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抵抗命令”谈“铣电”及“石家庄会谈”真伪之说
李永中
探讨“西安事变”必须从“九一八”谈起，无可避免地又得从“不抵抗命令”谈起；
一、回忆录与当事人之回忆熟属可信
余之看法认为须参酌各种文本文件或各种留存的资料作交叉比对，及国史、家书及口述回忆及日记方可还原真相，我们现在就来谈“不抵抗命令的事”：
关于“不抵抗”政策的决定者，70多年来争论不断，透过个人的回忆录的叙述或转载，大多数的回忆录，均指向蒋介石，这就牵涉到史料甄别的问题，却鲜有人问到张学良本人的说法。且看当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①
据顾少川的回忆和张汉卿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十九日始得悉沈阳事变的消息，这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记录及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获得左证。②
郭维成的回忆提及的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之电文，迄无存盘，遍寻不着，起人疑窦，不足凭信；蒋介石于9月18日当天乘舰赴南昌督师剿共。③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④
另据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待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⑤
荆的说法恰好说明了郭维城说法的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有岩回忆录越具体，漏洞越多。第一、9月18日，蒋不可能在牯岭，9月18日蒋从南京乘军舰出发，当夜不可能上庐山。第二、“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⑥，足证蒋18日并未由军舰下，根本未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19日始得悉沈阳事变，不可能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延报告国联?说法与历史不符，过于牵强。
我们可再看2001年辽宁大学焦润明教授的论述，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第三期——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他说大陆的学者有两种以上的观点，而且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
“一种是强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种则强调张的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不过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不得不执行，以及受蒋蒙蔽胡里胡涂地执行。争论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观点的学者指出，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张学良复电同意。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日转电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张学良又于同日致电张作相: ‘特急，吉督署张督办：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予遵照。张学良。’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军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外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和1935年8月张学良在溪口某次宴会上之讲话，都表明张学良的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心而论，争论双方对于这一点并无分歧，但相比较而言，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更强调‘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对于日军寻衅事件，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既已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符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继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⑦
二、史料甄别及辨伪问题
前段提及回忆录及当事人追忆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史料甄别的问题。
我们先谈所谓“铣电”的问题，“铣”为16日的代电韵日，初见于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所载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中称：
“九一八当晚，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⑧
众所皆知，洪钫于九一八当时系任职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海内外学者，均引用其所录“铣电”并奉为圭臬，从无人质疑，即便是台湾近代史权威李敖亦引“铣电”为据，然究竟无人得见识“铣电”之“庐山真面目”，迄今无任何人见过“铣电”之原文件，而所有关于“铣电”的文字记录均源于转录洪钫回忆，大陆档案馆度藏资料中，并无“铣电”的源文件存在。台湾方面，国史馆度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不见此则电报”。⑨
我们可从蛛丝马迹再向上溯源，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致东北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不抵抗电文，未提及有关“铣电”之字样，臧式毅在1951年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书写交代档料，仅书：“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⑩无蒋氏指示张学良不抵抗具体证据。
而台湾方面“蒋中正总统档案”为日前最详尽、最完整有关蒋介石的档案，而其中的“革命文献”、“筹笔”，均未见到民国20年(即1931年)8月16日给张学良的电报。“事略稿本”，8月16日蒋氏从南昌赴九江，预备乘船参与岳母宋太夫人丧礼执拂，该日记事：“由南昌搭车到九江，于车中问长春市政筹备处调查万宝山事件之报告。……其一步一步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11)然并无有关“铣电”之记载。
据以上所证，由洪钫回忆提及“铣电”后，无任何资料可供内容之左证，上溯至“蒋氏是否下达不抵抗命令”亦颇值深思。据笔者多年来遍寻档案而不获，与台湾史家刘为开、张学良专家郭冠英、旅港传记名家胡志伟等诸兄，众人一致认为——“铣电”并不存在。
三、石家庄会晤存否问题
按石家庄会晤，系根据何柱国之回忆而来。初见“文史资料选辑七十六辑”，刊载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一文中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2)
何柱国另文《忆张学良将军》中称：“九一八事变以前，9月12日蒋介石曾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时我驻军石家庄，铁路外围的警戒都由我负责。张、蒋两人的专车到站时，两人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走上蒋的专车，车上除钱大钧及蒋的卫士外，什么人也不准上去。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回到自己的车上，蒋的专车即开走了。我上车问张学良和蒋谈了些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我说：‘那我们得赶快调兵作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我说：‘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呢?’他说：‘是呀!守土有责，应该抵抗，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在蒋介石之授意与命令下，不战而丧失东北，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从这次石家庄蒋、张之秘密会见，也说明日本要占领东北，蒋介石是事先得到情报的，我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13)
以下数据，就何柱国称9月12日蒋、张石家庄会晤一事，应非事实，据“吴忠信日记”(14)9月12日所说：“偕三先生乘11时30分车到南京，6时在陵园会介石兄，仍询余主张，余切实进言，蒋意召集在京要人会议，余决在京小住。”据“蒋作宾日记”9月12日记：“晚6时与副司令接洽，方知日方亟欲分离吾国外交政策也。”(15)以吴忠信由沪赴京，即耗车程五小时计，蒋能否五、六小时内往返南京、石家庄，诚属可疑。再据“事略稿本”9月12日记事：“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年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再据“中华民国大事记”，8、9日记事，蒋中正8月28日到武汉视察水灾，9月1日发生“弭乱救灾”通电，2日离汉返京，此后呈12日，未有赴汉记载。(16)与何柱国称9月12日，蒋的专车“自汉口开来”，显有不符。
四、总结
有关“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晚年常作澄清，并多次谈起，“九一八”事变时，是他自己下令的，而非国民政府。
张学良晚年向为他作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说过：“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做为一个封疆大使，我要负这个责任。” “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17)张学良晚年常如此说，这次来参加座谈会的郭冠英兄，于张学良晚年常随侍在侧，可谓张的忘年交，曾亲聆张的教诲，他也常听张如此说。
至于8月16日的“铣电”，始终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石家庄”蒋、张会晤也由史料证明有误，应秉持研究历史的精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作者单位：台湾军事史料研究会
① 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② 邵元冲：《邵元冲日记》，民国20年10月19日。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民国67年，第37页。
④ 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印，民国67年，第42页。
⑤ 荆有岩，九一八之夜的张学良，辽宁省文史资料专辑“九一八纪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⑥ 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卷二，秦孝仪总编撰，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民国67年，第126页。
⑦ 焦润名：“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期，第365—366页。
⑧ 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41页。
⑨ 吉林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第172页。
⑩ 臧式毅笔供，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自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70页)。
(11) “事略稿本”，民国20年8月16日，台湾国史馆藏。
(12) 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331页。
(13) 何柱国：《忆张学良将军》，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20－21页。
(14) 吴忠信日记，20年9月12日，党史馆藏影印本。
(15)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56页。
(16)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229—234页。
(17)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胡志伟校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431－434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