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马广荣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剧烈而又无可避免的变革，它涉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外危机进一步加剧，政治现代化尤为迫切。这就是消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消除地方割据，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能广泛地动员民众，并具有威信和权威的政治领导中心。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实现整体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党通过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三大问题。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加速了上述三大问题解决的速度。但在1927年以后，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国民党走以城市为据点，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企图以权威主义的模式，通过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独占，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整合。共产党则是走以农村为据点，代表工农利益，动员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的改朝换代能量，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重建社会政治秩序。而以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御外敌，国民党政治威望达到了最高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壮大。但因两党政权性质不同，发展路径各异，共产党以人民战争形式对抗国民党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而使中国整体实现现代化有了可能。
一、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武装斗争则是
整合中国社会的主要手段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并非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自身产生的。当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在这种屈辱中开始。但直到辛亥革命时，无论是维新运动还是清末新政，都是在体制内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都是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而其结果也都以失败告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它打破了数千年王朝循环的历史规律，代之以共和制度。这是一次由专制政治制度向共和民主制度的国家结构模式的大转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辛亥革命并非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软弱的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辛亥革命也不同于日本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开创了天皇制度中央集权的新局面，而辛亥革命迎来的却是权威失落、军阀混战、地方割据与社会失序的局面。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共和重建斗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终完成国家重建任务，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迎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孙中山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他在革了清政府的命后，继续革命，发动了“二次革命”，两次护法斗争。但一次次革命，结果是一次次失败。他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最终转向“以俄为师”，改组中国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国共两党在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中推向了高潮。革命形势势如破竹，一浪高过一浪，很快由珠江流域推向长江流域。
但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向国民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惨遭杀害。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火种并不因此灭亡，中国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总结教训，继续革命。革命成为中国通向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方式，从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来说，“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①它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
中国革命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②因为清政府手里掌握军队，没有武装就无法革其命，革命就无从谈起。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人，正因为他们手中有军队，他们由从军到军阀，由军阀掌握中央政权，祸国殃民。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陈炯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利用各自手中掌握的军队，背叛革命，屠杀人民。在战乱频繁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实使中共不得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因此，只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政治现代化才有成功的希望。
用武装斗争的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共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就广泛深入地领导和发起中国革命运动，很快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二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这是以前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明确认识。但中共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且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是严峻的现实把中共推上了组织正规军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起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军事事件。
中共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中共武装人民，用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抗中外反动派。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百年以来第一次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战争的军队。人民军队所到之处，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各种特权统统被取消。在付出无数的流血和牺牲后，中共用人民战争手段夺取政权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历史。正如斯大林所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③
二、国民党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道路整合中国社会，西安事变逼迫调整国内外政策，
从而使其执政地位达到最高点
1927年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这个政府企图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对外改订新约，并取得部分成功。在克服权威危机方面，国民党把三民主义作为强化政权的道统资源，同时沿袭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说，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代替国民治理国家，把军事合法化与现代化合法性结合起来，实现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没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的转移。
南京政府在城市扩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一批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各级科层组织。在克服权力资源危机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军事与政治的两手，把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是加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然而，在反共清党基础上产生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整合下层社会和改造乡村上显得无能为力。此时的国民党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那时有共产党的有效协助，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能渗透到社会基层，把农民、工人及其他城乡平民都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和北伐战争。
南京政府在其改造乡村的过程中，农民与土豪劣绅往往不可兼得。既然事实上认同并联合了土豪劣绅势力，在农民这里就无法得到支持。其结果是把占乡村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基层政权之外，使其成为最大的不稳定源泉。正如亨廷顿所言：“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得农民者得天下”。④这样，在乡间既得利益者无法同自己合作，而最大多数的农民又同自己疏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无力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农村问题及土地问题。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对现状的自发反抗却起到了政治上的作用。
正当南京政府试图自上而下整合中国社会的时候，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⑤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已成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历史任务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转向反帝，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然而，在民族矛盾开始突出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终致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并实现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从此，其政治地位开始上升。
随着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这时，一些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普遍地拥护蒋介石国民党。中共也多次呼吁加强国共合作，加强民族团结。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再次声明建立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并表示成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所有这些，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这说明，当蒋介石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比较积极的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就大大提高了。这种地位和威望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最高峰。这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最受人民拥护的时期。所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蒋介石个人威望和政治地位开始上升的关键，蒋介石个人权力和国民党的党治权威都达到南京政府建立以来的最高点。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遵循政治现代化的规则，逐步扩大政治参政渠道，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政治决策系统，不断赋予集权体制更多的合法性资源；而是日益强化个人独裁，始终把异己力量排除在权力圈之外，一再尝试建立清一色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制造反共摩擦，尤其是发动皖南事变，使其政治威望和执政地位大大下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难之中。
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政权，更不能整合基层社会，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且自身日趋腐败，终于在40年代末丧失了领导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功能。
三、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西安事变后成为合法政党，她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历史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直接对象，农民任何追求解放、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行动是对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必须是农民革命，20世纪上半叶三大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农民被动员、参与的程度，农村及农民问题解决的程度。
然而，农民由于其封闭和分散的性质，并不能自发地形成历史运动，需要由社会精英人物动员、组织他们。在1927年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从政治中心地带潜入边缘地带，从知识群体来到农民中间，动员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实施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方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领导了工人运动、新式农民运动及青年和妇女运动，彭湃、毛泽东等人特别重视农民运动，多次举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并实地调查了解农民状况。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主要由中共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受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心工作目标，是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即使农村暴动，其目标仍然是进攻和夺取中心城市。中共“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城市起义和农村暴动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都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尽管这个方针非常重要和及时。
在城市武装起义和农村暴动进攻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被迫转移到农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毛泽东写了一系列文章，对红色政权的存在及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论述。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他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到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⑥
毛泽东探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确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形成了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冲破了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但这一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道路却不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所认可，更不被南京政府所允许。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军阀多次“围剿”中共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使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遍呈中国大江南北的革命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逼迫放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立足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40年代末最终取得胜利，这个胜利的基础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奠定的。
西安事变后，中共力主和平解决，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成为合法的政党，高举抗日大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片乡村开辟解放区，不但通过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成功地实现了对解放区人民的广泛动员，而且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使开明士绅、民族工商业者也集合在自己周围。就是在国统区，中共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各民主党派同自己站在一起。这时的共产党有完全成熟的理论、理想、纲领和适合中国特点的解决农民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她凭借对民族事业的热忱和对民众，尤其是对农民实际利益的关怀，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战后又及时把农民对土地的本能渴望升华为夺取政权的阶级意识，通过镇压豪强、平分土地、建立农会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土地改革措施，实现中共在农村全面有效的控制，使农民成为改朝换代的强大的社会资源。从而打开通往中国现代化的坦途。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共依靠自身的力量探索出了农民革命的模式并取得成功。它使得几千年来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广大农民被纳入到了政治体系之中，并和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对抗。中共建立的各级政权及其权威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的支持又巩固和加强了这种政权，且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也因土改的胜利而奠定。在这些过程中，一大批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且占了党员中的大多数，部分农民代表在县以上的政权机关中任职。其结果，当然使得中共的社会基础更加雄厚。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当权者，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南京政府，都企图绕开农村问题，以城市的扩散效应调动边缘地带。结果不仅没有绕开，反而被其所缠绕，城市被迫向农村认同，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腹地战胜沿海的模式实现了社会整合。而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取得成功的，其历史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因而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得出的必然结论。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①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③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
④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