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蒋的原因
张天社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爆发，在经历了十几天的风风雨雨之后，张学良为何于12月25日匆忙释放了蒋介石?据回忆材料显示，原定释蒋日期为28日。①从许多资料看来，西安各方并没有于12月25日释蒋的迹象。12月24日晚，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出过早释蒋是危险的，“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②但是，第二天下午，张学良却“未同任何人商量，秘密地独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③张学良的突然行动，使周恩来、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属均感意外和不解，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当时即愤然斥责张学良“竖子不足与谋。”④然而，张学良为什么不顾众人反对，要于25日匆忙释蒋，究其原因，大约有四个方面：
一、12月25日西安谈判最终取得一定成果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原以为，他一旦扣蒋，定会四方响应，没想到“扣留蒋介石后，国内出现了拥蒋浪潮，拥护中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纷纷。”⑤这些电报，均不顾张、杨的政治主张如何，一味谴责张、杨扣蒋的罪行和后果，要求张、杨立即释放蒋介石。就连东北人士沈鸿烈也致电张学良，要求他“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⑥
全国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和人们的不理解，在张学良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一再解释事变的纯洁性，表示：“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⑦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张学良虽对蒋介石曾有让步，但他始终坚持原有立场，力求取得一个积极结果的初衷并未改变。12月16日，他专门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说：“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同时指出：“至先送介公回京一节，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势难遵办。”⑧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采取“刚柔并用”的策略，“政府申讨和家庭谈判……同时进行，总以营救委座出险为最高原则。”⑨所以，在端纳、宋子文先后进入西安打探联络后，12月22日，宋子文与宋美龄再入西安，23日，开始与西安三方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十项口头协议，实现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直接会面。
现在所有史书，都认为西安谈判在12月24日上午结束，24日，晚上，周恩来见到蒋介石⑩。但当我们分析史料，便对这一时间提出质疑。记载西安谈判最终结果和周见蒋的原始资料，乃是《周恩来、博古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给中央书记处电》，这一电报的原署日期为“二十五日十九时”(11)，几种公布这一电报的书籍，包括《周恩来选集》在内，均注明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字样。这封电文，没有一字提到谈判结果和周见蒋是前一天的事。自周到西安后，每天都有几封电报向中央报告情况。如果谈判结果和周见蒋是24日发生的，周怎能把这么重要的情况拖到第二天晚7点才报告中央；况且24日晚7点半，周恩来还向中央发出了一封蒋介石对张学良答复的电文，为什么不通报谈判结果呢?所以，根据25日电报的逻辑分析，西安谈判应于25日上午最终达成协议。此后，周恩来在张学良、宋氏兄妹的陪同下见到蒋介石。周恩来说：“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12)至此，谈判结束。
12月25日上午，在达成了十项口头协议和蒋对周亲口许诺后，西安事变可谓取得了积极成果。张学良以为他发动事变的目的已达，再也没有继续扣蒋的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纯洁无他，回击外界的舆论谴责，当天下午，他即匆忙释放了蒋介石。
二、12月25日为南京停战释蒋的最后期限
西安事变爆发后，使原来国共在西北的对立一变而成为西北三方与南京政府的对立，西安事变的主观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客观上，却使内战的危险更加严重。
12月12日事变当晚，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对张学良撤职严办。16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中央军从陇海线进入潼关，向华阴、华县进攻，飞机也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降大雨，未能轰炸。双方军队在渭南对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由于客观形势的存在，致使苏联认为：“张学良……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13)中共中央在分析事变的意义时，也认为：西安事变“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14)
因西安事变而骤然引起的国内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完全与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如何缓解内战危险，成为张学良急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时，张学良曾找被扣的南京军政大员和特工人员，商议对策，有人建议请蒋介石写信给何应钦停止进攻。12月16日晚，张学良通过蒋百里要求蒋介石下令制止南京进攻，此前端纳也向蒋转述了宋美龄反对进攻的口信，但蒋还想以军事进攻要挟张学良，拒绝张停战7天的要求，只同意停战3天，到12月19日为止。
12月19日，3天停战期满，事变尚无解决的可能，南京方面进行讨伐的呼声又趋高涨，双方军队在渭南前线也发生冲突。当晚，张学良对蒋介石说：“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15)张说原提的八项主张，现在只要求承认前四条，但亦为蒋所拒绝。
在南京，宋美龄惟恐轰炸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力争再展期停战3天。19日午后，何应钦与宋美龄、孔祥熙会商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同时又电告前方将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须积极进行，不容延误。”(16)这是南京政府的第二次展期。
12月22日，又一次停战期到，蒋介石说他“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17)下午，宋氏兄妹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谈判开始。何应钦为配合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又将轰炸令再行展延4天，到12月26日为止，这是南京政府最后的停战释蒋期限。但这一最后期限，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所有史书均未提及。
22日，蒋鼎文随同宋氏兄妹到西安后，即致电孔祥熙、何应钦说：两宋“将部长(何应钦)手书停战条件交张、杨两位，转告前线知照。”(18)可见，张、杨是十分清楚这一停战日期的。
12月26日为南京政府最后的停战期限，还可以从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的密电中得到佐证。12月22日晚，驻洛阳办事处致电国民党中央，其中说：“军何本限张逆三日内护送委座回京，本日满限。但以宋等再往西安斡旋，已将期展至廿六午。闻廿五前当有结果，此三日内我军不施攻击。”(19)“军何”指军政部长何应钦。此前密电中，还有“是祸是福，廿五日当有结果”等语。由此可见，26日为南京令西安解决事变的最后期限，当无疑义。
还在12月22日宋氏兄妹到西安时，孔祥熙曾致张函说：“如于圣诞节前后，护送蒋公安旋，则实为圣诞老人最大之赐惠。”(20)孔祥熙的这一说法，也正是与何应钦的停战期限相配合。
所以，在西安，宋美龄就利用这一最后期限威胁张学良早日放蒋。这一点，宋美龄说得十分明白：“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期限之最后一日，如今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张闻言，状甚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宋又说：“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期限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期限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免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21)
许多参加西安事变的人，都回忆说张当时显得十分焦急和紧张。在放蒋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部属开会，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22)张学良当时急躁紧张，匆忙于25日下午送蒋走，其原因就在于最后的停战期限已到，不容再有拖延的时间。所以，南京政府最后的停战期限，对张学良释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12月25日西安内部发生严重分歧
自从12月23日西安谈判开始后，释蒋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但是西安三方即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共产党)，尤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属在释蒋问题上，明显存在很大分歧。
12月23日，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幕僚组成的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释蒋问题，共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军先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威胁；(二)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三)商定的协议，必须签字。会议一致的决定是“没有保证，蒋不能走。”(23)
张学良并不同意这些条件，他于24日下午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说：你们逼着蒋这样做，“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24)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说服众人。
而杨虎城，也是主张有条件释蒋的。兵谏以后，杨与幕僚商议，曾设想让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或秘密签署协议而不外泄，至少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一次广播讲话，表示与民更始。“照杨的意见，放蒋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三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对部队干部解释清楚。”(25)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与杨虎城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在回忆录中说：“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张同杨的分歧，在张晚年的谈话中，曾多次反映出来。
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宋(子文)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同时，周问中央：“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请即复。”(26)
24日晚，周恩来在致中央关于蒋对张学良答复的电报中说，为了使蒋不动摇，西安方面“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27)24日半夜，周恩来收到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电服：(一)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三)部分的释放爱国犯与共产党。并指出：“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28)
可以看出，在释蒋问题上，杨虎城及两军部属与共产党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西安方面，只有张学良主张无条件释蒋。”(29)
25日早晨，张学良收到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的信，宋子文也收到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属的联名信，信中提到“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且首先必须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30)这两封信反映出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张、宋均大吃一惊。张学良惟恐发生什么意外，想让蒋早点走，并设想让蒋“化装潜行”，但宋美龄表示反对。(31)
25日下午，张学良请来杨虎城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32)这句话，真实反映出张学良当时的沉重心情，因而他在西安各方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就匆忙送蒋回南京。对此，周恩来和杨虎城都是反对的。周于当天致电中央说：“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必须有一政治文件表态，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33)所以，西安内部在放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无疑是促使张学良于25日释蒋的重要原因。
四、12月25日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
现在一般史书，均认为12月25日，张学良无条件释放了蒋介石。实际上，释放蒋介石是有条件的，即建立在“中央军先撤走”的基础上。
在23日的谈判中，宋子文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不论是设计委员会的释蒋条件，还是杨虎城的释蒋考虑，还是中共的三个条件，其中均有中央军撤退一条。而中央军撤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也始终是张学良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西安各方上下一致的共识。所以，在西安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答应了下令撤军这一条件，这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蒋鼎文已携带蒋介石手令赴潼关，命令中央军撤退，这一点在许多材料中均有反映，并被西安方面视为西安事变获胜的重要象征，但这一重要事实却没有人被人们重视。
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致电中央张已送蒋走时说：“蒋鼎文已携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34)第二天，周再电毛泽东说：“蒋、张昨经前线赴洛，……中央军退潼关以东，西安已派人去监视。”(35)
12月25日上午，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说：“委座似有手谕，令饬我军立刻停止进攻，鼎文赴洛想系传达委座意旨。”下午，又说：“铭三(蒋鼎文)午前抵华阴，我军已有撤退消息。”(36)
12月27日，杨虎城在复李宗仁电文中也说：“现中央入陕部队已陆续撤至潼关以东，时局虽略现曙光而吾人责任反愈重大”。(37)
以上材料表明，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建立在蒋下令撤兵的基础上。中央军进入潼关，目的在于讨伐张、杨，威逼西安早日释蒋。当张学良决定释蒋，中央军队入关讨伐的行动已失去借口，蒋介石为应付西安各方的情绪，表示时局已经缓和，遂下令撤兵，也是顺水推舟的事。如果说中央军队继续驻扎在潼关以西，对西安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也决不会释放蒋介石的。撤退中央军这一条，虽与西安的释蒋条件有很大差距，但它与西安各方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愿望相一致。
1937年新年刚过，在蒋介石“严加管束”张学良的同时，中央军又重新开进潼关，向西安施加压力。1月5日，杨虎城通电说：“中央军队非惟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38)。第二天，杨致戴笠函，也说：“委座临时谕弟谓决不任再起内战，并调中央各军东开，一致对外。”(39)1月9日，杨虎城致龙云密电，其中再次强调：“自蒋委员长容纳请求，由张副司令护送返京后，所有中央军队业奉委员长命令撤出潼关。乃近日中央有人肆行把持，扣留张副司令在京，复调大军西进，挑拨内战。”(40)事变以后杨虎城的这些函电，同样说明蒋离陕时曾下令撤兵。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央军重入潼关，就否认释蒋时蒋曾下令停战撤兵的事实。蒋自信在西安并无签字与下令的举动，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也正是12月25日蒋满足了西安各方停战撤兵的条件，张学良才敢于决然送蒋走。
所以，在西安谈判取得一定成果，在南京停战期限的最后一天，在西安内部严重分歧的时刻，在蒋介石下令撤兵的条件下，张学良当机立断，于12月25日送蒋回京，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并促使蒋介石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张汉卿12月25日送蒋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41)毛泽东的评论，充分肯定了12月25日张学良释蒋的重大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联合大学历史系；邮编：710065)
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⑤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⑥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⑦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18页。
⑧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
⑨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1980年第2期，第49页。
⑩《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7—88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13)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20页。
(14)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页。
(15)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16)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6册，[台]国史馆印行1997年版，第568页。
(17)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36页。
(18)杨天石：《海外访史录》，446页。
(19)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1980年第2期，第58页。
(20)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6册，第589页。
(21)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版，第532—533页。
(22)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2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2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9—160页。
(25)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26)《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3页。
(27)《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9页。
(28)《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0页。
(2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3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160页。
(31)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3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33)《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3页。
(34)《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69页。
(35)《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70页。
(36)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1980年第2期，第49、58、61页。
(37)刘永瑞、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38)刘永端、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39)刘永端、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40页。
(40)刘永端、丁雍年主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40页。
(4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