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李云峰教授就西安事变研究问题答台湾《联合报》记者问 (1996年12月3日)
张天社
今年是西安事变60周年。在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西安事变研究会、西北大学等单位举办的“西安事变6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台湾《联合报》记者汪士淳专程前来大陆采访。汪士淳先生在北京采访了杨拯民等人后，于11月30日来到事变的发生地西安，进行采访和参观。经西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西安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张中政教授介绍，12月1日晚上，汪士淳先生特意采访了著名学者、西安事变研究专家、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先生。
李云峰教授在寓所热情接待了汪士淳先生。双方在简单的寒暄之后，即进入主题，进行交谈。
汪：李老师治学有多少年了?在西安事变研究方面有何著述?
李：我1966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就留校任教搞研究，中间去过工厂一段时间又调回学校，一直到现在。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20年了。文革后，我开始搜集有关西安事变方面的资料，于 1979年4月写成了一部书，这就是《西安事变史实》。这部书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汪：在这部书中，李老师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还有蒋介石持怎样的态度?
李：张、杨是抗日救国的，当然赞扬。周恩来和共产党主张事变和平解决，我持歌颂的态度。蒋介石卖国反共，所以对蒋进行了批判和某种丑化。当然，这是20年前的看法。
汪：现在的看法有哪些改变?我们关注对张学良、尤其是蒋介石的一些新的评价，请李老师介绍一下。
李：好的。以前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一味的卖国反共，把卖国和反共划了等号，卖国必然反共，反共必然卖国。随着国共政治斗争的相对平息和许多资料的公布，我们也不能不客观地承认，蒋介石也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或者说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不过他的爱国主义比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爱国主义，比张杨、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的层次低，属于主观独裁型的，即他主张“安内攘外”，主观上自以为爱国，而客观后果则是严重的误国误民，这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同时，蒋认为只能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独裁下实现统一、抵御外侮。我们把历史上既反对外来侵略又镇压人民起义的一些人物，如岳飞、林则徐等称为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为什么不能承认蒋也有爱国的一面呢!蒋介石从青年时代起就有民族主义的情绪，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也说蒋有民族情绪。不过，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理解，偏重于民族主义，对民权既不重视，对民生、民膜更不关心。
对于民族主义，蒋主张国家应自主独立富强，国与国之间应平等互惠。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访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反对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蒋介石就十分不满，认定中日之间难以合作。二次北伐时发生济南惨案，蒋为了统一全国，对日“忍辱”妥协，尽管有辱国格、人格，但“统一”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蒋介石确实有抗日三天亡国论，认为国力不行，所以对外一直采取和平政策。1928年搞了一个温和型的改订新约运动，通过和平手段，也基本解除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羁绊，否定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几个租界和租借地等。当然这与共产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相差很远，但毕竟是从民族利益出发，具有进步的意义。
汪：现在的评价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的，受政治的影响较小?
李：对。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对日不抵抗的恶果不可否认。华北事变后，蒋介石认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国民党五全大会才开始转变其政策。
汪：西安事变前，大陆认为蒋介石不抗日，这是不是误会?
李：这不是误会。虽然我们以前受两极思维方式的影响，历史判断往往是非好即坏，非革命即反动，非爱国即卖国，忽视了或误判了两极之间许多中介现象。然而西安事变前，蒋虽有抗日的意向，但军事上确实不抗日，只围剿共产党。他对张学良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固执一端，莫此为甚，因而才逼出了西安事变。
汪：您认为蒋介石不抗日，是因为时机未到，还是因为实力问题?
李：关键是蒋介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弱国意识，自认为时机未到，实力不如日本，上面提到的“三日亡国”论即由此而来。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战略，将“安内”放到了第一位，“攘外”是第二位。他总认为消灭共产党后，才能谈抗日问题。
汪：这样说，蒋介石最后还是要抗日的?
李：可以这样讲。不过蒋介石虽然有一定的抗日内因，但总的来说又是被动型的抗日，是在张、杨和全国人民压力之下被迫走上抗日道路的。
汪：东北军30万大军入关，张学良压力很大。如果蒋介石一直不抗日，他就不能回老家去。张学良认为蒋介石虽然有抗日的存心，但在当时还没有抗日可能，所以要逼蒋抗日。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没有误会?
李：没有误会。蒋介石有抗日的意向，张学良也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但蒋介石不抗日的时间拖得很长，他只注重于剿共，张不满于蒋的自耗国力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几次要求到抗日前线去，蒋介石都不同意。张学良认为和共产党打仗没有前途，而共产党也是极力主张抗日的。这时，蒋介石又逮捕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反对抗日言论，所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提出了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抗日。
汪：八项主张好象没有抗日字样?八项主张与共产党的主张是否相同?
李：八项主张中确实没有抗日两个字，但有“救国”两个字，意思是一样的。八项主张的内容既包括抗日救国又更多地表征为民主要求。因为要抗日救国，就必须先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就离不开实行民主。正如后来毛泽东主席形象比喻的：抗日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总之，八项主张体现了当时“抗日民主”的历史主题，这与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几乎毫无二致，所以能走到一起来。
汪：李老师能否谈谈张、杨要求加入共产党的问题。
李：杨虎城要求入党的时间较早，在1927年。那时，因为国共关系破裂，杨虎城十分苦闷，为了寻找出路，提出加入共产党，但没有被批准。张学良是西安事变前几个月要求入党的。
汪：是否共产国际认为张学良留在党外更好些?
李：不是这样。张学良提出入党后，1936年7月2日，当时共产党负总责的张闻天打电报请示共产国际。8月15日共产国际回电表示不能接受。当然，张是否真正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加入，有的学者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尚待新的资料来证实。张、杨虽然都曾提出过入党的要求，但那主要是时势和处境使然，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而八项主张对民主的要求，也与共产党要把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胜利的方向相去甚远。因此，对张、杨的评价不能过分拔高，不能认为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
汪：张学良放回蒋介石，是否因为张发现情形不对，因为共产国际、各地方实力派都不支持他?
李：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完全是这样。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任何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张放蒋回南京，这与张蒋私人关系，张学良的“忠君”爱国观念，张学良抗日要求的基本实现、蒋介石的反省，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党的调停以及全国各界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等都有关系。
汪：张学良有无推翻蒋介石的思想?
李：1936年7、8月间曾有“自成局面”的想法。张学良当时很苦恼，没有出路，如提出入党问题等。如上说的，这是当时的时势和处境使然。但西安事变是兵谏，是劝蒋抗日，逼蒋抗日，也是拥蒋抗日，而不是起义，不是革命，更不是政变。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受群小 (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包围，有“清君侧”之意。
汪：您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单纯要求抗日救国吗?
李：主要是抗日救国的思想。但捉蒋与放蒋一样，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还有，如张学良一直想“打回老家去”，但东北军越打越少，实力大减，而蒋又不许补充；蒋要求张学良惩处其部下，张学良不忍心；蒋曾答应张抗日，但又迟迟不发动抗日军事，张也有受骗的感觉等等；同时，事变前夕蒋调来大军威逼，调来一批高级将领要撤换张，还让邵力子通过大公报放风出去，试想张会是什么心情?!
汪：西安事变有无缺点?
李：西安事变存在着计划不周、配合不协调等漏洞。如捉蒋以后怎么办，张学良不知道，杨虎城说挟天子以令诸候，又因急躁搞了一场虚惊；事变中也误杀了一些人，象邵元冲，军纪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汪：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有何影响?
李：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和蒋介石南京政府处于敌对的立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这时，共产党以第三者身份出现，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实际上就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缓和了国共矛盾，为日后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但蒋介石也没有吃亏。事变后，各方面都要求和平解决，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的声誉和实力骤增。全国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当然，收益最大的应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
汪：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与西安事变有无关系?
李：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不能完全归因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只是一种机遇，这对国共两党都是一个机遇。如果共产党没有能力，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它就不能取得政权。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讲话中解释“抗战到底”的“底”，就是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而共产党提出要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深得人心，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腐朽却丧失了人心，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
汪：大陆对张学良、杨虎城总的评价是什么?
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正象前面我说的，西安事变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这是它最成功的地方。西安事变是扭转时局的关键，加快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它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甚至它的作用还要更大些。
汪：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什么?是否允许有不同观点的争论?
李：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西安事变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个人也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这次研讨会自然允许有不同观点的争论，这样是有好处的。因为学术研究是对真理的追求，而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才有助于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政治家是谋求现实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学者的研究虽立足于现实但又超越于现实，能为现实提供清醒的认识，两者的大方向都在于促进时代更为稳健、快捷地向前发展。
汪：李老师的许多见地都令人折服，十分感谢李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