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的“兵变”策划①
伍 文
西安事变之震动寰宇，近挽战局危亡，远酿江山易主，已属史界共识。国共两党虽尽尝成败易势之甘苦，却也同视西安事变为历史之重大转折点。然而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及参与策划者，始终是扑朔迷离，成为海内外学界的关注点。
宏观而论，如事变爆发刚一周的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所言：“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党内指示中也说：“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深入追索“兵谏”之具体组织策划，毛泽东在事发后不久对到访的史沫特莱女士声明“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绝妙的是，最初怀疑共产党是“主谋”者的蒋介石，20年后也认同了这一事实：“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且其事前，并未与共产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②问题的新的思考：西安事变的发生确有其偶然性，然而，张学良其人由一方军阀归顺中央，又认同欧洲意、德等国的民族国家理论，转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关注苏联的建设，身为“剿匪”副司令，却同情、帮助红军，直至与中央联手暗抗蒋氏中央政府，如此惊人之变化却绝非偶然，应视为其思想变化的必然；12月12日的“兵谏”捉蒋，是一突发性事件，但张学良与其身边的谋士，其实已策划着一盘兵变的大局，试图以军事实力抵制南京政府，控制西北为抗日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实现救国之大业。这一“兵变”策划是酝酿既久，部署有方的。“兵变”诚非“兵谏”捉蒋，然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兵变”之策划，却是不可忽略且值得深入讨论的。
西安事变前的数年间，先是对张学良直接施以重要影响又参与策划了“兵变”的，有一个“自觉”行动着的秘密群体，这就是活动于东北军内外的一批前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罗章龙等。这批“神秘”人物并非听命于陕北的中共中央，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已先后失去了中共党员的身份。或是当年被捕后投靠了东北军成为张学良心腹，如黎天才，余者多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反对王明，并参与党内反对派“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的活动被开除，且都没有再回到共产党组织中，故而在这里称之以“前共产党人”。依然强调他们的“共产党人”的政治色彩，是因为其中的重要人员都是中共创建之初的老共产党人；又是张学良为招致共产党精英而请到身边的幕僚；更因为他们数年来不忘自己的政治信仰，有意识有目的地以马克思学说“从理论到实践”直接影响着张学良，且“处处照顾到我党当时的政策”③。他们都是20年代的风云人物，有不一般的政治头脑和相当的组织活动能力，一旦见逐，遂被“红”“白”两方紧盯不舍，成为逼入夹缝中的危险人物。
最先注意到张学良的左右有前共产党人渗透的，还是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他们直接掌握的特科。1936年4月间，周恩来秘密会见张学良后，曾向中央报告，说到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④引起周恩来注意的这“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任职于张学良左右的黎天才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在“脱离”党之后，陆续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的。据罗章龙晚年回忆，先后进入东北军成为张学良智囊的前共产党人约20余人，黎天才职务最显，政训处副处长，执掌机要大事；吴雨铭是机要秘书，张学良的随车伴读老师；其余尚有李希逸、黎夫人孙菩缘、曹竹柬⑤等人。他们与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已易名“罗仲言”的罗章龙保持着直接联系。
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所形成的群体，既是高度秘密的，又是十分弱小的。考察其主要成员的经历，大多在离开中央时有过错误与荒唐，也有过无奈与委屈，他们以黎天才之便先后进入东北军中，可谓是保存实力之举。至于“另起炉灶”的图谋，开初并不明确。在与罗章龙恢复了联系后，进而搭桥引线，促成了张学良和罗章龙在开封的秘密接触，才有了变化。由秘密会晤形成了良好的开端，以后双方间信使往还络绎相属，消息交通大事共商，“非委”终于迎来与30万大军全面合作的机遇，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实则来之不易。
早在10余年前，中共北方区代表大会制定的“军运工作纲领”中，就提出了不仅要建制自己的军队，也要组织兵变，瓦解旧式军队，建立革命新军队。这是李大钊、罗章龙等人不顾陈独秀的疑虑，力持远见制定的。1931年“非委”事件中被开除的前共产党人，原多为中共的“老干部”，自然谙熟其理。稍稍留心几起兵变的背后：1931年底，二十六路军万余人在江西宁都“剿共”前线起义，主事的军参谋长赵博生，是原中共北方区组织的人；1933年底，十九路军反后被中央点名开除的，他原是想以此举重回党内的；那次被中央点名开除的“非委”人员韩麟符、李希逸，在天津被捕后由张学良交黎天才经办，于1933年出狱，随即进入孙殿英军中，韩任政训处长，还当了孙的“龙头老大”，而李希逸则掌握着宣传科。他们组织起学兵队，李希逸开讲马列政治课程，很想把孙的四十一军改造过来。1934年孙殿英部在赴青西屯垦途中兵变，兵败后韩麟符隐居山西榆次乡间，不幸遭暗杀。李希逸则转入了东北军。
大约1934年底至1935年初，进入东北军中并立足已稳的吴雨铭等人与开封河南大学校园里的罗章龙又有了联系，抑或罗章龙与“非委”的部分骨干成员，关系本未全断。
这批前共产党人看准了张学良的苦衷，“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网罗，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三十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⑥迎合其心理授之以马列理论，辅之以中国革命的成败之鉴，和学良出自杀父之仇和失地之恨的复仇心理，急于“剿匪”成功挥戈北上收复家园的情绪，上升为成熟的完整的抗日主张。1936年夏秋，在巡视部队时的讲话，尤其是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拥护领袖，集中国力，把全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的阵线去长期抗战”的主张，并且指出“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表里相应，互为因果的，决不容割裂分开。理论离开实践等于幻想；实践离开理论便是盲动。能实践抗日，才不致使抗日的理论落空，才能保障抗日理论的胜利。”⑦不难看出其受中共政策和马列学说的影响。
除了在理论方面对张学良有所影响，罗章龙与在东北军中的同志们也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利用和改造旧军队的主张付诸实践，倚重张学良的军事实力做文章。
1935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西南兜圈子，蒋介石摸到红军北上的意图，有意让张学良西上。面对又一次的抉择，黎天才向张学良进言，“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以接近我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力，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⑧主张接过南京的令箭，反客为主以图大业。
进入秋天以后，东北军大举移师西驻，张学良出任西北地区“剿总”的副司令，他身边的“智囊”也悄悄地由“务虚”进而“务实”，据罗章龙回忆，主要是吴雨铭、李希逸来往奔波于西安开封间，和罗章龙一同商讨方略：立足西北，选定题目做文章。
“在东北军‘非委’地下工作者惨淡经营地从事组织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才获得进展，进入具体部署阶段。”⑨这具体部署，主要是按照张学良的授意，设计了以“兵变”为手段，谋求西北“独立”，建立稳固的抗日基地的政治蓝图。在罗章龙先生的遗稿中，此一设计被称为“西京兵变”。
1936年4月上中旬，罗章龙以系主任的身份，借带领毕业生参观实习之机，曾有一次西北之行。师生数十人先是便道游览华山，随后，一行人进入了古城西安。其后，这一年的秋天，罗章龙又一次进入西安，此行的内容之一，是接受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聘书，准备前来任教。两次做客西安期间，罗与东北军中的“非委”全体人员见了面，游宴于远近名胜，王曲、杜祠、大雁塔、下马陵……难得之聚会，一泻多年积郁之情。最要紧的是通宵议事，“集中精神，对于当前时局交换意见”，黎天才、吴雨铭“二人发言最多”⑩。
经吴雨铭、李希逸来往于西京、开封之间与罗章龙的设计磋商，又经西京军中众人共议，这群不废家国大计的前共产党人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根据罗所称，以下简称为“两项计划”)：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立，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11)
罗章龙、黎天才、吴雨铭等设计的上述“兵变方案”，着眼于反蒋。所谓“拒绝独夫一切命令”的对抗行为，当然不可能是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的“捉蒋”行动，也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登高一呼，公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根据地，联合各方力量，实行长期抗战，挽危救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
根据方案原则，他们又“作出具体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诸实施”(12)，面对思念北大营的东北军，“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13)；同时注意“动员舆论，在当时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14)，尤其要“计策万全以防内奸”(15)。罗章龙还特别嘱咐军中同志务实，有步骤地推进各项计划，水到渠成，可望稳操胜券。罗章龙还同意了众人的要求，预定于九、十月间离开开封，来西安的东北大学任教，以便共举大事。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当时确曾形成了如罗章龙所忆的文字形式，另外这一方案报告于张学良的具体时间也难认定。但它大致成熟于何时，张学良何时接受这一思路是可以讨论的。依现有资料分析，1936年的4月间，最值得注意。我们知道，这个月的9号深夜到10号凌晨，张学良秘密会晤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地点是陕北肤施(延安)。随后，周迅即向中央领导详细地汇报了会谈的情况。从报告中可清楚地窥见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反蒋迹象，张坦率地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如蒋确降日，他(指张学良——引者注)决离开他”(16)。张也思考过西北“自成局面”，惟此时尚无可语人之完备方案。
时隔仅半月，则大不一样了：参加了肤施秘密会谈的刘鼎在会谈结束后随周恩来去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又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的身份，领命折返，回到张学良的洛川行辕。张学良刚刚与之见面，就立刻表白了自己的新的态度，刘鼎闻之大为惊奇，第二天(4月27日)立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李克农再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出乎意料的新情况。信中称：
这位老头儿昨夜同我见面，……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刚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个功夫要向他领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17)
“老头儿”是指张学良，“大老板”当然是指蒋介石，“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应该是指东北军所驻的西北地域，“他的几个佣人”是指东北军的干部。很明显，张学良的不小计划，是以反蒋抗日、另立局面为核心的，表现了与半月前延安秘晤时大不相同的态度。
三天之后，刘鼎又一次报告：
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18)
此信之后，就在5月2日，刘鼎第三次发出了给中央的报告，还有当时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也分别向中央发出了报告，内容全都围绕张学良的大幅度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几天内如此频传迭至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令陕北方面大为惊喜。当时的中共，立足陕北未稳，国军围剿正紧，中央正为红军的出路焦虑，得此消息，毛泽东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联合东北军，打通国际通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构想。
回头再想想张学良“一日千里的进步”的侧面，西北大局面方案的背后，我们注意到张学良、罗章龙这半月余的行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交汇区”：张学良10日凌晨尚在延安与周恩来密谈，分手后仅10余日，刘鼎与张再见面时，张的变化惊人，甚至有了“半年功夫，大事可济”，“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的大体日程；而罗章龙4月6日率学生在华山登攀，随后正应该是10日前后进入西安。他活动于西安期间，除了和自己的同志商讨大计，并与张学良有过又一次会晤。除了约请罗章龙来参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张学良和罗章龙的会晤中，还涉及了对西北独立局面的设计、与国际的联络等核心大事，在罗章龙的遗稿中可见只言片语：张学良谈话“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行。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19)史迹已经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们”计策万全的“两项计划”何其相近。此时，前共产党人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老头儿”“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中，“黎天才们”的嘴当是最能析透利害的了。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这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间的联系。
1936年的这个春夏之际，长途转徙立足未定的中共与红军，借驻西北亟思抗日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有隐忍待发的前共产党人，似乎都有过好一阵子的亢奋。他们从各自的困境或迷茫中看到了转机和亮色，虽然出发点各异，选择却集而于一：西北大发动。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前共产党人开始为张学良谋划着西北为营的具体步骤，并力促步步落实，力保步步稳妥。黎天才对此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20)
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好物质准备，因河西走廊不宜大兵团作战，决定购买大批摩托，准备将骑兵部队摩托化；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并逐一付诸实施：“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21)；为改造东北军，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加强战斗力，拟将东北大学转为培养高水平基层军政干部的学校，并四方延揽人才，前来执教，直接参与设计了西北独立方案的罗章龙自然也在被请之列，如黎天才所忆，张学良“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记得当时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罗章龙先生多次忆及张学良邀请他至东北大学任教，正与张学良的这一步调相合。当时西安的前共产党人与罗相约在1936年的秋天，“来西安共起炉灶，共策进行”(22)，这也与张学良对刘鼎所言，“半年功夫”至11月有所动作的计划是一致的。罗老的回忆中，不无遗憾地说起：“本拟于九月间(为旧历——引者注)履约束装前去，不料事与愿违，临时突患胃炎，卧病不起。”(23)似乎因病未能赶上12月的行动。
如前所述，前共产党人的“兵变方案”不是1936年12月12日的捉蒋计划。史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的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依然按部就班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24)因此张学良与其谋士们举大计的日程当在1936年底至1937年初。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态是始科未及的。先因中央军在陕北损失一个旅，又是蒋介石怪罪张学良剿匪不力，再度坐镇西安督阵，且从华清池明白地传出了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突发因素迫使张将军放弃原定的方案，紧急采取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张学良是在12月上旬的后几日下定这一决心的。与此同时，东北军中的前共产党人，至少黎天才知晓了这一变化，立即安排夫人孙菩缘返山东“探家”，并在途中悄悄地给罗章龙送去了消息，“十二月上旬，普爱密简报道：‘众意已决，立即付诸行动!’越二日而兵变爆发!”(25)能否戏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重大新闻”的，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
西安城里的核心人物，面对突变，立刻判断出“两项计划”已前景难卜，及时报告了罗章龙，避免了盲目行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如果说，此时的罗章龙、黎天才，因为即将发生的“兵谏”结果难料，而未测自身前景，那么，延至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返京，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这批前共产党人必然预见到大势已去。几年来，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惨淡经营蓄势待发，希望做好的一篇大文章，如今悄然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当外，西安的角逐完全是实力的较量，遑论几位无一兵一卒的幕僚难有大作为，张学良本人也不过是“远东”棋局一粒受人拿捏的棋子。但许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些被有意无意尘封至今的史迹，当我们再讨论起西安事变时——无论是追索其起因，论定其作用，还是臧否其人物，似乎不会再疏忽了这与“兵谏”有直接关系的“西京兵变”，自然也不会再疏忽了“兵变”的策划者。
(作者单位：江苏电视台，南京；邮编：210008)
①本文原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李云峰主编“西安事变与近代中国丛书”之三)中的章节，此次收入，作者又作了修订。
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第3版，第283—284页。
③黎天才：《黎天才自传》，1949年8月稿，已收入《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附录，见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46页。
④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⑤曹竹柬疑为曹策。见曹策著《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与北平天津党组织》，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曹文中有言：“我1934年出狱后，王明曾要我回北京工作，我怕他报复整我，故未去。后曾到东北军工作，一直没有党藉。”
⑥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70年代后期稿，未刊。
⑦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在王曲对长安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学员的讲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80、974页。
⑧黎天才：《黎天才自传》。
⑨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⑩罗章龙：《罗章龙自传》，60年代后期稿，未刊。
(11)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12)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13)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14)罗章龙：《罗章龙自传》。
(15)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16)《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
(17)刘鼎给中共中央的密报(1949年4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84—85页。此件属未公开件，杨文未注出处，且分为两段，对照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6—997页相关内容，予以复原。
(18)刘鼎给中共中央的密报(1936年4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第86—87页。
(19)罗章龙：《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约80年代稿，未刊。
(20)黎天才：《黎天才自传》。
(21)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3页。
(22)罗章龙：《罗章龙自传》。
(23)罗章龙：《罗章龙自传》。
(24)见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第273页。
(25)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