(30)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94页。
(31)沈志华、徐天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15、717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