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月间随杨虎城将军洛川之行的一些回忆
苏济吾
徐海东、程子华率红25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随之调动东北军、17路军对陕甘苏区围剿。张、杨受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又出于形势所迫，感到内战不是出路，因而都分别与共产党沟通渠道，接通关系。前线的围剿，实际已经停止。
蒋介石对17路军在军事上迟迟不前的行动已有察觉，便于1936年初多次电促杨虎城到韩城督战，部署北进。杨每次接到电报，只复电“遵照办理”四字，实则敷衍。蒋又亲自署名急电，限期执行。
这年春的一天，17路军参谋长李兴中叫我随杨先生到韩城出差(我当时任中校参谋，分管教育、作战)。我与李关系好，故直率地表示不愿去，并动了感情地说：“枪毙了我也不去!”这主要因为参谋处第一科长袁仲玉因被督剿专员诬陷，被押军法处，扬言要枪毙，又因为当时17路军上下普遍厌战，都不愿前去替蒋介石卖命。若唯命是从，违背自己的心愿；若敷衍塞责，则有被国民党特务集团定罪为“私通共党”的危险。我当时的心情就处在这压抑、焦躁的状态。杨的机要科长周梵伯首先劝我不要说得太严重了，深表关切之情。杨先生得知后，也叫我到他处，安慰我说：“不要看得太严重了。”去韩城前，王照南到参谋处见我悄悄说：“辑五，你随杨先生出差吗?现在不打了，要抗日!杨先生已响应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了。安娜化装成传教士到陕北联系”。听了王照南的话，我感到情况确实有了变化，同时联想杨先生每次与部队讲话或其他集会，从未讲过共产党半句坏话，总是慷慨激昂地讲收复失地，如何抗日等，于是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一些。
随杨先生到韩城后，驻在民众教育馆。蒋介石的电报还不时地发来，催报军事部署计划。东北军总部在洛川，17路军38军孙蔚如主力在宜川。从宜川到洛川之线兵力部署计划加强了与东北军接合部的兵力。一天夜里，杨虎城随从副官申明甫找我说：“主任请你。”我随即到杨处。杨叫我坐，同时拿出我拟的作战部署计划，叫我写上“待发”二字，他盖了章，将计划存在我处。我起身刚走，杨又叫我回来，说：“这事不要给别人说，计划要带好!”于是此件一直存在我处，未下达。
四、五月间一天傍晚，张学良的飞机由山西方向飞来，在韩城上空投下一通信袋，内有张信。信中说：“杨主任虎城兄：弟明日上午11时到韩城”。我和周梵伯分别组织了部队、机关、学校准备欢迎。次日10点钟，欢迎队伍准备就序。10点半，杨虎城到。一直等到11点，还不见张来。我们又等到中午12点左右，译电员梁幼丞拿张学良电报跑来，交给周梵伯。周又交给杨虎城。电报写道：“弟不去韩，请兄速回西安”。当天，我们随杨虎城乘汽车离开韩城，汽车经过大荔到西安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第二天清晨，周梵伯打电话给我说：“济吾，你带一条毯子，其他东西不带，8点出门。”我问：“到哪儿去?”回答：“不知道”。我见到李兴中参谋长，说杨公馆来电话的情况，李说：“去吧!”7点多，我到新城17路军总部的杨公馆。八点钟坐汽车去机场。同去者还有周梵伯，是否还有于明江(杨的私人医生)，记不太清了。时张学良的波音机停在机场，杨虎城还未来，大家也不知去那里。突然，天下起雨来，我们在机翼下避雨。时间不长，雨就停了。大约在9时左右，飞机驾驶员(德国人?)来，随后，杨虎城、申明甫到。大家先后进入机舱，飞机便起飞向北飞行。飞机飞得很稳，这时天也晴了。大约在中午11点多飞机开始下降，我清楚地看到地面有队伍。飞机停下，大家先后走出机舱。当看见张学良、王以哲等来接，我方知到了洛川。下了飞机，便有人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小册子。当时忙于寒暄、问候，没有来得及翻看。我们乘王以哲的车到了东北军总部，安顿好后我便打开小册子翻看，尽是“组织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等内容。晚上，17路军驻张学良总部联络参谋杨其祥来我们住处说：“看这小册子，不打了吧!”
在洛川，同来的人没有住在一起。申明甫随杨虎城住张学良处，我与周另住一处。几天过去了，我们都未见到杨虎城。偶而申明甫来我们处寒暄几句。我们无事，就到街上散步，野外看风景，闲谈甚至放开嗓子唱几段戏。大约来洛一周左右时间，我们的思想完全松弛了。一天深夜的两点钟左右，申明甫突然秘密叫我起床，悄声说：“辑五快起，跟我来”。我问：“什么事?”申说：“主任请你。”我随申走到另一院内，院内周围，多是张学良的警卫，身佩手枪，用警戒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个生人。大概他们已熟悉申明甫，所以并没有盘问。我们径直走进一屋，见内有四人，有张学良、杨虎城，还有两人不认识。但从二人的仪表、神态、举动可以断定是张学良的座上客。按照陆军礼节，我向四人敬了礼。杨问我：“韩城的计划带来了吗?”我答：“带来了，可没在身上。”杨问：“快回去拿来!”我很快返回将计划拿来交给杨。杨接过配备计划问：“是原来的?”我答“是!”杨略微地看了看计划。在杨看计划的短时间中，我迅速打量了那两个生人。只见其中一个人留长胡子，眼睛明亮有神。另一人留短胡子。这时，杨将计划交给长胡子者。我感到已没有自己的事，便向四人敬礼告辞退出。长胡子还特意地与我握了握手。杨虎城因我是他的部下，也客气同我走出了门，特别嘱咐我守秘，不许向别人说。这时我问杨：“主任，那两人是不是张副司令的参议?”杨说：“是客人”。此时，申明甫送我回去。第二天，我见到申明甫，问起昨晚见到的那两个生人。申说：“你不要给别人说!那两人是中共代表。这几天与杨主任、张副司令常坐在飞机上开会。有时还写纸条，互投纸弹。那长胡子是周恩来，短胡子是林祖涵。济吾，千万不要给别人说!”
此事之后，我们立即坐飞机回西安。当时得知刘志丹牺牲消息。不久，我、周、于又随杨虎城与张学良同机到榆林、绥德呼吁和平，停止内战。这次飞行，有时张学良亲自开飞机。途中张收到陕北宁条梁天主教堂的告急求援电报，上写红军攻打天主教堂紧急，请张杨解围。张将电报交给杨说：“虎城兄，叫解围呢!”紧接着又说“管他呢!”杨亦说：“管他呢!”随手将电报交给我存。飞机飞西安路过瓦窑堡时，低空飞行，张学良投下一通信袋，内容不知。
以后我又随杨先后到兰州、宁夏、太原等地秘密地呼吁和平、停止内战等。此行杨是以西安绥靖主任身份到各地视察的，因为绥靖主任对陕甘青宁新军事都有指挥权。(一九七九年底)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