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张学良功或过——系列报道之五
汪士淳
台湾《联合报》记者 汪士淳
西安事变，生命中的一场豪赌，转折了中国现代史；他尝自言：“我对我所做过的事负责”、“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真心情怀溢于言表……
辽宁省沈阳市里，询问“少帅府”在那儿?年轻的一辈满脸茫然。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张氏父子早年在东北经营多年，如今已成为历史，不复存留在人们的口耳之中。
然而西安事变，永远是中共的重要纪念日。“张氏帅府”的主建筑“大青楼”里，和事变有关的展品不少；年轻的张学良当年下令格杀跋扈的权臣杨宇霆、常荫槐，从而巩固自己领导地位的事件，以蜡象呈现在事件发生的一楼老虎厅内。二楼所展出的签名薄中显示，去年六月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来此参观。
“对于西安事变，两岸的官方态度是不同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永敬说：“这场事变是中共发展的主要关键之一，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台湾这边则只是学术研究范畴，官方是不管的。”他认为，中共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学术研究比台湾占优势的是可用资料要丰富得多，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仍然明显可见，如共产党的作为方面永远是正面的。
西安事变六十年了，中共早年担心影响张学良安危的顾虑如今也已不再。大陆史学界对事变本身及张学良的研究，显然已较往年更为开放。
西安事变涉及到三方面，居间的中共在此一事件中成为调停者；另两方面一是蒋介石，一是张学良及杨虎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副所长张友坤说，张学良在这次事件中，为国共两党起了桥梁作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念念不忘收复失士、重返故乡，并对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始产生怀疑，所以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可说是个爱国狂!”张友坤现在是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也是甫成立不久的张学良基金会副会长。他不赞成台湾角度的见解，认为张学良应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负责：“那是不公平的，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如何能够推到张学良一人的身上?而且，抗战胜利也不是属于那一党那一派的。”
属于年轻一辈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副研究员杨奎松，则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另有看法：“如果说，仅仅为了劝蒋抗日这么唯一的动机，就把蒋介石抓起来，是不合逻辑的。”他从所获得的史料来分析，认为张学良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事先早已有所准备，计划在联俄情况下，与杨虎城、中共红军共同组成西北联合国防政府，号召全国一起来抗日，而这个计划是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发现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反应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并未支持这次事变，这也是日后整个发展走‘拥蒋抗日’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过杨奎松也指出，张学良原先就是反对内战，他警觉到西安事变如再不和平解决，对日本有利的新内战就会爆发，违背了他的抗日出发点，这也就是后来事变落幕，他送蒋回南京的原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诉求在于抗日，诉求对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才过完八十大寿的蒋纬国，目前身体状况不佳，由于肾功能不好，最近已开始洗肾。他对这段历史事件，一直很为父亲抱屈：“我愿意穷一生之力，证实我父亲是积极抗日的。”
他指出，来台之后，父亲曾告诉他一件关于当年建军备战的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就和德国秘密签了个协定，用中国的农矿原料，换取德国制造的最新武器。那时候，父亲的构想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国最新武器装备，助我国编训八十个师的目标；并决定如果日本到民国二十八年还没有侵略中国，我方在民国二十九年就要主动反攻东北，收复东北失土，并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
蒋纬国说，这些情形说明了他父亲很早就有抗日、收复失土的全面性整军备战计划；但在国力尚未培养起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以免给予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然而在清剿共军到最后关头时，却发生西安事变，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一大伤害。”
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则说，蒋介石抗日意愿及准备，绝对是无庸置疑的：“蒋委员长对抗日是已有所准备，否则事变前他就不会去修筑苏——嘉国防线，下令孔祥熙赴意大利接洽购机，又积极修粤汉铁路。”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大影响，一是促进中国的团结；一是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从此确立。“西安事变使得剿共终止了，对日抗战则尚未准备好!”
“我可以说：蒋介石起码有抗日的意愿!”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并不讳言：“但他认为国力不行，再加上共产党的威胁，所以才有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李云峰的看法是，在张宣布东北易帜之后，他一直相信蒋介石的承诺，完成统一之后就抗日，但蒋却又要求剿共，两人政策歧异之下，终于引发了西安事变。杨奎松说，张学良必欲联共，透过联共而取得联苏抗日的努力将因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大战而功亏一溃，终于把他“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这里，蒋永敬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钻研西安事变二十余年的李云峰说，过去大陆学界许多人认为，由于张学良及杨虎城都曾要求加入共产党，所以认同他俩都是共产党人；“但我肯定的说，张学良不会成为共产党人!”他说，过去在两蒋时代出现，里面有痛悔与共产党接触叙述的“张学良忏悔录”，应该就是张学良的心声。
而张学良自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长久以来是学术界好奇之处。张学良应该早就晓得大陆方面对他的评价。在那里，他是民族英雄，是千古功臣。
但他即使在两蒋皆已过世，自己也离开台湾了，却仍不愿踏上大陆，接受海峡对岸广大的中国人对他的欢呼，他又返回相对而言对他冷淡的台湾，以后终赴夏威夷定居。
张学良首次赴美时曾说：“我对我所做过的事负责，我从不后悔!”这句话为大陆史学界经常引用。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对蒋介石有那么一份嫌疚的。胡适曾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才有第二次容共的政策，乃至于以后中共在抗战期间坐大到后来的占领大陆。
从“西安事变忏悔录”里可以看得出张学良对此有如此情绪；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变功过问题，张学良会引述圣经里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自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做为他自己的表白。这个经节，在民国七十九年六月一日各界在台北盛大地为他庆祝九十岁生日时，他又当场引述一次。
蒋纬国回忆以往几次与少帅喝酒，“他酒醉之后就抱著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那是个真心的情怀，装不出来的。
几位大陆学者对于张学良的个性都有所描述。“他是个热血男儿!”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说。“这个人就是单纯、直率!”李云峰说。“他讲忠义!”这是张友坤的理解。
也就是如此的个性，使得张学良在如今两岸实力明显消长之际，即令中共对他如此感恩，他仍然宁愿面对自己内心的痛悔，以及守住对蒋介石的一片忠诚，这也包括目前仍然在世的宋美龄在内。
也许，这就是张学良这一辈子的人生矛盾；但是，因此将他的人格以“伟大”两字形容，却也当之无愧。
大陆西安、沈阳等几处相关纪念馆里，处处可见少帅身著戎装、雄姿英发的照片。他曾挥兵入中原，年仅三十岁就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与蒋介石平起平坐；他曾纵横四海，也曾亲自驾机俯览中国大地。
然后，他沉默了半世纪。西安事变，是他生命里的一场豪赌，却成为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转折。
(本文原刊台湾《联合报》1996年12月13日)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