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铣电真伪，促进两岸统一
胡志伟
至今未见“铣电”原文
近代著名史学家梁任公有云：“我国两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积年愈久，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谈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途，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的历史教育，乃正类是……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①
梁任公上述语录，历80年，仍不失为至理名言。我们的图书馆愈盖愈豪华，藏书数以亿计，史料浩如烟海，但取沙弃金，在所不免，西安事变研究的偏差，就是典型例子。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的党史、历史教科书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侵袭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以致作了蒋的“替罪羔羊”。这一观点长期重复施教，影响远及港台海外。既然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日寇持不抵抗主义，所以中国人民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史上所占份量很轻，外国史学界迄今对付出最惨重代价的中国十四年抗战史实漠然置之，而三千万抗日殉难的中国军民的鲜血几乎白流了!
研究西安事变的著作及有关张学良的传记作品，目前已有二百多种，论文则数以千计，多数是说张学良为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背了黑锅，至于“不抵抗”三字典出何处，大多数著作是辗转摘抄，语焉不详——未注明出处；部份著作注明出处，但都是二手，甚至三手、五手传闻，连孤证都不够格，更无旁证，然而反证却很充份。姑择其若干传闻解剖之：
一、《张学良世纪传奇》，这是有关张学良的书籍中销售量最多的一种，其山东版卖了几十万册，还荣获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2002年全国畅销书历史类一等奖”。书中谈到了“铣电”和“石家庄秘密会谈”②。
二、《张学良传奇》，提及“铣电”③，但无注。
三、《张学良与阎锡山》，提及“铣电”④，但无注。
四、《张学良大传》，提及“铣电”与“石家庄秘谈”⑤，但未注出处。
五、《张学良传》，提及“铣电”⑥，注明典出洪钫的回忆录。
六、《张学良生平年表》，提及“铣电”⑦，注明典出洪钫的回忆录。
七、《张学良秘史》，提及“铣电”⑧，注明引自容斋的《金陵旧梦》，页168。
八、《张学良评传》，提及“铣电”⑨，注明引自容斋的《金陵旧梦》，页168。
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提及“石家庄秘谈”，又加上一段“据曾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曾一夜给南京的蒋介石打了十几次电话，请示对事态的处理方法。蒋介石每次都回答没什么事，处之泰然，不许抵抗，指示要把枪收起来，仓库上锁，全部检查之后，交给日军”
十、《中日战争史》，提及“铣电”与《石家庄秘谈》，注明引自洪舫(按：连抄书都抄错名字)与何柱国的回忆录⑩，也加上“一律点交日军”等语，称引自《九一八事变史》(11)。
十—、《中国现代史》提及“铣电”(12)注明典出王芸生编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于王芸生系抗战前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权威，《中国现代史》又是大陆高等学校文科教学用书，故其影响可及几代人的历史观。
十二、《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云：“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作者应德田还说“这封电报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13)
此外，18年前李敖编着的《张学良研究续集》提及了“铣电”，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的“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和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还两次以《李敖大全集》的形式销售到大陆，新版有四十巨册，然而无论母版与子版、孙版尽皆未注出处。
总而言之，“铣电”的源头是洪钫于1960年所撰《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谈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9月18日夜间电告张学良：“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后面加一括孤：(按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14)。由于洪钫当时出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要职，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所以人们奉此为圭臬，广泛传抄。
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不可尽信
既然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定有发文、收文双方存盘，“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则收、发文逾十次，然而迄今为止，在一千多页的张学良档案中仅见九月六日张学良致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边署参谋长荣臻电：“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自8月18日至9月18日19封电报，谈的是日军演习、南方水患赈灾、和平救国、保护日韩侨民、中村事件等内容(15)，9月6日电文专指中村事件这一类局部挑衅事件，并非泛指日军大规模进攻，未论及所谓“铣电”，更未见各军事长官间接收到的铣电电文。无论在中央级或地方级的档案馆都无人见到过这封所谓铣电。此外，臧式毅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所写的口供,有关九一八事后的应变，亦仅书：“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对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同样没有蒋介石事前指示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
“石家庄秘谈”又是怎么回事呢?据全国政协常委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一文中叙述：“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这位当年驻守石家庄的五十七军军长回忆说：“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祗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16)
前述种种，完全是依靠一群老年人的回忆录为凭证，而且全部都是抄来抄去，循环使用。殊不知，由于天长日久，老人的记忆往往有误，或夹杂感情因素、环境压力，刻意褒贬，均在所难免。然而历史学者对于回忆录、口述历史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绝不可照单全收；倘若不加查证，随便拿来就用，那一定会闹笑话。例如前年台湾出版的《丁渝洲回忆录》说，1984年6月，金门有个关禁闭的士兵下海逃亡，金门防卫部以一O五炮射击，炮弹落到兰屿的解放军阵地并造成伤亡，“我们监听到福建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以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其实皮定均早已于1976年7月7日死于空难，作为金东师参谋长的丁渝洲上校，竟能窃听到已殉职近八年的解放军皮定均中将同中共中央军委通电话，令人忍俊不禁。这个笑话的肇因是：(一)丁渝洲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任上退休后两年，已经六十岁了，他记忆紊乱，张冠李戴。(二)笔录者汪士淳本是联合报著名记者，他为盛名所累，竟顾不上翻查一下名人大辞典所载皮定均简历，该书的编辑也疏于查核，于是记录稿一路绿灯直通排字房。诸如此类的口述历史、名人回忆录中的大笑话，我至少能讲千儿八百个。所以，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教授最近抨击绿营撰写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云：“根本错用了史学研究方法，研究者不知识别史料，以致推论偏颇，考据错误。史料分国史、野史、家史三个层次，其中国史取向重年月，关于时间的考证应以国史为主；野史取向重是非，即以其中传达的意理为主；家史取向重官职，因为家族多会忠实记载祖先曾担任何职，不会造假。若遇历史难题，即应秉持此理，交叉比对，检视相关资料，再作出最合理的推论。许多二二八研究报告并未遵照前述原则筛检史料，最常见的是刻意忽略政府档案，而倾向采用类同野史的口述历史”(17)。“《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治史方法，问题甚多，太偏爱使用口述历史、回忆录这类史料，应当以档案为经，其它资料为纬，史实才会精确呈现”。(18)
从政府档案查考，1936年8月16日蒋介石从南昌赴九江，在火车上细观长春市政筹备处调查万宝山事件之报告，共19页，也无拍电报之记录。这个所谓铣电，在容斋和司马桑敦笔下说成是9月16日发出，在黎东方笔下说成9月12日发出，黎东方是转引吴相湘的大作，然而谁也没有见过铣电原本，它始终难逃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结论。(19)
稗官野史不足为训
9月12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批阅公文与会客，中午与宋美龄及孔氏甥等往南京郊区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野餐，下午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覆电来见，晚上覆陈铭枢等人电报(20)。当时全国最快的京沪快车是6小时行程250公里，至于汉口到石家庄距离850公里，以当时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时，请问蒋介石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时的空隙中去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既不耽误中年去纪念塔，又不耽误下午会见吴忠信?
9月18日上午9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赴南昌督师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报才知日寇攻击沈阳兵工厂、占据北大营，当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严重坑议，要求立即撤回日军。20日下午由南昌乘船星夜回京。21日下午召集会议，决定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22日在南京市党部演讲，表示“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23日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21)。既然18日蒋一夜都在船上，19日才抵南昌，当时并无流动电话(对讲机也是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上初次使用，且其通话距离仅几百米)，可见“张学良一夜给在南京的蒋介石打十几次电话”纯属谎言。
那一晚张学良究竟在哪里?据大陆官方的档案说：“9月18日夜，张学良即用电话向南京报告请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22)。姑不论熊斌的“二手传媒”是否确实，至少说明了“张学良一夜给在南京的蒋介石打十几次电话”系信口开河。
至于《金陵旧梦》又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其作者容斋本是新闻记者，抗战前因刑事案坐过国民党的牢，故其作品与李敖的一系列“蒋介石研究”一样，都是泄愤之作。在五、六十年代，流亡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眷属逾百万人，他们由于曾经被俘、败绩、卷逃公款等种种复杂原因，不能获准赴台，既对国民党怨气冲天，又不愿回大陆改造思想从新做人。仅以调景岭难民营为例，一万人的社区中，鬻文为生者就有五百多人，业余写稿者逾千人。以履历而言，他们中间有官至省府委员、厅长、专员、县市长、中将军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报社社长、电台台长、大中小学的校长、教授、公司厂矿的董事长、总经理、厂长、工程师，法院的院长、推事、检察官，寺院的住持、长老、教会的神甫牧师、辛亥首义功臣、国父侍卫等等；教育程度自逊清秀才举人到留洋博士应有尽有。这些人为了抒发国破家亡之痛、铜驼荆棘之思，更为了煮字疗饥，所以写出了成千上万种怀旧忆古的小册子，少则几十页多则百余页，内容多为在难民营中闲聊耳食之得，其内容荒诞不经、信口雌黄，故从来不被香港的公私立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收藏。容斋《金陵旧梦》也可作如是观，它本是一本杂碎拼凑的无聊小册子，例如声言杨永泰是黑社会头子王亚樵奉蒋介石命令杀的，系不值一驳。当时香港的左派书店公开出售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香港的反共文人如岳骞、徐复观等人也常以《文史资料选辑》的内容逆向运用撰写反共文章，几毛钱一本书改写成文章换几十元稿酬，何乐而不为(当时美援支持的杂志就有数十种，有些还标榜反蒋)?然而，引用这类胡乱编写的小册子来编修历史，本人期期以为不可!
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笔，该报在国人心目中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御用报章，引用这位日本问题权威所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似乎有点公信力。然而王芸生编撰的这套书是1932年4月由大公报出版的，七卷本从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根本未提到“铣电”。王芸生1957年当了右派，淡出报坛，1979年此书开始续补增修时，他已垂垂老矣，翌年他去世后由胡文德等四人增补了第八卷(《一九二O——一九三一年中日关系大事记》)，于1982年4月出版，这才提了一下铣电(23)，但未注出处，然而仍绕不出洪钫回忆录的漩涡。
九一八英勇抵抗者的证词
关于“不抵抗政策”，最有发言权的是九一八事变时违抗荣臻乱命、下令还击的东北军第七旅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的回忆：“不抵抗是出自‘不与反抗’的鱼电，那是民国20年9月6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沈阳荣厅长的电报，原电要旨‘现在对日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也是不抵抗的依据。可是，不与反抗，系以‘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电信不被日军切断，张司令长官所得为日军‘全面攻占’的情况，究竟是否仍遵照鱼电‘不与反抗’，应有问题。迄今我总认为不抵抗并不是主义，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是由于电信不灵、情况不明所促成的。再则为当时在沈阳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又未能肆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该作消极的‘不与反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24)。这是一个接受“不抵抗”命令而又抵抗的人，对“不抵抗”之感受及对“不抵抗”的由来所作的见证。王将军的类似文章，在台北《传记文学》月刊重复发表三次之多，他的见证是任何未参与九一八抵抗者不应也不可予以否定的。张学良本人对铣电的表态又如何呢?至少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说法是一致的：1990年12月9日对日本广播公司记者的谈话如下：“事变后有人为我辩护，其实那时的中央并不是蒋先生，而是孙科。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推测日本不至于做得那么绝，违反国际条约对日本本身是不利的，当时连日本元老政治家币源都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吃了一个炸弹。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南京、济南事件不都是这么处理的吗?”(25)
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同纽约《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八人走访了寓居曼哈顿中城的张学良，客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26)
稍后，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对旅美学人唐德刚等人是这么说的：“那时奉天与日本的事情搞得很紧张，好多什么什么的，现在说，有好几个事情，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件，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就说日本哪，要来挑衅，要挑衅!要想借着挑衅，好把这个事情、把中日问题扩大，明白吗?我已经有这个情报了，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就是你不要跟他们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避开它”。
唐德刚：避开挑衅?
张学良：那么，这话我讲了，那么政府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大概，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行政院长恐怕是孙科。
唐德刚：哦，是孙科!
张学良：按政府给回答的，不外乎这两句话。当然，我不光是这件事了，还没这个事以前就都这样，这个事，我根本没请示政府啊!政府的回答就是：你妥善办理，相机处置，都是这种套话，政府从来没直接答复过我，都是这种笼统的。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自为之，这句话就是不负责任的话，都是这种话。这是我讲的实话、说的正经话。我没能把日本看透，那个时候，我还是把日本看成是平常的日本，日本已经那样地来了，我就没想到日本会真敢那样胡来。对这件事情，我事前没料到，没有料到，我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我就觉得你若责备这个，我绝对接受!我那时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受点委屈，我们在历史上都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啊!
唐德刚：我们听了40年、50年都是这故事啊，都是讲蒋公给你这指令啊!
张学良：不是，不是，不是。
郭冠英：他有没有给你一个电报?一个铣电?
唐德刚：有个电报来吗?
张学良：嗯?
张学良晚年屡次辟谣
王一方：有没有给你个电报呢?有个电报给你吗?
张学良：那个，这事情不能怪蒋公，那是共产党方面、或谁写的这玩意儿?这个不是别人的事，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怪蒋公不蒋公的，不是政府的事，政府没有这样做。
唐德刚：可他中央政府也没有否定这个事情!
张学良：根本，那个九一八事变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怎能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你明白吗?讲这个话的人他不懂得这个政治的事。你来说吧，事情还没来，让我怎么请示?说日本人要来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呢，我怎么请示?待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了，是不是?待到日本人又侵到锦州了，那我要请示政府了，问我该怎么样?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你善自处理，就是这种话，都是这种话!
唐德刚：那他这个假造文件造得很好啊，他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啊不能够逞一时的意气啊，误国家大事!
郭冠英：还说你一直拿着个皮包，把电报放在身上。
张学良：瞎说!瞎说!
唐德刚：没这个事情?
张学良：没有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
唐德刚：这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所以，我这个人说话，咱们得正经说话，我对人对事，我不能，我不能诿过于人!不诿过于人哪! 这是事实!所以，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是这一点，这是事实，那么，这个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啊，是我的责任!
唐德刚：这可是历史大翻案哪!
张学良：我这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判断错误，人家要说我不抵抗啊，那我一点也不承认!
唐德刚：是判断错误!
张学良：就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这个判断，就是我自个儿的判断：那么，日本它从来也不敢这么样地扩张，这么大的厉害!他不敢!那么，我也判断这与你也不利啊，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啊!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还是迷信什么九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这些玩意儿。那么，你这么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住脚啊?这句话，现在我还自个儿承认，我当时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啊!我对日本，那个时候我有我的日本顾问，后来我也跟他谈了，那他也承认，这不但不是我中国之利，也是你日本之祸啊!
那么，现在我也承认，我现在承认那时我判断对了，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不会覆灭到这样的程度。
所谓于凤至密藏“铣电”纯属谣诼
唐德刚：这个事可是历史大翻案啊，我们五十多年来，都晓得是蒋公不让你抵抗的。
张学良：我的过就是我的过!那个时候，蒋先生他根本不负责任，他不负这个责任，我根本也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
唐德刚：是呀，是呀!
张学良：我请示，就是要请示的话，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并不是说要打个电报到溪口去告诉他，这个，你说是不是?
唐德刚：是啊!他，这顾维钧先生告诉我，他说您打电话给他(按：据顾维钧回忆录说：“9月19日早晨约六点钟……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去……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第二，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去找日本旅顺总督与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日本前外相……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在他领导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就是九一八那天的晚上，您打电话给他，他给你讲了，有没这事?
张学良：没，没有，所有人都是这样，大家都是想给我解这个所谓“不抵抗将军”的过，其实，这个“不抵抗”我自己也不接受，我并不是不抵抗，就像我给你讲的那样!
唐德刚：是啊，是啊，是判断错误!(27)
张学良还对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员张之宇说：“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英对日关系，我有自主权，不能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这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28)
此后他在美国接见中外记者时，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对日寇不抵抗，是出于一种误判，而并不代表整个国策。事变前，中央政府对日军屡次挑衅，采取“力避冲突”的方针，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后“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29)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程婴救赵氏孤儿的含垢忍辱以及韩信忍胯下之耻等。没若越王勾践在处于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轻言玉碎，那么何来复国扬威?救赵氏孤儿也一样，倘若程婴、公孙杵臼抱着婴儿同仇敌硬拼，只不过是无谓的牺牲，怎能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那一定两败俱伤，怎能成为历史上的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忍气吞声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报仇雪耻的时间。在我们中国海域，日本侵占钓鱼台列屿，插旗立塔，驱赶我渔船，害死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议员，南沙群岛则有数十岛礁被菲、马、越等国侵占，南海石油被盗采数以百亿美元计，虽然我们已拥有核弹、中子弹，但邓小平制订的‘沉着应付、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善于宁拙’这十六字方针自1991年延续遵守至今，若以前述标准，岂非我们也采取‘不抵抗主义’?考虑到上世纪30年代我们全国兵工厂的弹药年产量只够抗日前线一日之用，在美英苏等大国仍与日本拉拉扯扯的形势下，政府暂采容忍的策略，这并无不妥。所以抵抗与不抵抗并非英雄与狗熊的分水岭，端视当国者有没有在国家民族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发扬蹈厉，自强不息”。(30)
事前力避冲突不等于事后不抵抗
从九一八以后的表现来看，蒋介石并未奉行“不抵抗主义”，他的言行、部署、施政都是立足于准备抵抗。诸如：
1936年9月22日电覆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如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31)
9月23日电覆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32)。同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33)
9月25日，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34)。
10月6日。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35)。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军如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36)。据当日出席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近日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37)。
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黑龙江省，蒋电告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38)。翌年1月28日，淞沪战起，蒋吩咐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1933年3月长城抗战也是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的。1935年内蒙百灵庙大捷，是蒋秘派中央军精锐第廿五师、第一师参战的战果。
对日抗战胜利61年了，大陆有些书报、教科书仍然纠缠于所谓“不抵抗政策”，仍然没有摆脱国共内战的阴影，这显然是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大业。
研究西安事变必须以两岸人民福祉为最优先考量。
87岁的中研院院士黄彰健今春讲了一句至理名言：“研究二二八必须以两岸人民福祉为最优先考量，必须充分了解史学精神，否则将沦为迎合当道的产物”。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可作如是观。我们史学界、文学界的同行，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对于九一八、七七的研究应该贯彻“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实事求是，归真反璞，绝不可老生常谈、故步自封，更不可在几十年前的旧伤口上再洒盐花。
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曾出现多次有利的契机，可惜都功败垂成。成事固然不易，败事却易如反掌。例如，上世纪50年代，香港有个通俗小说家唐人(严庆澍)编造了一部传记小说《金陵春梦》，说蒋介石母亲是河南寡妇逃荒到奉化后改嫁的，故蒋介石是拖油瓶云云，全书对蒋嘻笑怒骂、数黑论黄不遗余力。此书激怒了流亡香港的亲台文人，有个叫岳骞(何家骅)的写了一部《瘟君梦》，恣意丑化毛泽东。在两岸冷战的年代，这类政治性的小说往往能使作者名利双收。《金陵春梦》八卷一套在大陆热销30年，使唐人这一清寒文人赚了许多版税，把8个子女都送进大学，他本人也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岳骞因《瘟君梦》三巨册而长期领受台湾3个官方机构的津贴，两个儿子都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衔。大陆改革开放后，浙江奉化有关部门查明所谓“郑三发子”纯属虚构，蒋母王太夫人本就生于奉化；《瘟君梦》中的虚构情节也因两岸史料公开而穿帮。如今唐人、岳骞都已作古，然而那类谤书在两岸人民心中造成的伤痛至今尚未抚平，有关历史问题的观念更是南辕北辙，差距不小。不久前，我飞台北采访了参加过八年抗战、后官至参谋总长、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同大多数健在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一样，他对中共毫无敌意，对太空飞船、青藏铁路喷喷称赞，还对中国统一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抱有期望，声言“只有不折不扣地恢复历史真相，才对得起抗战八年牺牲的3000万军民同胞……”访问记在香港信报月刊登载后，国内外有数百家新闻网予以转载，还上了《参考资料》(大参考)(39)。这是“务虚”影响“务实”的典型例子。倘因为历史问题的歧见而影响国家统一的进程，每拖宕一年就要多耗费数以百亿计的外交、军事开支，这是十分不值得的，既愧对祖先，又愧对子孙后代。此事值得全体中国人反思!
明末崇祯帝以“通敌谋叛”罪名处死蓟辽总督袁崇焕，凌迟行刑时，开膛破肚，骨肉俱尽，京师百姓争啖其肉，止剩头颅还要传视九边；兄弟妻妾被流放家财尽没入官，自然没人为他鸣冤喊屈。事隔72年后，康熙41年(1702)，清廷内务府才泄露了皇太极的宫廷秘密，《国榷》、《清太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啸亭杂录》等官私史籍对此冤案均有详细记载——原来是崇祯帝误中后金的反间计，轻信建州遣回的被俘杨太监，以为袁督师与后金订有密约，故意引建州兵入侵关内。倘若康熙帝不泄露此一秘密，后世百姓一直会把袁崇焕当作汉奸看待。康熙帝敢于露布此一机密，那是鉴于天下大定，政权已固，当权者不必再依靠窜改历史来巩固其统治，而恢复历史真相，表彰忠臣义士，更有利于收拾民心、稳定政局。
随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国内档案馆的秘藏资料也陆续解密，许多历史疑题都摆到了台面。像“铣电”真伪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景忠教授、台湾政大历史系教授刘维开、旅美华人学者陈守中、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左双文等都已提出深具说服力的质疑论文。我们史学界的同仁更应该有修养、有度量，以宏观的视野、广阔的胸襟与光明磊落的态度，来面对那一页痛史，这样才能化解夙怨，捐弃前嫌，拉近两岸人民的感情，从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作者单位：香港特别行政区艺术发展局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页。
② 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纽约明镜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26页。
③ 窦应泰：《张学良传奇》，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④ 胡全福：《张学良与阎锡山》，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版。
⑤ 刘禹：《张学良大传》，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0—121页。
⑥ 张魁堂：《张学良传》，台北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2月版，第130页。
⑦ 《张学良生平年表》，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版，第140页。
⑧ 司马桑敦：《张学良秘史》，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68页。
⑨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68页。
⑩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9页。
(11)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引自1946年8月24日的《东北日报》，郭维城文“蒋介石一夜回答十几次不许抵抗”，要隔了近九年才报导。此书也提及“王以哲从北平回沈阳后收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铣电”，称是引自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所撰《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一文、说事前王以哲旅长下令官兵一律不准归(家)宿，然而王以哲本人经常归宿，麾下两名团长也回家未归，以致事变后驻北大营的第七旅狼狈撤退。这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东北军军长，究竟有何诚信?
(12) 张模超等主编《中国现代史》，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13)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
(14) 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60年版，第24页。
(15)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82页。
(16) 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1961年版，第66页。
(17) 刊台北《联合报》2006年2月24日，黄院士还说：“二二八后的高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二二八究竟死了多少人，若只采信口述历史，不与档案相互对比，就会出现为暴民隐的推论，更易夸大死伤。就以伤亡人数来说，官方档案不仅详列伤亡者姓名，就连伤在何处都有记载，较之当时报章报导或口述历史的推论，显然前者可信度高”。
(18) 刊台北《中国时报》2004年2月24日。
(19) 见简笙簧总策划、国史馆2004年10月出版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1册，第531－550页。此书已出版19册，系蒋的秘书参阅1923－1971年有关蒋的档案文献、文电稿本、日记信函等共444册，仿照古籍《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似月系年编撰而成，故其内容呈现了蒋氏的真正想法，更让人得以了解其内心世界，进一步找到历史发展的因缘轨迹。其中的函电日记，往往能呈现一股电文所无法说明的内心想法，进而扩大蒋介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故极具参考价值。
(20) 同上，第12册，第63页，2004年12月版。
(21) 秦孝仪总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10月版，卷二，第126—132页。
(22) 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74页。
(23) 胡文德等增修《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24) 王铁汉：《九一八事变经过及起因后果》，载《中华民国褒扬令集》续编(六)，台北国史馆出版，2000年12月版，第358页。
(25) 李名扬:《张学良为何不愿回大陆参访》，香港信报2001年10月17日。
(26) 李名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香港信报2001年10月16日。
(27) 唐德刚录音、胡志伟校注《张学良口述自传》，美国香江时代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23—228页。
(28) 张之宇：《张学良杂忆随感》。
(29) 南京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研究》，系2002年8月中国社科院举行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0) 旅美学人陈守中《西安事变真相》序。
(31) 国民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1981年版，第618页。
(32) 国民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1981年版，笫285—286页。
(33) 秦孝仪总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10月版，卷二，第132页。
(34) 国民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1981年版，第288页。
(35) 秦孝仪总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10月版，卷二，第136页。
(36) 国民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1981年版，第29页。
(37)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6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页。
(38) 国民中央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1981年版，第301页。
(39) 新华社主办《参考资料》，2006年5月12日，第25—29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