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洛川三方会晤考述
苏志纬
西安事变前，中共与东北军、17路军曾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其中著名的有1936年2月25日李克农(中共中央联络局长)、王以哲(东北军67军军长)洛川会谈，3月4日李克农、张学良洛川会谈和4月9日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除此还有尚待考证的1936年5月上旬周恩来、林伯渠、张学良、杨虎城洛川会晤。
前两次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的资料发表较多，这些历史事实已为大家所共知。但1936年5月上旬的洛川会晤在已公开的有关资料中尚未记载和出现。目前还不被人们所普遍了解。然而当时任杨虎城随从参谋的苏济吾在1979年作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回忆①，则从侧面提出了这次会晤的存在问题。这次洛川会晤，是中共与张、杨三方面的会晤。可以说是东北军、17路军与红军秘密联系的又一高峰，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洛川三方会晤进行证实和探讨。
一、关于洛川三方会晤的真实性
对洛川三方会晤的真实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
1.苏济吾的回忆
苏济吾在《回忆》中，以17路军的一份军事配备计划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记述了自己在1936年四、五月间从西安到韩城再到洛川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他记述了在洛川亲眼见到分别留着长短胡子的两位“客人”，即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杨在一起的具体情景。这本身就是直观的第一手资料，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肯定。
在我们访问苏济吾的过程中，苏深信自己的记忆是确凿的。而且在他又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时，进一步得到了证实。那是1949年建国后不久，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报告后，与李兴中谈及孙蔚如想回西安安居一事，当时苏济吾也在场。李兴中向周恩来介绍说：“这位是17路的老同事，杨先生的随从参谋”②。周恩来向苏微笑地点头。苏此时十分激动地向周恩来说：“我见过您。在洛川”③。因为苏济吾看到眼前周恩来那坚毅、锐敏的目光，立刻就联想起13年前洛川那位大胡子的“客人”和他那明亮有神的眼睛。他确信近在咫尺的周恩来就是当年在洛川见到的大胡子“客人”。
当然，苏济吾在洛川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林伯渠，并不直接认识，而是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申明甫第二天给苏秘密说明的。申的原话如下：“你不要给别人说，那两个人是中共代表，这几天与杨主任、张副司令常坐在飞机上开会，有时写字条，互投纸弹。那长胡子是周恩来，短胡子是林祖涵。济吾，千万不要给别人说!”④
在这里，申会不会故弄玄虚呢?我们认为不会。因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以及申明甫自己的副官身份，绝不可能用中共著名活动家的名字信口开河或无中生有地歪曲事实。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疑，他本人甚至张、杨都可能遭到不测。在这生命攸关的大事面前，申明甫是不会无事找事，自寻不快的。又何况申在一句话中就反复地要求“不要给别人说”。所以，申明甫说的这段话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2.熊正平的证实
对此，笔者还访问了当时任张学良115师师长的熊正平。他说：“‘剿总’的前进指挥所在洛川。关于1936年洛川三方会晤一事，此事不但有，还确实。时间在1936年四、五月间。参加者，东北军有张学良、王以哲。中共方面有周恩来。17路军有杨虎城”。“此事很秘密。张学良本人很机警，许多事都不公开。……很重要的事要办，都是他自己开飞机开汽车。不该通知的就不通知，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洛川三方会谈我没有参加，但我是知道此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当时是师长。”⑤因为熊正平当时年龄高迈，又卧病在床，笔者惟恐他对几次秘密会谈有混记之误，特提出疑问，熊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不是，以前王以哲与中共有过接触，后张学良在肤施与中共会谈。这次有杨虎城参加。”⑥由此洛川三方会晤的存在得到了第二个人的证实。
3.米暂沉的记述
米暂沉在《杨虎城将军传》中记述：“杨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将军所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已有所闻，于是主动提出举行中共、东北军和17路军的三方会谈，以便尽快发起西北的抗日军事行动。”⑦由此看来，杨虎城主动提出举行三方会谈，已是事实。那么，在当时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快形成的形势下，使符合三方利益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而且，米暂沉是杨虎城多年的秘书，有关杨的直接材料掌握较多，他的记述，不能不是洛川三方会晤存在的又一佐证。
4.张学良的谈话
1990年12月11日，日本《东京时报》发表了日本评论家松本一男对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一事的感想。其中说：“特别是关于历史事件的经纬，张学良甚至连事件发生的时间都记得一清二楚。只是在谈1936年2月在延安同周恩来秘密会见时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同周恩来会见的日期与事实不符，但会见的地点是洛川，而不是延安。这恐怕是张学良记忆上的错误。”⑧
张学良在台湾被解禁后，首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独家采访，明确地谈到他在1936年与周恩来在洛川的会谈。几乎所有的记者、专栏作家和接触了张学良的人都承认张的记忆非同凡响，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承认张学良谈及他与周恩来洛川会谈的事实。起码应该将此作为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至于松本一男的评论，一方面认为张学良记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又有“记忆上的错误”，未免有前后矛盾之嫌。当然也不能将他的感想作为历史的结论。
5.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
洛川三方会晤，是红军、东北军、17路军“三位一体”发展趋势的需要和结果。米暂沉的《杨虎城传》还记述：“这样张杨间，张杨的部分干部间已有了密切的联系，双方也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到了1936年5月以后，对于反对内战，共同抗日已成为三方一致的方针。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形式履行这一运动了。”⑨这种认为在1936年5月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当时任杨虎城政治处长的申伯纯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当时有人把张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局面称为‘三位一体’，并且成为一个表现这种局面的流行术语。所谓‘三位一体’实际上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17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⑩从有关资料中可以看出，1936年1月至4月，是张、杨与中共秘密联系最频繁的一个时期。这一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杜重远，并商谈过东北军联合红军事宜。同时，张还找过与中共有联系的李杜，并由李杜介绍与中共党员刘鼎接上了关系。以后刘成为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员。2月25日，王以哲与李克农在洛川接上了关系，并进行了会谈。3月4日，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会谈。至于杨虎城，大革命时就与中共有较好的合作。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秘密党员仍在杨部充任要职。如南汉辰、魏野畴、阎揆要、刘威诚、童陆生、李慕愚等。1935年12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杨虎城，并派汪锋送交。1936年初，杨与汪有几次会晤。2月，杨又与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秘密会晤，并达成四点协议。4月初，杨又与从德国回国的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的王炳南接上了关系。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与中共的双边接触会谈是不断发展的。会谈从需要和事实上也是步步升级的。然而张、杨各自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并不等于“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在1935年下半年，张、杨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良好，甚至还常常出现一些误会。到1936年上半年，二者的关系才从相互猜疑、相互提防逐步变为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再到相互依托、相互合作。这种关系的变化尚未达到完全可以依赖的地步时，他们各自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是不可能互为透露的。只有二者关系达到了相当密切的阶段，才能够公开，也需要公开各自与中共的秘密关系。既然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多次的秘密接触会谈，那么三方关系理所当然也需要以会谈形式加以发展和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与张、杨举行一次正式的三方秘密会晤，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和事实上的存在，正是三方关系正式沟通的明显结局。
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一书中写到：“由于张杨和红军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6月间两广事变发生时，张杨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图谋更具体化了。当时张杨共同拟出了一个组织西北抗日联军的计划，由他们二人分任总、副司令，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并且还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传稿。”(11)米暂沉在《杨虎城传》一书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日寇大举进攻绥远时，也还有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合组抗日援绥联军的计划，并拟以张为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由红军再派副总司令一人组成。”(12)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在制定三方抗日援绥联军的计划之前，没有三方实地的会晤商谈，作计划岂不是纸上谈兵?既然这一计划已经成为事实，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在此之前极可能有一次高级的、正式的三方秘密会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从瓦窑堡起身再乘张学良的飞机从延安到西安。这一重要史实，早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之中。倘若在这以前没有三方的会晤，进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那么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紧张、动乱之际，张、杨是不可能果断地作出联名邀请中共代表赴西安谈判这一重大决定的。
6.反面的论证
苏济吾的《回忆》记述了在洛川的两位“客人”，如果不是中共代表，那么又是谁呢?我们充其量地估计，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张学良的参议，二是国民党中央方面的要员，三是“剿匪司令部”的一般督战官员，四是张学良地道的一般性客人。但我们稍加分析，以上四种情况都不可能存在。原因如下：张学良参议一说，当场就被杨虎城否定了。《回忆》中说道：“这时我问杨：‘主任，那两个人是不是张副司令的参议?’杨说：‘是客人’”(13)。国民党中央方面要员一说，也显然不能成立。因为这在国民党内部，无须如此机密，甚至在飞机上写纸条，投纸弹。“剿匪司令部”的一般督战官员一说，更难成立。因为这些人，甚至连蒋介石派来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的晏道刚等都是张、杨部队所嫌恶的。他们在张、杨部队中的地位不高，印象不好，因而决不会是张杨的座上客。所谓张学良地道的一般客人一说更是牵强附会。若是一般性的客人，为什么在半夜两点钟，杨虎城却要严肃而郑重地把17路军的军事配备计划交给他们呢?所以，结论只能是：这两位神秘而受尊重的“客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综上所述，中共与张、杨在洛川的三方会晤，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又有直接的几种资料的证实，因此，它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
二、关于洛川三方会晤的时间
根据苏济吾和熊正平二人的回忆，洛川三方会晤是在1936年四、五月间。至于具体在那一天，二人已记不清楚。但苏济吾却记得从洛川到西安后，得知刘志丹牺牲的确凿消息。据《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写道：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二十五年(1936年——引者注)率部东征。……于是年4月中旬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役，负伤阵亡。时年34岁。”那么，17路军总部得知刘志丹牺牲的确凿消息的时间在何年何月何日呢?查1936年5月5日《西北朝报》第一版报导：“省府消息，省府昨接绥德毛主任三日电，据绥德艾团长及田庄李团长转据毛家坪袁营长，钟家涧便衣五队高队长、山折队长(注：原件如此)来电先后报告：据确讯，刘匪志丹，因伤毙命。其棺木于4月感(27)日到瓦窑堡，匪党曾为开追悼大会云云。据此，则刘匪毙命，已可证实矣。中央社。”由此可以推知，苏济吾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时间可能在1936年5月5日或以后若干天。而苏回忆在洛川大约一周左右时间，那么也可以初步推断洛川三方会晤是在1936年4月底至5月上旬之间。
1936年5月5日《西北朝报》第一版还报导：“绥靖主任自上月进驻韩城，亲自督剿，并令孙军向北积极推进，切实痛剿。旬日以来，前方剿匪军事，进展甚速。杨氏为彻底肃清各地赤匪计，关于前方军事有与剿匪总部承商之必要，特于本月2日偕同周科长梵白等数人，由韩城返抵西安。旋因张代总司令已由省飞洛，遂在省稍作勾留即于昨(4日)下午1时许，乘飞机赴洛川，晋谒张代总司令报告前方进剿情形，并请示剿匪机宜”。1936年5月7日《西北朝报》第一版又报导：“绥署杨主任于本月2日由韩城返抵省垣。旋于4日下午1时乘飞机赴洛川，谒张代总司令，报告剿匪情况，并请示机宜各节，已志前报。获悉杨在洛公毕，于6日返省垣，随行者周科长梵白等数人”。我们稍作分析，便可看出此段文字与苏济吾《回忆》的主要脉络极为吻合。这就是说，杨虎城到洛川见张学良并非承商什么“剿匪”机宜，实则与张在洛川和中共会晤。因为会晤是极秘密的，报纸当然不会知道杨虎城洛川之行的真实目的，张、杨更不会向报社提供会晤的任何消息和细节。这段报导不仅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洛川三方会晤的存在，而且还可以推测出会晤的时间可能在1936年5月4日至6日或稍后几日。对于《西北朝报》报导的参考价值及我们推测会晤时间的理由，还可以从下面一点分析证实。该报1936年5月10日第一版有一则消息：“张学良代总司令曾于6日在洛川行辕，向67军军部，该地其他驻军及守甘泉部队官兵训话。8日飞赴秋头视察，当晚即返抵洛川云。中央社。”众所周知，张学良曾于上月9日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直到10日清晨结束。为了保证会谈的秘密进行，东北军为新闻界提供张学良频繁军事活动的消息，实在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这种策略的实施，起到了对延安会谈的掩护作用。延安会谈如此，洛川三方会晤何尝不能如此呢?由此推论，洛川三方会晤的时间在1936年5月上旬应该是有道理的，可信的。
三、关于洛川三方会晤的中共代表
苏济吾的回忆，已清楚地说明了洛川三方会晤中，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和林伯渠。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点进一步证实。中共进行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委派谁开展这一工作，不是随心所欲而定，而必须作出周密而有利的安排。周恩来主管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他参加了1936年4月9日的延安会谈，掌握了确实的材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就其与张学良私人关系而言，也趋于融洽。在紧接延安会谈的洛川三方高级会晤中，周恩来理所当然是中共代表的合适人选。又据熊正平说：“毛主席派周总理参加这次会谈是有统筹安排的。周总理从小在东北长大，在沈阳读的书。周的中学同学卢广绩，当时是张学良第四处(政治处)处长。卢为张、周从中疏通、联系。”“周总理脑子活，见张学良不称先生，而称少帅，叫得张学良心中挺愉快、轻松”。(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证明了周恩来是中共代表的真实性。林伯渠在国民革命时期，就从事过国共合作的工作。他曾参与筹备、领导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农民部长，具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因此林伯渠也是中共参加洛川三方会谈的合适代表。林伯渠以后又是红军驻西安联络处中共代表。建国初，在北京公祭杨虎城将军的大会上，他又代表中共中央致祭。这些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伯渠是洛川三方会晤中共代表的可能性。
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曾去山西向毛泽东汇报。5月5日，我东征红军已全部撤回河西，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五五”通电。周恩来当时主管白区工作委员会，因此他不可能在山西前线停留过久。他必须也完全可能在5月5日以前就返回陕北。所以，周恩来参加5月上旬的洛川三方会晤从时间上是完全允许的。论证了洛川三方会晤中共代表及时间问题，不仅有它自身的意义，同时还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会晤的真实性。
四、关于洛川三方会晤的内容和结果
因为洛川三方会晤是秘密的高级会谈，所以对苏济吾来说，会晤的具体内容和结果，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从会晤接近尾声时，杨虎城将17路军的军事配备计划交给周恩来一事，可以证明，会晤深入地涉及了军事方面。也证明了会晤的结果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这一未下达的军事计划是蒋介石三令五申催报的，但最后却落入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手中，这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会晤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程度。在会晤之前，随同杨虎城赴洛川的17路军官员，每人都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尽是‘组织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等内容”(15)，加之当时洛川的和平气氛，也能说明这次三方会晤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停止内战，共同合作，团结抗日。
洛川三方会晤之后不久，即5月下旬，张、杨同机到榆林、绥德等地(16)，杨虎城又去兰州、宁夏、太原呼吁和平。这些也能推论出洛川三方会晤的中心内容是一致抗日，停止内战，同时也说明了洛川三方会晤的积极意义。
洛川三方会晤以后，中共和张、杨关系更为密切，三方合作的局面已完全打开并成为现实。这样，洛川三方会晤就成为西安事变前中共与张、杨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就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就不能不给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以应有的地位。所以，如实地、认真地研究洛川三方会晤这一历史事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对于洛川三方会晤，苏济吾的回忆只是刚刚提出了问题，我们也只是围绕《回忆》作了初步地探讨。会晤的真实性问题、时间问题、中共代表问题以及内容和细节问题，还有待多方面资料的进一步考证。我们之所以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目的只是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实事求是地挖掘历史的本来内容。倘若我们的一孔之见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它的作用也就达到了。
(作者单位：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邮编：710077)
①苏济吾，原西安市政府参事、西安市政协委员。1979年底曾作一篇回忆录，题目是《关于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随杨虎城将军洛川之行的一些回忆》。全文附后，本文引用时简称《回忆》。
②笔者访问苏济吾的记录。
③笔者访问苏济吾的记录。
④见《回忆》。
⑤笔者访问熊正平的记录。
⑥笔者访问熊正平的记录。
⑦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第98页。
⑧转引自1990年12月15日《参考消息》。
⑨米暂沉：《杨虎城传》，第78—79页。
⑩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71页。
(11)《西安事变纪实》，第71页。
(12)《杨虎城传》，第79页。
(13)见《回忆》。
(14)笔者访问熊正平的记录。
(15)见《回忆》。
(16)见《回忆》。另据1936年6月1日《西北朝报》第一版报导：“绥署杨主任……特于31日上午7时许由省乘飞机飞赴定边、榆林一带视察匪情。随行者计周科长梵白、苏参谋辑五等数人……”苏辑五，是苏济吾原名。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