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叶文益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1936年12月，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东北军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民族利益为重，向蒋介石痛陈大义，反复苦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俱遭拒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就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问题，试作论述，以求诲正。
一、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止息了国共两党历时十年的内战，使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
国共两党关系，展现出“柳暗花明”的前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在此期间，国民党以其掌握的全国政权力量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入侵的日寇不抵抗，而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则视若寇仇，调集军队，大加挞伐，重兵“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蒋介石看来，倭寇入侵与“剿共”相比，“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信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①于是，不惜血本大举“剿共”，实行内战，把“剿共”作为国民党军队“唯一重大的使命”。②而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大屠杀的血泊中奋起之后，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顽强地领导红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围剿”。从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围剿”与反“围剿”就成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成为国共两党分裂时期在军事上对立关系的集中表现。尽管国民党依仗其几百万军队对幼小的红军的“围剿”屡遭失败，但还是不断进行下去。因而致使“‘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③尤其是在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百万大军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从天上到地下，四面八方围迫堵截只有10万余人的红军，其结果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其失败，于1936年10月下旬匆忙赶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为动员下级军官执行其命令，蒋还特意到王曲军官教导团讲话，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对于“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④蒋介石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是在发布大规模剿共内战的动员令。直至1936年11月西安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仍漠视民意，声称继续“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而对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置若罔闻，竟然集中260个团的兵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全红军消灭。中共中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主力于甘肃省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多旅，粉碎了蒋介石的痴梦。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⑤可见，从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前，国共两党关系尖锐对立，内战迭起，连绵不断。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为祸之烈，实属罕见。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各界民众均纷纷致电表示支持和拥护。他们呼吁：“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消耗国力，授敌以可乘之机”⑥，要求“当此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谁都应当捐除一切的成见和宿嫌，服从整个民族利益”，“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民族的罪人”。⑦在这民情沸腾的形势之下，遭受扣押的蒋介石从事变中感悟到民意之不可侮，只有停止“剿共”内战，一致对外，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是唯一得民心的良策。倘若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政策，势必为国人所唾弃，自促其亡，因而不得不当面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⑧对于蒋介石“剿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是西安事变的功劳，他曾有过这样的评述：“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⑨当时，中共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蒋介石对日寇、对共产党人态度的转变，及时地将对蒋的政策进行了修正和调整，由原来的“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对西安事变力主和平解决，化敌为友。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共对团结抗日的诚意。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再次呼吁：“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并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还提出，如果国民党能将上述要求定为国策，中共愿作如下保证：(1)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力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抉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⑩此后，中共还先后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非常明显，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国共两党之间尖锐对立，成为互相斫杀的“死对头”，而且这一严重的对峙，历时长达十年。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才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党停止了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使国共两党关系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原来形同水火、兵刃相见的国共两党，为了挽救民族生存而重新走到了一起，原来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国共两党关系，开始展现出“柳暗花明”的新气象。正如毛泽东于1937年3月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时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和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等地步”。(12)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促进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兴起，使全国各阶级、阶层
和政党的力量在抗日的旗帜下得以重新整合，从而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
从表面上看，西安事变是以突邃的“兵谏”形式发生的，似乎带有偶然因素，但是只要深入地探究西安事变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和国内外形势，就不难发现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它是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必然产物。
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就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呐喊疾呼。1935年，日寇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全国各界民众在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下，更是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在此国难当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各党各派各军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的《八一宣言》，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36年5月，各民主党派组织联络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并发布了成立宣言，明确提出以“促成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制定共同抗日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13)为主要任务。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趁蒋介石要剥夺他们对两广的实际控制权之机，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逼蒋停止内战，对外抗日。“两广事变”的发生，虽然有蒋介石与粤、桂方面争权夺利的因素，但它毕竟是地方实力派对蒋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的实际行动。“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关系。在“两广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曾对广西驻西安的代表刘仲容说：“只要是抗日，一定支持。”(14)张学良还派解方去广西，表示非常支持两广的抗日主张，并征求对东北军配合的意见。“两广事变”尽管昙花一现，但张学良与桂系双方都加强了密切的联系和信使往来。这说明了“两广事变”已为“西安事变”伏下了契机。从西安事变前全国的形势来看，当时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是何等之强烈。可以说，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亡的怒潮，以及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15)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全国各界人士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中共中央得悉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后，态度鲜明，立即表示支持。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16),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将会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表示拥护张、杨的爱国主张。以宋庆龄、何香凝为执行委员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于事变当天即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并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坚城团结，共赴国难，藉挽危亡”。天津各救亡团体、青岛市纱厂工人联合会和内蒙青年义勇军等，还派出代表专程赶至西安，向张、杨表示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李济深在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文中，也批评国民党政府欲对张、杨实施报复之举动，称：“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邃加讨伐，宁不愿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念大局，收回成命，国家民族，实利赖之!”(17)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也喜形于色，于12月19日致电张学良，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表示理解和支持，说：“推原兄之初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18)据统计，西安事变后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一千多件；而在事变发生的所在地西安，竟有“卅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19)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有助于民族御侮力量的汇聚和磨合。众所周知，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至西安事变前这十年间，整个中国大地内战迭起，内耗严重，根本谈不上对入侵之敌组织有效的抵抗。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寇的侵略更是得寸进尺，中国“国土日蹙，国势日衰”，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20)然而，要发动全民族的抗战，就必须促成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各军的团结与合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此后，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不够广泛，力量也不够强大，因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21)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倘若能促使国民党及其军队转变其政策，加入到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的意义。西安事变之后，上述的状况才有了改变。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才促使全国各党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有效的整合和协调，特别是国民党领导下的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加入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创造了前提条件。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可以说是—次为了民族存亡的伟大壮举。它不仅更进一步唤醒和动员了全国的民众，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而且还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使全民族各阶级、阶层和政党的力量团结汇聚在抗日的旗帜下，并得到了重新的整合，形成了共同对外拒侮的合力，从而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
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揭开了全民族抗战悲壮历史的帷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全民族抗战史上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爆发时，风云突变，险象环生。从当时的情况看，西安事变的发生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内战局面。因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其事变本身在客观上将西安置于南京政府的敌对地位，这就会进一步促使了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采取更为严厉的军事行动，新的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二是如果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那将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有可能促使国共两党关系出现新的转机，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当时，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在解决事变方式的抉择上，坚决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的发生，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不懈的努力。实践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符合民族的利益和广大民众的愿望的。它既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策略方针，也离不开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的远见眼光和不计旧仇的宽大胸怀，使得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广大民众心感钦佩。当时，广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祟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还有抗战将领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对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都是赞同的，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探明大义所给予的支持，更是感动不已。张学良尤其钦佩周恩来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的才能，他感到有周恩来在西安协助他处理问题就有了依靠。杨虎城也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22)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他们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地方实力派人士还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期尖锐对峙的局面，加快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步伐，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正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促成了国共两党关系走出困境，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而又正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所以，揭开全民族抗战新的历史阶段，肇其始者正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民族觉醒的新时期。此后，当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在中国的白山黑水，长城内外，中原大地，南海之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送其郎，共赴疆场，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194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23)毛泽东也曾说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24)
很难想象，倘若西安事变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是取之“非和平”的其他方式，那中国社会将仍然处于内战的灾祸之中。西安事变实现了和平解决，则改变了中国“内乱”的现状，使中国社会从内战的漩涡中摆脱出来，开始步上全民族抵御外侮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全国人民的团结，改变了以往民族力量形如散沙，骨肉相残，内耗严重，未能形成一致对外合力的状况，开始出现了百年未有过的全民族一致抗战的新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对于这一点，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自经此次事变(指西安事变——引者注)，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威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25)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促使一个内战频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聚集内部力量一致对外的中国，实现了全面抗战，由此中国革命发展也进入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所以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抗战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
四、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要求，体现了“民意不可侮”的强大
威力，为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既反映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民族大义和凛然正气，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智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西安事变顺应历史潮流，合乎民意要求，是一个体现“民意不可侮”强大威力的典型事件，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事实告诉人们：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决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控驭和逆转的，而人心向背所形成的潮流，却始终主导着社会前进的总趋势。我们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产物。它的和平解决，也是中国人民期盼“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而促成的。这是当年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而当年蒋介石别具心肠，试图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阻滞和改变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要求，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反而对内实行法西斯一党专制统治。不仅“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调遣重兵“围剿”工农红军，扩大内战，而且还千方百计破坏和镇压国内的抗日救国活动，摧残爱国人士，制造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逆历史潮流而行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到头来却遭受了“兵谏”的警诫，尝到了“阶下囚”的滋味。因此，从西安事变这一事件当中，人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历史启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民心的向背所形成的社会潮流，始终主导着社会前进的总趋势。这种历史的发展潮流，奔腾向前，势不可挡，决不是个别人的力量所能主宰和控驭的；而这种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也决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意愿所能改变和逆转的。
第二，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事实也告诉人们：民族危难关头，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冲破任何阶级间的隔阂或对立，可以化解任何阶级间的积怨和仇隙，化干戈为玉帛，同赴国难，共御外侮。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和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它一方面表现于人们对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它也表现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凝聚力和一致性。当自己的民族文化遭受外来暴力破坏之时，每一位爱国者都会表现出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而这时候任何的媚敌资敌、残民祸国的行为，别说是富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即使是封建统治者也为之不齿。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转变过程，正是爱国主义情操在起作用，它印证了中国社会一切要求抗日的阶级、阶层和政党，最终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挽救危亡。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联蒋、拥蒋抗日；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也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最终也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的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联共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的利益，也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自己宝贵的生命；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宋庆龄、何香凝等，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明确支持中共立场，力主和平解决方案。她们二人历来鄙视蒋介石，但为了国家民族大局，她们捐弃前嫌，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毅然相约欲同赴西安施行调停之责，后因交通工具不能解决而未能成行……显而易见，只有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致，才能救祖国于危亡，挽狂澜于既倒。在国难当头，正是由于各不同阶级、阶层和政党怀有爱国之心，以民族利益为重，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做出的不同程度的重大让步，才能消弭内乱，化仇为友，共同御敌，也才能奠定了民族团结以至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坚实基础。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的事实还告诉人们：无论是抵抗外来的侵略，还是实现国家内部的统一，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战胜外侮，完成统一大业。西安事变之后，之所以能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就是缘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进一步激发起全民族的抗日热忱，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全民族的团结，形成了强大的抵御外侮的力量，才能掀起全民族抗日的汹涌洪涛，也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仍是我们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包容性。抚今思昔，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全民族的团结，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其意义重大，功绩显著。它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华夏大地历时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并在抗日的旗帜下，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从而为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而当年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① 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3年4月6日。
② 蒋介石：《现代军人须知》，1933年7月23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93页。
④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1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2页。
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致国民党政府电》1936年12月16日。
⑦ 《全图各界救国联合会紧急宣言》1936年12月15日。
⑧ 《周、博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
⑨ 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⑩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36—23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3页。
(12) 《新中华报》，第342期，第3版。
(13) 《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见《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出版。
(14) 《广西文史资料》，第九辑，第52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6页。
(1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333页。
(17) 《西安事变》(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92页。
(18) 《刘湘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9日。
(19)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20) 《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1936年10月26日。
(21) 《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65页。
(22) 转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出版，第381页。
(23) 《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2月13日。
(2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7页。
(25) 《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