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体悟与治学(《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代前言)
李云峰
一
人的一生既是短暂的，又是多彩的。尽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生老病死、生离死别，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各人的遭际和人生轨迹、人生体悟是不同的。对于学者来说，这种不同的遭际、轨迹和体悟不仅影响他的人生态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影响他的学术个性和思想风格。
我热爱生命，眷恋人生，祟尚自由，至今尤然。但小时喜欢跑出去听民间故事，又过于任性，不守规矩，常与重严教的父母发生冲突。我在《新游子吟》组诗中如实写道：“忆昔初就读，贪耍又顽皮。母嗔儿逃学，扭送失常仪。校长一耳光，从此有转机。”的确，这成了我人生路标的一大转换。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将自己顽皮的天性强压下来，发愤读书，成了一个循规蹈矩、门门功课都要争第一的好学生，以至上课时将手背在后面，腰板挺得直直的。到了“做驯服工具”的中学阶段，一切以上级的号召和老师的教导为金科玉律，这一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另一方面，虽然各门功课都不错，但我更迷恋的是文学和音乐，尤其是诗歌。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诗歌创作也要“大跃进”。我在炼钢、打墙、养猪、搬砖、办壁报之余，专门订了个小本子，题为“每日一诗”，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写了一首又一首，可真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幸而有一首《我的笔和纸》感情还算真挚，被收入《临潼群众诗歌选》一书里。这是我的诗第一次见诸铅字，当时别提多激动了。这些习作固然难登大雅之堂，但毕竟是我的文学初恋，再也割舍不开了。然而命运偏爱捉弄人，考大学我本来想进中文系，却被录入了不大喜欢的历史系。
在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家子弟的心目中，大学终归是藏龙卧虎之地，对之既感到神秘、新鲜，又十分崇拜、敬畏。因而入学之后，更加勤勉用功，不仅逐渐地爱上了历史的实在，而且文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于是，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莎士比亚、读博马舍、读缪塞、读拜伦、读雪莱、读裴多菲、读海涅、读泰戈尔、读托尔斯泰、读普希金、读莱蒙托夫、读屠格涅夫、读赫尔岑、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朱生豪翻译的莎翁戏剧使我如醉如痴，竟于午休时在宿舍走廊里忘形地朗诵，引起同学的干涉和抗议。我还将杜勃罗留波夫的“意愿”一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希望自己也能变得如此聪明，写出同样的作品。每逢外边放映西方名著改编的电影或演出大型交响乐，我也节衣缩食托人买票，偷偷溜出去观看。如果说我有一点文学艺术根底的话，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然而好景不长，八届十中全会号召抓阶级斗争，由我担任副主编的大型墙报《春秋笔》成了靶子，听说被比作前苏联的《现代人》杂志，还进了省阶级教育展览馆，六七名编委被打成“反革命”。不久，我们班到延安参加社教运动，我也因反对继续批判《春秋笔》而被停职(团支书)反省了八个月，这成为我人生路标的第二次转换。在延安农村和紧接其后的西安军工厂两期社教中，我开始“夹起尾巴做人”，谨慎小心地做领导交付的工作，生怕出半点差错。除了一般劳动外，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冒险下土煤井挖煤，第一个进荒山野沟拾牛粪。由于牛粪较多，我挑的两个大筐子装不下，就索性把长裤脱下来，扎紧裤脚装满(当时的《西安晚报》还发表了我的题为《与工农结合到底》的体会文章)。社会科学系的韩韧教授给学生讲哲学课，曾以此为例描述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形象，这是后话。如前所说，我原本是个天性自由、不爱受拘束的人，虽然强行自我压抑，但内心深处却如翻江倒海，躁动不宁。《春秋笔》事件后，我既对自己和被错批的同学怀抱不平，又对社会、人生的一些问题萌生了怀疑。于是，我一方面从近代青年革命家邹容的身上汲取独立不羁的精神力量(为此专门撰写了两万余字的论文)，以求不被外界的压力摧垮，另方面开始思索心中的那些疑团，因而又钟情于哲学。但因当时可读的哲学书甚少，加之“驯服工具”论在我的头脑中仍占据很大地盘，所以那些疑团长时期未得一解。
军工厂的社教还没有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从工厂返回学校，联系《春秋笔》事件，自以为毛主席为我解开了疑团，便积极投入到“紧跟”、“造反”的行列中。不久，我们面临毕业分配，本来我想去电影厂搞文学创作，但命运却又一次未能关 照我，我留在了学校。由此，不知不觉一晃十年，青春年华大部分在政治性的“教育革命”中白白流失了。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期我参加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史》编写组，曾有一年时间在北京故宫查阅明清外交档案，又到新疆帕米尔进行边界考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从事历史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信心又逐渐树立起来了。
接着，“四人帮”被粉碎，我数次去延安，参与编著《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主撰《南区合作社史话》，并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东奔西跑，搜集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的春天。在春风拂煦下，我于一九七九年完成了《西安事变史实》一书，一九八一年出版。同时又合作出版了《执法如山的故事》一书。不料，《史实》一书问世不足一年，即遭某中央级单位政治诬陷。这一公案对我无异于一场“大地震”，成为我人生路标的第三次转换。尽管短时“地震”后没人再来找我的麻烦，但因写大量的批驳材料和申诉信件耗费了过多的精力，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暂时中辍，原先计划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也只得放弃。此间，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将剩余精力全部投入教学实践和教学法的研究中，并取得新的收获。然后，我开始读萨特、读尼采、读叔本华、读罗素、读弗洛伊德、读杜威、读雅斯贝尔斯、读韦伯、读别尔嘉耶夫、读爱因斯坦……发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新天地。同时，又涉猎了我国学者如顾准、李泽厚、何新、孙承叔、王东、王存臻、严春友、周国平、赵园等人的颇具新意的论著，受益匪浅。从此，我的心灵彻底摆脱了愚昧、迷信、盲从，真正获得了自由。我开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思想彻悟，精神大变，生命更有活力了。可以说，这一次的路标转换是真正的脱胎换骨。
二
人生有如行旅。身历其境，既有潺潺小溪，花明鸟媚，又有奇峰峻岭、急流险滩；既有清风洗面、松涛悦耳，又有怪石惊心、岔道失足。我想，这一切正是多彩人生的诠释和人生魅力之所在。这种阅历澄澈了我的心境，磨砺了我的意志，扩展了我的胸次，静化了我的人格，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警示我必须独立思考，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做一个永不知足的探险者和永不退缩的跋涉者。
古今中外的哲人都曾探寻过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价值)，其结论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有的超脱。深究起来，人生本无前定的目的和意义，一切目的和意义都是赋予的。当然，这些赋予的目的和意义确有高下、优劣之别，反映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人赋予生命以崇高的目的和意义，正是激励人能够直面人生，为真理而奋斗、而献身的精神动力。对于幸福，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仔细琢磨，生命诞生的乐章里原本就交织着甜蜜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往往牵手并肩而行。这就是说，人生本无单纯的幸福可言，幸福是隐藏在与苦难奋斗、抗争的追求之中的。因此我认为，人生恰如西西弗神话，备尝艰辛而不放弃追求，重要的不在于成败、得失、荣辱，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展现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人的极限与生命的不屈 与骄傲。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命的意志被苦难压垮。与其说苦难是人的不幸，毋宁说苦难是人的“炼狱”。津津乐道于单纯的幸福只能意味着肤浅，历经大苦大难才会体悟深刻。所以，我对短暂而珍贵的人生既不耽于乐观，也不溺于悲观，或者两种意识兼而有之，采取一种积极的、清醒的、批判的、审美的人生态度。
说到人生，就回避不了人性问题。诚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已取得辉煌成就，但却对人自身缺乏充分的了解。古今中外的哲人大都基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对人性问题进行过探索，提出了性善论、性恶论、非善非恶论、有善有恶论，以及人是政治的动物、理性的动物、文化的动物、思想的动物、社会的动物、符号的动物等观点。在这里，中国古代的有善有恶论似乎与我的下述看法一样，其实不然，因为这种有善有恶论或者主要把情即恶从性中分出来，或者主要以“性三品”说将人分成等级。此外，我们在理论宣传上长期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自然性，或者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一般的人性。所有这些，虽然都反映了人性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失之偏颇。其实，人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兽、人、神三界，人性介乎兽性和神性之间。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在精神(意识、思想)，而人性的理想化就成了神性(虚构)。我认为，人性是基于诸多二律背反(人性悖论)而成的多面体。先谈人性悖论，有人形象地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大体揭示了人性自相矛盾的两面特征。事实上，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既有真(真实)的一面，又有假(虚伪)的一面；既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利他的一面，又有利己的一面；既有勇敢的一面，又有怯懦的一面，既有和平的一面，又有战争的一面(人与人之间的争吵、打架我称之为“微型战争”)；……每个人都是如此，只是这两面在各个人身上的比重不同而已。以上列举的只是人性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两面。如果将这许多对立统一的两面综合起来，人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多面体。这种认识可称之为人性多面论。应当指出，不同的社会虽然判定美丑、善恶的价值标准有异，但其实施法制和进行道德内约的目的则大体一致，即抑制或减少人性中假恶丑的一面，提倡或增进其真善美的一面。通常说某某人至真、至善或太假、太恶，只是极而言之，若真的到了这步田地，这个人就失去人性而达于神性或退为兽性了。说实在的，人一旦鬼迷心窍，利令智昏，变坏了，会比野兽凶残野蛮十倍、百倍，因为人有意识，有心计。还需指出，在对人性的两面如善恶进行评价时，切不可将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相混淆，因为恶(如贪欲)在一定条件下会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中国人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尚存在这方面的认识误区。人性中的诸多内在矛盾，恰恰显示了人性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它来源于人的七情六欲和不同层次的需要。
长期萦绕于我的脑际并让我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对“唯物”与“唯心”两大派别的划分。由此，我们给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史学家都贴上标签，并形成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凡“唯物”的都是好的或进步的，值得称赞；凡“唯心”的都是坏的或反动的，不屑一顾。从哲学发展史来看，如果说以心物关系及何者为第一性的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即起源问题)划分营垒，在古代和近代的西方尚有其真实性或合理性的话，那么当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哲学探讨的重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现当代，再继续这样一种划分，就如同追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生命演化史表明，最初的鸡与蛋是同一体)一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十分有害。其一，“唯物”、“唯心”的划分是对人的思想的简单化、绝对化概括，本身就是一种割裂心物关系的二元论。特别是这个“唯”字，顾名思义，无非意味着唯物者不要精神(或不重精神)，唯心者不要物质(或不重物质)。难怪李大钊对“唯物史观”这个词不满意，欲将其改为“经济史观”；也难怪熊十力只赞赏辩证法，不肯接受“唯物论”。其二，“唯物”、“唯心”这两个哲学概念长期与政治结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巳失去了学术论争的原有意味。这是哲学问题政治化的产物。其三，“唯物”与“唯心”两者尽管在本源问题上有原则的界限，但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并非壁垒分明，互不相容，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这宛若男女两性之间，虽有区别，却又是互渗的，即男体里有雌激素，女体里有雄激素，只是不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著名的太极图，正是这种阴阳有别、阴阳互补的形象反映。其实，人本身就是一个肉与灵的矛盾统一体，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学者要探讨问题，都摆脱不了其中的物质因素，也摆脱不了其中的精神因素。所谓“唯物”与“唯心”的区别，从另一角度看，也只是研究的侧重点或切入点不同罢了。其四，就事实设问：如果说西方人大都是“唯心”的(他们确实重视人的精神领域的研究)，那么为什么人家在“物”的方面发展快?如果说中国人大都是“唯物”的，那么为什么我们长期在“物”的方面匮乏，而“唯言志论”又有如此大的市场?至于另有所谓中国人重精神和西方人重物质的相反说法，同样是一种误解。其五，被冠之以“唯心”名号的学术成果是否就一无可取?对此，不仅许多学者已做了明确的辨析，而且凡是认真读过这类成果的人也会心知肚明。即以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史观而论，它尽管充满了宗教神秘色彩，但与古希腊、罗马史学相比较，也包含 一些不容否定的因素，如视野较宽，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提出历史分期的观念和简化了纪年方法等。其六，“唯物”与“唯心”的长期套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妨碍了中外文化交流，甚至窒息了学者的创造精神。有鉴于此，我主张这种简单化、绝对化、易于引起误解的概念最好少用，或者以更合适的词语代替之。
在哲学上困扰过我的还有真理论问题。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和不少论著认为，有相对真理也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无数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并声称人类的思维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掌握“全面真理”即绝对真理。应当说，这种看法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天性中确有一种超越意识，有一种以有限追求无限、以短暂追求永恒、以相对追求绝对的欲望。古今中外一个个“大同”学说的提出，一个个“乌托邦”社会蓝图的构建，一个个“终极目标”的设定，以及基督教的“天国”神话，都是人类追求伟大而美丽的梦想的例证。然而，梦想毕竟不是现实。就真理性来说，在人的现实认识领域里，事实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上既没有绝对正确的个人和政党，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其中的高下优劣，只是相比较而言罢了。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声称为人类找到“天国”或“终极目标”的绝对真理论，常常会成为专制思想和专制权力的温床。相对真理意味着相对正确，绝对真理则意味着绝对正确。一旦“绝对真理”的持有者掌握了政治权力，或者与政治权力结缘，就必然标榜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正确，难以容许异己或异端思想存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体系对该时代精神世界的主宰和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残酷迫害，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定于一”思想传统的根深蒂固和株连甚广的文字狱的频频发生，前苏联以“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对东欧和阿富汗的武装入侵，……其源盖出于此。
三
五十余年百味人生的经历，特别是三次人生路标的转换，在治学上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这种人生经历锤炼了我的吃苦精神、实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即通过总结，向自己也向学生提出“治学六心”以互勉。所谓“六心”，指的就是雄心、信心、决心；恒心、虚心、苦心。这六者拆开来看，都是老生常谈，但联系起来，就有了新意。前“三心”属于立志，关键在于“信心”，即自己相信自己，不妄自菲薄。有了“雄心”，再加上“信心”，才能真正下定决心，这种“决心”就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后“三心”属于使气(化为实际行动)，关键在于“苦心”，即刻苦勤奋，舍得下大功夫，花大气力。人的天资、禀赋确有差别，但我深信真正的天才出于勤奋。我也深知，自己的脑瓜比较笨，智商最多只属于中等，因而就必须“笨鸟先飞”，多下苦，多吃苦。在人生的众多职业中，我以为最苦的莫过于做学问，不仅劳心多，而且体力的消耗极大，只有乐在其中，才能坚持不懈。经过长期的人生体验，使我终于领悟到：仅有高的天分而不肯下苦功的人，只是“小聪明”；有高的天分且能刻苦勤奋者，才是“大聪明”，才真正了不起；即使像我这样缺少天分但只要肯下苦功，也能弥补自身的不足，迎头赶上。所以，我时时需同人性中懒惰的一面作斗争，既要求自己力争成为大聪明，也要求学生成为大聪明。不消说，治学“六心”指的都是非智力因素，做学问还离不了“识”与“巧”，即识见和方法，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创造思维训练。
其次，这种人生经历引发了我浓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和想象力，并形成了我现有的知识结构。毋庸讳言，进入五十岁以后，我才算真正体悟到做学问的“道”，同时这也是我一生中求知欲最强、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时期，新的想法、新的观点似乎如喷泉奔涌，突突突地向上冒。生命的自然法则不可违抗，但人的精神和思想不能老、不该老。多年来，我为自己树立的学习目标就是思想还未定型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力求象他们一样纯真、正直、富有朝气、勇往直前，永远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和活力。如前所说，我对文学、哲学、音乐、艺术、教育以至某些自然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喜好，这种兴趣和喜好不仅使我的生活过得丰富而充实，也对我所从事的历史教学和研究大有裨益。例如，我对许多历史人事的看法就贯穿着上述三大哲学观点，我的某些论著也力求写得有一定文采，我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与审美观照联系起采。当然，我是以治史为专业的，不可能也无必要将更多的精力用到别的学问上。但由于历史包罗万象，我力求以治史为主，将文史哲融汇贯通也不算奢望。所以我主张史学家应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审美能力；我也赞赏罗素说的历史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教育界关于学生知识结构的讨论中，我反对在“博”与“专”两个方面各执一端，搞绝对化，而主张博、专、新的协调与统一。这就是说，一个符合时代和社会期许的大学生，既应具有较广博的知识(包括一般的文化知识、相关学科的知识、甚至不同学科的某些知识)，也须在本专业领域打下较为扎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更须具有本专业及相 关学科的新的前沿知识。有了这种“博、专、新”的知识储备和高起点，就能够较快的进入“创造角色”。
再次，这种人生经历使我对许多问题获得了新的体悟，更加坚定了我走自己的学术创新之路的决心。如果说哲学是智慧之学、文学是审美之学，那么历史就是聪明之学。然而在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历史学却使人越学越蠢，日渐失去了诱人的生机、活力和光彩，以至被人讥为“夕阳学”。我以为，历史学的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历史理论的僵化和贫乏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来自史学自身的脱离实际。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僵化理论模式和“述而不作”传统的束缚，充分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不唯书，不唯官，不唯上，以自己创造性的成果，赋予历史以新的生命、新的结论和新的意义。同时，要坚决纠正史学回避现实、趋附政治的弊端，既立足现实，又同现实进行对话，以便为人类、为社会、为人生提供清醒的意识和警示。可以说，这两点是史学创新、恢复魅力的源泉。应该指出，学者的天职就是不懈地探求未知，不断地追求真理。这就必然既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又有超越现实的一面。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成果都来适合现实。只有明智的政治家才能理解这种知识成果，并从中不断汲取指导社会前进的营养。还须指出，学者的真正自由主要是思想上、精神上的自由，而没有平等、民主也就无所谓自由。人世间最大的过错莫过于戮心，即采用强硬手段禁锢人的思想，使其失去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权利。这只能造成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局面，使民族的智慧日益萎缩。中国历史上这类自戕自残的教训所在多有，绝不能再重演了。愿在我们的政治家与学者之间架设起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桥梁，也愿我们的人民在历史与心灵的观照中变得更加聪明，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
我坚信：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创造，在于推陈出新，恰如“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乔治·桑塔亚那语)一样；当学者们面对无可穷尽的障碍和未知领域时，惟有能超越自我且不被流俗所囿的创造者拥有未来。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