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国抗战的意义
李云峰
英国学者弗·培根曾说，“历史使人聪明”，即历史是一门“聪明学”。今天，我们以各种方式来纪念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历史的反思为当代人类提供清醒的意识和启示，使人类变得更聪明一些，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文明和进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共进行了14年，包括6年的局部抗战和8年全面抗战。对于8年全面抗战，毛泽东曾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史学界也日益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认识到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赢得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在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等等。这些结论都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我想，还应从以下角度审视中国抗战的深远意义。
第一，中国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抗战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人所共知，近代以来，中国内外危机不断，国势衰微，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际地位；中国人也被视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而扼腕浩叹。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合作。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英勇奋战、慷慨捐躯的精神，确实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赞扬和尊敬。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对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采取过“不干涉主义”，但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和尖锐化，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抵抗，不仅会为自己取得自由和独立，并且在争取全世界自由人类胜利与和平中会担任一个角色”。因此，为了加强中国抗日力量，尽早打败日本，并从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力帮助中国获得大国地位。例如，1941年12月下旬的英美阿卡迪亚会议上，在罗斯福的提议和坚持下，“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世界四大国”。1942年元旦，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美国白宫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作为继美、英、苏之后的第四个签字国，成为宣言的领衔签字国之一。从此，中国开始以世界大国身份进入国际外交圈。1942年10月—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并经过谈判分别与中国签署了平等新约。随之，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法国、荷兰等国也陆续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尽管在中英谈判中，有关九龙租借地问题未能与新约同时解决，但百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还是基本上废除了。对此，当时的《新华日报》评论说，这是“我国国际地位平等之开始”。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立战后普遍安全制度、组织和平和建立国际合作机构方面，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既承担了责任，也参与了协商和发起。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市歌剧院开幕。出席会议的先后有50个国家。中国派出了以宋子文为首的10人代表团，中共党员董必武是全权代表之一。6月26日，各国代表在美国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签字顺序，首先由四个邀请国依英文字母顺序，即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接着是法国，然后才由其他参加国依字母顺序签字。这样，中国就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国。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以汉字第一个签名，在场的董必武等都以全权代表资格签了字。《新华日报》指出，“国际外交与世界性公文用中文签字，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于是，中国就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当然，中国的大国地位虽然确立，但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美、英、苏等国并没有完全把中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尤其是英国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为台湾蒋氏政权所占据，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大陆反而一直被排斥于联合国之外。经过中国人民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2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中国抗战极大地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充分体现了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威力，同时也揭示了民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反对外敌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最为明显。其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和民族绝续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比任何阶级战争都具有更强劲的号召力，更能动员和吸引广泛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投入进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号召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农劳苦大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而且包括各地方实力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仅包括汉族和蒙、回、满、藏、壮、苗、高山等各少数民族，而且包括远离祖国的海外华侨。真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在国难当头之际，大家捐弃前嫌，共御外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献物，有智献智，从而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无论是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还是在大后方的岗位上，都涌现了众多的民族英雄和模范人物。他们所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史诗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章。无庸置疑，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统一和强大民族凝聚力结出的硕果。这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确证。可以说，8年全面抗战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抗战的胜利也终于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然而，中国的抗战除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外，还有一个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即究竟是恢复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还是实现中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于是，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斗争在民族战争的大幕下日益显露出来。虽然，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初期抗日比较积极，也开放了党禁和部分民主，并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称赞。但是，蒋介石在总体上要恢复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要在他的控制下来统一全国，抵御外侮。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抗日问题上松了一口气(即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此，他不仅极力摧残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并准备在战后依赖美援消灭中国共产党。由于排除了民主，蒋的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或半截子爱国主义；由于排除了民主，国民党及其政权在抗战后期弊端百出，腐败丛生。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即把抗战胜利的方向引向人民胜利的方向，其中心关键就是“争取民主”。为此，从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起，毛泽东一再强调民主问题，并详细论述抗日与民主的相互关系。这样，中共就赋予抗日战争以双重的性质和意义：抗日战争既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又是一场全社会的民主变革，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斗争。在实践上，中共一方面强烈要求国民党将一阶级一党派的独裁政体，改为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后又明确指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参与并领导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另方面则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根据地诚恳地率先实行普选、竞选、三三制、保障人权等民主政治。同时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得坚决而彻底。
历史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14年的抗战，特别是8年全国抗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地揭示了民主问题的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不消说，民主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涵和表征之一，不应忽视。我曾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多角透视》一文中指出，除了在抗日问题上是否坚决彻底之外，“主要是在民主政治、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国民党逐渐丧失了民心，共产党日益赢得了民心，从而决定了战后双方胜败的必然结局。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是靠武装斗争打出来的，但胜利的基础却是那个时期奠定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目前，中国的改革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现象已呈日趋严重之势。对此公害，人们深感愤慨和头疼。我以为，通过思想教育以加强道德内约，通过严厉打击以增强法律的威慑力，都是完全必要的，但思想教育和严打又不是万能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根本的办法在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主要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对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我们理应及早图之，否则就愧对先辈、愧对延安精神了。
第三，中国的抗战对国际双边关系以及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中美关系来说，如前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对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采取过“不干涉主义”，即不偏不倚的两面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两国因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打败日本法西斯——而互相支持和合作，成了盟国，但中美关系又受到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的制约。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一方面因美国对日宣战而消极抗日，另方面又利用抗日作要挟大索美援，以准备战后与中共一决雌雄，因而与美国派来的参谋长史迪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势力弱小的中共以自己的廉洁、民主和英勇抗战迅速发展壮大，并获得了史迪威和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的赞扬和信任，接着通过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美国建立了半官方关系，真诚地希望战后与美国合作。然而，这样的合作却没能实现。无论是罗斯福政府还是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计划，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又督促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容纳共产党；既迫使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报，又不愿中国打内战。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局面。中共则因美国的“扶蒋反共”转而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从而形成新中国与美国的长期隔绝和敌视，以至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如此敌视和对抗，不仅使美国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也使新中国无法解放台湾，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应该说，这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现实利害的不同，以及时势所迫、认识上的阴错阳差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带有必然性。当然，责任主要在美国一方，但中国的“一边倒”也限制了美国的政策选择。
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曲折折，时好时坏。苏联尽管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一样，但又有着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抗战时期，斯大林主要从苏联自身利益考虑，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故而看重当权的国民党、援助国民党(如抗战初期派军事顾问团和航空志愿队来华，并给予货款等)，而轻视共产党(如斯大林曾说中共是“人造黄油共产党”等)。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击溃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早日投降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它却又以此为理由，背着中国政府与美国作政治交易，以攫取中国的主权(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享有优越权；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为交换条件。同时，斯大林还与美、英一起，仿照老沙皇和旧殖民主义者的办法，划分势力范围，分割战败国和一些主权国家，如搞了东、西德，南、北朝鲜，南、北越南，甚至想分割日本和中国。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以及苏联将南共联盟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引起了中共的警觉，无形中就使新中国断绝了与美国的联系。中共虽对苏联怀有芥蒂，但在两大阵营出现对峙和冷战的形势下，别无选择，只得宣布实行对苏“一边倒”方针。有人说：“中国和俄国在五十年代的短暂的友好时期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律；多少世纪以来，它们的关系是以竞争、敌对和俄国的领土扩展为特点的。”征诸历史，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后来中苏两党的论战、珍宝岛事件等，都能在历史上找到蛛丝马迹。
至于中国抗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自不待言。中共对抗日是坚决彻底的，而国民党则从未放弃过对日本的“和平”幻想和政策。如抗战中，国民党空军远征日本本土撒传单，无非是要促使日本军阀“幡然醒悟”；胜利时又对日本实行“以德报怨”方针，故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战后与国民党勾结，共同反共的情况出现。我不否认日本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但问题往往在于统治者、当权者说了算。值得特别警惕的是，日本确有少数人怀有战败复仇心理，军国主义势力时伏时起。中日建交以来所连续发生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侵犯中国主权事件，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日本派人在中国钓鱼岛修建机场事件，日本文部省通过审定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事件，光华寮事件，周总理纪念碑遭破坏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日本朝野许多右翼分子反对使用“日本侵略”的词句等，都无一不是这种军国主义复仇心理的表现。
就中国抗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言，我以为中国的抗战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首先，增强了人类对维护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必要性的深刻认识，提高了反对侵略战争、避免同类悲剧重演的自觉性，从而促成了联合国的成立。其次，中国的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迅速崛起。再次，中国的抗战促进了战时苏美两大国之间以及与中国的结盟，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而战后国共双方的矛盾和内战结局，又加剧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这种两极的长期对峙和冷战，已给人类自身的进步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而明智的人们深刻地懂得了：和平与发展才是人间的正途。
(本文在陕西历史学会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