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钦哉叛杨考实
刘东社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和17路军均有部分将领背叛张、杨而投向了南京中央。其中，若论及对宁、陕势力消长及双方军事攻守部署影响之大者，恐无出冯钦哉叛杨之右矣。然则冯氏何以会叛杨?其叛杨始末究竟如何?对宁、陕双方军政决策又发生过何种作用?此类问题，以往研究者甚少注意，迄今尚无专文论及。为此，笔者拟以爬梳排比史料为主，兼作细节考订，以求对此事之前后脉络能获得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事变前之冯杨关系
冯钦哉之所以会叛杨附蒋，自非旦夕间的灵机一动，而是各种因素经长期积累所使然。
冯钦哉(1890—1963)，原名敬桂，又名精一，后改名敬业，字钦哉，生于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薛朝村一普通农家。他早年接受过新式教育，青年时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民初“二次革命”时，在续西峰、弓富魁等人赞助密示下①，在绥远组织江北元帅府，以起兵讨袁。旋因军事失利，冯返回晋北，却遭袁世凯与阎锡山通缉，遂渡河入陕。大约在此时或稍晚，冯钦哉结识了杨虎城，二人结为知己。
此后，冯追随续西峰、史宗法、李岐山等起义讨袁，又奔走京、津、沪、济南等地，联络革命。陕西靖国军崛起后，冯积极参与其事。1918年于右任回陕后，将靖国军统一编制为六路，冯时隶属于第三路曹世英部第二支队司令石象仪麾下，与刘文伯、孙蔚如、石象坤俱为本支队主要将官②。此时杨虎城已担任该路第一支队司令，冯、杨二人自属并肩之战友。不久，冯改任杨部第三营营长，自此随杨虎城东征西讨，屡立战功，由营长而升至旅长、师长。西安事变爆发前，冯已担任了17路军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驻防于陕东地区，掌握着17路军近一半的武力，成为该军杨虎城之下资历最老的一位高级将领。
从历史渊源看，17路军这一团体，有着“很浓厚的地方色彩，绝大部分官兵为西北人”③，尤以陕籍官兵居多。其内部“长时期内是一种合伙的弟兄关系”④，即主要依赖于地缘关系及“朋友义气相结合”而维系着⑤，并非纯粹出之于相同政治志向的结合。因此，该军“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⑥。各级军官政治面貌参差不齐，个人品行操守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一旦面临政治大风浪时，该军难免发生分化的必然命运。至于杨、冯二人之间，固属20多年的旧友，其交情之深有非外人所能想象者。但自20年代末期始，两人关系已有较明显的疏远迹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冯氏性情粗暴且贪财好货⑦，与杨之为人处世作风颇有扞格之故；另一方面，恐与杨大胆起用新人以至涵养大批共产党人，又不断追求民主、进步，而冯氏却甚为守旧不无关系。及至17路军入陕获得固定地盘后，杨虎城对孙蔚如日见器重，“杨不在军中时，孙总是代为留守。一般人都称孙部是杨的嫡系部队，而将冯钦哉部视为杂牌”⑧。而孙、冯两师在装备、补充等方面，又确有差异，以至于冯竟产生了杨歧视自己的感觉，为此曾在蒋介石面前涕泗横流地予以哭诉⑨。
与此同时，也是从20年代末开始，蒋介石便着手收买冯钦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了分化杨部“工作”的力度。在冯钦哉逐渐疏杨亲蒋的总趋势下，一旦外界压力增大或有机可乘，冯之离杨而去，想来也并非什么难解之事。
二、冯、蒋关系及冯之离杨异志
冯之叛杨，除与杨日渐疏远的因素之外，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极力收买笼络以及冯氏之早蓄异志，也许所起的作用更大。
自冯钦哉加入杨部后，随着地位的上升，其寻求独立发展的个人野心也逐渐孕生和膨胀起来。早在1928年杨离部赴日本前，曾将“外事托给冯钦哉，内事托给孙蔚如，嘱其共同代理军长”⑩，以图保全第10军。当此之际，孙蔚如艰难周旋于蒋、冯各大集团之间，苦心孤诣地保全了第10军。后该军开赴山东单县，奉南京军政部令改为暂编第21师，处境略有好转，“冯钦哉首先暴露了个人野心，他凭借着自己资格老，派人四处活动，想当改编后的师长。”他与姬汇伯均跃跃欲试，“想取杨将军而代之”(11)。为此，冯曾“在南京多方活动，马青苑也为之奔走”，终因“对内威望不足”而未果(12)。及至杨虎城归国后，一度曾重用过马青苑，姚丹峰即于酒酣时谓杨：“你一个冯钦哉就够受了，还要弄来一个马青苑，如果马将来不叛变你，你给我脸上唾”(13)。可见，冯此时已有离杨之势，且为杨部主要负责人所俱知。
1929年冬，唐生智、石友三在河南反蒋时，杨与冯率军于雪夜奇袭驻马店，一举击溃唐部。蒋介石闻讯大喜过望，对杨军褒奖有加。随后专门召见冯钦哉，既当面夸奖，又赏冯两万元。正是经此一役，“蒋认识了冯钦哉，从此逐步提拔，成为限制杨部发展的环节之一”(14)。次年，杨乘中原大战之机，率部打回故乡，迅速控制了陕西军政。此后，蒋介石与杨虎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蒋为限制杨部实力与地盘的扩充，曾施展了种种分化瓦解17路军的伎俩。1932年夏，陈立夫等到三原看望杨虎城时，即企图以冯钦哉作桥梁，拉拢南汉宸去南京(15)，于此可见冯与南京关系之密切。同年9年，陕西警备师驻防天水时，蒋系特务又策动师长马青苑公开叛杨。马于失败后只身东逃，途经冯钦哉防地时，冯不但未加扣留，且“礼送出境”(16)，已明显露出了叛杨的苗头。1933年，冯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当抗日同盟军崛起于察省后，冯曾电邀南汉宸由日本回国。其缘故即是冯率部“开到北平后，想脱离杨虎城”，请南替他谋划决断。经南的多方劝说，冯方勉强率部返回陕西，总算未公开叛杨(17)。但这一切，又岂能瞒过他人耳目?
1934—1936年间，蒋介石曾多次召见冯氏或令其随侍出游，借机挑唆怂恿冯氏叛杨。据蒋之侍卫长张镇供称，至少在1935年9月和次年春，蒋便两次召见冯钦哉，当面给冯15万元军费开支和特支费及部分枪械，又许给冯以中央委员等高官，并答允时机成熟后冯即可脱离杨部(18)。正由于冯氏叛杨趋向日益显露，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杨虎城时即明言：“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19)。而次年春，杨虎城在与王世英谈判时，表现得异常谨慎，生怕泄露半点风声，主要也是因冯蒋勾结甚紧，惟恐冯向南京告密而已(20)。1936年的下半年，张、杨屡派代表与阎锡山洽商联红抗日等问题，陕北“剿共”前线也早已无形停战，冯对此自然也大体知晓。冯既一心拥蒋，在“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21)。
临扣蒋的前夕，杨虎城等“当时也想到冯钦哉会不会跟上来”的问题，一度曾想派车去大荔接冯回西安。但又考虑到，几小时后还须令冯部袭占潼关，而第42师又“非冯亲自指挥不可，遂又作罢”(22)。后来，冯对杨未预先通知自己大为不满，一再声称：“扣留蒋介石这么大的事，杨主任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杨主任不相信我冯钦哉”，“杨一味就不把我当人看”(23)。这固然是冯氏叛杨的一种借口，却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实情。由于冯早已蓄有脱离17路军之心，又与南京勾搭甚紧，其离杨附蒋当属早晚间事。在此背景下，又有谁敢将扣蒋密谋预先告知冯氏而能保证其不向蒋通风报信?如此说来，冯氏其又谁怨?
三、潼关失机与通电反张
张、杨扣蒋后，预料到南京必然会对西安用兵，故对抢占潼关要隘以阻拒中央军入陕异常重视。12月12日拂晓，杨虎城即打电话要求冯挥军“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24)。然而，冯却在电话中企图劝杨接受自己“拥蒋打张的主张”(25)。此后，杨于12日晨、未时、申时、酉时迭次电令冯钦哉：“潼关刻无中央军”，亦“无我军驻防，该地险要，关系全局”，请速调精锐兵力一二团，“不分星夜，袭击潼关为确实占领之”，并以少数兵力留守大荔、朝邑，而以“主力部队悉开潼关，阻止中央军西进”。杨并要求冯亲驻潼关指挥，赴潼关部队“愈速愈妙”(26)。西安这边三令五申急如星火，大荔那边冯却左顾右盼迟迟其行。在接到杨虎城电话后，冯即令42师向大荔集中，又召开旅团长军事会议，一面诬蔑张杨“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破坏抗战”，一面任命团长李子清为大荔警备司令，指挥该团及4个独立营担任城防；同时将42师其余数团布置于大荔城外，由副师长郭仰汾指挥，随时准备配合中央军进攻西安以救蒋(27)。
12日当天，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接获东北军炮6旅旅长黄永安的密报后，已得知西安发生兵变，遂令樊崧甫军的第28师董钊部及第79师陈安宝部由洛阳西进。结果，洛阳国民党军抢先进占了潼关，陕东门户大开，张、杨军队“在渭河北岸、洛河西岸，已无险可守”(28)，军事形势颇为危急。不过，在潼关失机一事中，笔者尚有若干不解之处，特提出来以就教于史学界大方之家。据樊崧甫致孔祥熙元亥电可知，当时华阴驻有东北军两连，而“潼关奉军人枪千余，炮十余门，弹二百万发，已由董师收缴”(29)。王菊人亦提及华县有东北军一个营(30)。既然潼关本有东北军驻防，张、杨可曾通知该军预作准备?若预先有准备何以会竟被轻易缴械?杨致冯钦哉电令中又为何一再称“潼关刻无我军驻防”?张学良又曾否电令华县、华阴等处东北军零散部队赴守潼关?因资料不足，上述疑问殊难确解，只好俟诸将来。但不管怎样，潼关之失守，从东面对西安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国民党中央军遂沿陇海线络绎不绝地输送入陕，从而在整个事变期间，南京对西安之军事压力便一直以东线为主，而张、杨防御部署之重心也明显地放在了陕东地区。
中央军入陕后，樊崧甫迅速用电话同冯钦哉联络，“劝其顾念国家艰难，固守原防，静待解决”，冯对此表示“同情”(31)。13日，孔祥熙致冯元秘电，既探询西安之变“究竟如何原因”，又下问“有如何解决善法”(32)，以示借重之意。14日，冯派其副师长郭仰汾和少校参谋徐思贤由大荔到潼关与樊崧甫接洽，郭等当面表示：“本师追随委座多年，决不盲从作乱，现集结朝邑、大荔一带，巩固防务。如东北军、共匪南犯，决予痛剿，对陕军当设法收容，乞转呈层峰，毋以该军为念。”樊乃建议孔祥熙、何应钦，对冯、郭二人应“宠赐较优名器，以示怀柔”(33)。当天，孔祥熙在致冯钦哉密电中，除赞其“拒受乱命”外，更鼓励冯氏设法早日消弭事变，以建“旋乾转坤”之功。电末称：“吾晋人士忠义素敦，知吾兄必不任昔贤专美于前也”(34)，极尽笼络、推重与拉拢之能事。
在南京极力拉冯的同时，杨虎城也于12月13日派第42师参谋长王荣灿和该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许海仙返回大荔(35)。后又派续范亭、续式甫、冉寅谷、赵子余、鱼存之等赴大荔，力劝冯氏继续与杨合作，希望冯看在与杨数十年交情的份上，无论如何不要分裂(36)。然而，“冯的思想始终未通”，对西安来人的解释与奉劝，一概加以拒绝(37)。相反，冯对南京方面却积极靠拢、主动投怀。在樊崧甫等人的施压督促下，加之从西安逃出的陕西省党部委员郭紫峻的暗中策动(38)，冯终于在12月14日与樊崧甫领衔发出寒亥通电，请求南京中央明令由何应钦“大统六军，明令挞伐”西安(39)。不过，颇堪玩味的是，冯、樊在通电中对张学良极尽丑诋之能事，却只字未涉及杨虎城与17路军方面。这大约是考虑到冯、杨交情及冯部官兵心理的缘故，也与当时南京之“拉杨打张”图谋不无关系。
四、南京“拉杨打张”与冯氏两面取巧
事变初期，南京当局除以大军威迫西安外，又极力挑拨张、杨关系，企图引起西安之内乱或火并，以达到救蒋出险与敉平变局之目的。1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任称：“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40)。确实，在扣蒋后的最初一周时间里，南京方面对17路军曾下了很大功夫。早在12日深夜，17路军参谋长李兴中便收到了让其救蒋建“千载一时之功”的匿名信(41)。14日，孔祥熙更异想天开，竟令樊崧甫与孙蔚如“密加联络”(42)，以求尽最大可能分化瓦解17路军。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也曾设法去拉拢王宗山(43)。冯钦哉亦献计要陈子坚赴西安活动，设法劝杨反张并送蒋至三原再转大荔，另让杨渠统携百万元现款去西安，以金钱收买之法来瓦解17路军(44)。凡此种种，均反映了南京的一种图谋，即希望从西安内部打开缺口，策动引诱17路军不坚定分子背叛张、杨，以建立救蒋出险的“不世奇功”。即便是在低层次目标上，也起码要尽可能地分化张、杨两军，从而达到“孤其势”的目的。而在更高层次的目标上，则寄希望于有大批17路军骨干人物倒向南京并影响到杨之态度，以完成“拉杨”之图谋。若杨能对张反戈一击，则更属南京求之不得的理想结局。
正是出于“拉杨”的险恶用心，孔祥熙于15日电嘱樊崧甫，要充分利用冯钦哉的关系，运动杨虎城救蒋出险。内称：“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45)。孔还托冯转致杨虎城一电，说什么“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意以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然后便别有用心地暗示道：“在他人别有作为，甘为虎伥，固无论矣。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其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功勋……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46)。在多方拉杨的行动中，12月16日，国民党统治区之无线电中便传出了“杨虎城反正，委座出险”之类的假消息。同一天，祝绍周依据自己观察所得，亦宣称：“杨在政治上亦系趁火打劫者，现态度虽强硬，仍可随时反张”(47)。17日，冯钦哉密电孔祥熙转述许海仙之看法，即“杨虎城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毫无私意，除拥护委座外，绝对负责保护，即至万不得已时，宁牺牲个人，对委座安全绝不能有丝毫危险”。冯于电末请孔氏“速筹善策，营救委座及虎城”(48)。特别是“营救虎城”数字,颇令孔氏疑惑一阵，也心喜了半天。似乎杨亦陷在西安身不由己，倘真如此，其拉杨救蒋谋略岂非又增添了几分把握?当然，这终不过是冯、孔等人的一厢梦想而已。
当南京实施拉杨谋略之际，冯钦哉之作用便意外地凸现出来。所以，孔祥熙、何应钦、刘峙、于右任等相继派张云卿(前陕西烟酒印花税局局长)、姚大海、胡逸民、杨渠统、薛岫东等赴大荔见冯，磋商实施该谋略之方法，而冯亦确实颇为卖力。由于冯在通电反张后，顾念私人交情尚须维持，又须与杨保持函电联系以“拉杨”，故与杨之上下级关系的外壳尚未打碎，也自然尚谈不到与杨彻底决裂。而在冯思想的深层，尚有另一种企图，即“既不反蒋，又不叛杨，周旋双方作一举足轻重之中间派”(49)，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西安三方对此似乎也有相当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在14日致张学良寒子电中，也只是提醒张注意“冯不可靠”，因而不宜以冯师集中西安，而应将孙蔚如师“集中西安、潼关间”(50)。16日，杨虎城在致冯钦哉函中，还邀冯数日后或在西安、或在大荔一晤，以便“共策大计’(51)。17日晚，周恩来从西安电告中共中央时，仍仅称“冯动摇”(52)，而未明言其叛杨。此时，“西北宣慰使”于右任已离宁西上，即将入陕。18日，冯致杨虎城巧午电，流露出欲赴潼关见于的念头，杨当即复电令冯“不必去潼”(53)。当日晚，周恩来致电中央时便明确指出，“冯亦企图利用此事变”(54)。19日，杨虎城以皓密电请冯派人来西安会商军事问题(55)。而在当天拟定的军事防御计划中，仍决定以孙蔚如、冯钦哉两师协同东北军之一军防守华县，直至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仍表示“同意此计划”(56)。可见，直到此时，张、杨与中共三方不仅未将冯部视作敌对力量，而且亦未将其排除于联军之外。不少史书及回忆文章所声称的，事变一爆发冯即公开叛杨，与西安敌对，似乎有欠准确恰当。
也是在19日，樊崧甫电告孔祥熙，“冯钦哉决服从中央，先做营救委座工作，万不得已再与张杨敌对”(57)。而此时，南京军委会已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于右任西上时即携有拨给冯部之现款(58)。于氏在19日晨抵潼关后，即与徐庭瑶、樊崧甫、郭仰汾等会商，然后由秘密入陕之张天枢见冯洽谈救蒋之策。冯见张时“极为热诚”，表示自己也“曾迭电杨力争”，且已派陈子坚去西安活动(59)。可与此同时，冯却在电话中对杨虎城称：“今日中央军又渡河迫我，万望即定挽回良策”，充分暴露了其两面投机的心态。
冯钦哉既已通电拥护中央，却既未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又与杨虎城函电往来甚密，这不免引起了中央军入陕将领对其“忠心”的怀疑，便一再逼压冯氏向西推进。但从事救蒋谋略活动之张天枢，对军方此种举动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冯“拥护中央，营救介公，颇费苦心”，留冯保持灰色面目“以敷衍杨部”，自可相机运用，“堪收事半功倍之效”，这远比逼冯公开攻杨要好得多。为此，张曾电请孔祥熙商告何应钦，令前线中央各军与冯部“暂勿冲突”(60)。可南京军方仍坚持认为，冯之所作所为，恐有两面讨好、从中渔利之嫌。其实，这种看法并非南京军界所独有。当南京任命冯为渭北剿匪总司令的第二天，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负责人赖琏便在第29号密电中报告：“冯钦哉分布大荔、朝邑、故市一带，尚未正式就总指挥职”。21日，赖琏再报：“冯钦哉仍未就总指挥职，自防地至西安间无军事行动；与于已有接洽，索款甚多”。22日晚10时，赖琏于电中径称：“冯钦哉仍存观望，闻此人性本奸滑异常”。23日晚9时，赖琏仍谓：“冯态度暗昧，仍无西开准备”(61)。延至24日，赖琏依然认为，“冯钦哉颇思两方取巧”，但也承认，军方“正令其退出大荔等处防地，陆续派队接防，并用力量压迫冯部向西前进”(62)。可见，自冯氏通电后，南京党务、军、政各界，不少人对冯之“救蒋”与“拥护中央”，并非持完全信任的态度，指责其两面取巧的言辞，倒比比皆是。这也许可从另一侧面反证出，冯确曾有过一段骑墙观望、两面讨好的时期。
五、张依中事件与冯氏彻底叛杨
当冯钦哉两面投机了一段时间后，随着南京拉杨打张图谋的破产与中央军对其压力的增大，冯终于与杨虎城公开决裂了。据陈诚1937年1月11日致蒋介石电所述，这一变化的时间界标似乎应是12月23日。那么，这一天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诚电称：“廿三日，杨派其军法处长密带刺客十余人，至大荔图谋刺冯，并运动冯部叛变，被冯发觉，将军法处长枪毙，冯杨近日已不通言信矣”(63)。此事冯回忆为：杨派军法处长张依中到大荔策动部下弃暗投明，“他们选中的对象是行海亭和王钦轩，打算从这两个团长入手”(64)。但张离西安前，在“绥署”办公厅当众讲了此事，窦荫三、李百明马上到冯在西安的家中向许海仙作了通报，“绥署”汽车队队长蔡成章也设法提前给大荔送了信。故张一到羌白见邢海亭时即被扣住，随后由李子清遵照冯命令处决了张依中(65)。不过，冯文中只字未提张此行负有刺杀自己的任务。另据张遁野、林泉(李润重)、李希珍、刘威诚等人的回忆，事变发生时，张依中正在南京受训(另谓在上海看病)，闻讯潜乘火车返陕。入潼关后，见“空城无备，即知冯心怀异志”(66)。张由三河口取朝邑、大荔西行，至朝邑时见其老友第247团团长邢海亭，彼此谈到冯之叛变，均“认为大不应该”。张便劝邢“勿盲从冯，并要邢暗中联络将来归杨”(67)，邢当时应之，但张走后却又报告了冯钦哉。
由于冯部占据着东府渭北要地，对西安方面之防御部署影响甚大，事变后张、杨急调17路军特警二团赴渭南，又调东北军骑10师和骑6师进驻蒲城一带，已暗含有防范冯部之意。当冯部受中央军压逼逐渐西进时，更令西安方面难以措置。12月25日晨3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便提出建议：“立即派人秘密解决冯钦哉，巩固大荔于我手中”(68)。而据12月22日杨虎城致韩寅生转张依中电可知，是日张依中尚在蒲城(69)。若照冯钦哉回忆所说，即使张依中当天由蒲城返回西安，再受命前往大荔，恐怕也很难于23日抵达大荔；更何况冯氏明言，张受命后过了两三天方至羌白。如此看来，张依中到羌白的时间只能在24—25日之间或更晚。另据贝特兰所述，他与苗剑秋于25日由山西渡河入陕后，次日在韩城境内遇到了杨虎城派去与冯钦哉交涉之特使，并坐特使之军用卡车于27日午前赶到了大荔(70)。该特使曾说明，他们是24日离开西安的(71)。这位特使显然不是张依中，但是不是张的同行者，笔者无从判断。倘若该特使及其卡车(载有武装士兵)与张依中大荔之行有关，则张到大荔时间肯定要晚于23日。大体可以肯定，陈诚电中所说的23日这一时间界标，显然是不准确的(偏早)。至于张氏此行与前引毛致周、博电中之提议，究竟有无因果关系?因资料不足，尚难遽下断语。
张依中与冯钦哉虽同为杨虎城部下，但二人关系素来不睦。据张遁野、林泉回忆，张冯两家住书院门街东头，宅基相连，曾挖出窖藏文物，两家互争以至对簿公堂，从而结下宿怨(72)。张早年加入过中共，后又参与杨虎城的联共活动，思想较为进步，对冯之蓄谋离杨颇为痛恨，遂自告奋勇去策动冯部下归杨。杨虎城给其两部卡车，载武装士兵40余人东行(73)，结果却在羌白被执，后送至大荔被杀(有枪决、活埋、烧死数说)。杀张后，冯曾电告杨虎城，“只当本人已死，自廿三日起此生永断关系”(74)。冯并宣称，“杨不向其寻衅，亦不攻杨”，否则便要率部直捣三原云云(75)。故陈诚认为，冯氏“态度光明，其部下尚能团结一致反逆，不至为杨利用”(76)。虽说因杀张导致冯、杨关系破裂，但杨虎城似乎仍对笼络冯氏抱有最后一线希望。故在25日宣告蒋氏离陕之通电中，杨仍将冯氏姓名列在其中(77)。此前，杨已多次提议与冯在西潼间晤面一谈，后又托冯之结义兄弟孙蔚如从中疏通，但却被冯氏一口拒绝(78)。
自蒋介石离陕后，西北善后处理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冯钦哉一直听命于南京中央，不论是大军威逼还是政治解决，均能与宁方默契配合，并一度企图勾结西安之右派对杨虎城“兵谏”(79)，因而深得蒋之赏识。1937年1月5日，南京公布之“陕甘军事善后方案”中，已任命冯为第27路总指挥，率部“仍驻防大荔、蒲城、白水、澄城、合阳、韩城、宜川等县原地。”1月10日，陈诚派其参谋长刘耀扬赴大荔慰问视察冯部，对冯之倾心中央印象颇佳。为此，陈诚电蒋介石请将第42师扩编为两个丙种师，由冯之两个旅长柳彦彪、武士敏升充师长，并确定其经费数额，另委冯兼任陕西全省保安司令。至1月13日，蒋即电令朱培德、何应钦发给冯氏特别费5万元，并酌发冯师官兵奖金，“以资鼓励而坚其心。”对陈诚之提议，蒋概予允准，惟全省保安司令之任命，因处军事调动期内，“可暂缓发表”(80)。这样，冯以叛杨投蒋的方式获得了南京的奖赏，其部队实力亦略有扩充。
至于在善后处理过程中，冯固然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但也曾献计南京：“蒲城为杨老巢，颇有潜势力，须用力攻占，且必占领三原等要地后，杨等方肯俯首”。这却似乎在二人政见不同之外，竟连几十年的私人交情也抛至九霄云外了。自此以后，杨、冯彻底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人生后半段的不同道路。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史地系，西安；邮编：710061)
①《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② 《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③《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④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184页。
⑤《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活动》(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⑦《回忆杨虎城将军》，第72页。
⑧ 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⑨ 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84页。
⑩《回忆杨虎城将军》，第71页。
(11)《回忆杨虎城将军》，第78—79页。
(12)《回忆杨虎城将军》，第84页。
(13)《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0页。
(14)《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3页。
(15)《丹心素裹》，第51页。
(16)《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17)《丹心素裹》，第52页。
(18)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84页。
(19)《丹心素裹》，第1页。
(20)《丹心素裹》，第304页。
(21)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6页。
(22)《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172页。
(23)《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203页。
(24)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6页。
(25)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6页。
(26)刘永端、丁雍年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27)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7页。
(28)《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3页。
(29)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68页。
(30)《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3页。
(3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75—76页。
(32)姚立夫等编著：《西安事变珍史》，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19页。
(33)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75—76页。
(34)姚立夫等编者：《西安事变珍史》，第132页。
(35)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78页。
(36)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7页。
(37)《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203页。
(38)王新民：《有关西安事变的点滴实况》，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政治陆·三一，82—009。
(39)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41页。
(4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41)《丹心素裹》，第346页。
(42)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138页。
(43)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8页。
(44)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6页。
(45)姚立夫等编著：《西安事变珍史》，第130页。
(46)姚立夫等编著：《西安事变珍史》，第131页。
(47)《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4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37页。
(49) 张遁野：《冯钦哉背叛杨虎城之经过》，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政治陆·三一，66—0526。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87页。
(51)刘永端、丁雍年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84页。
(52)《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53) 刘永端、丁雍年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89页。
(54)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49页。
(55)刘永端、丁雍年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3页。
(56)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4页。
(57)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18页。
(58)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218—219页。
(59)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38—139页。
(60)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资料》上册，第138—139页。
(61)《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62)《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63)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72页。
(64)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9页。
(65)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9页。
(66)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59页。
(67)张遁野：《张依中之惨死》，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政治陆·三一，65—154/66—0527。
(6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
(69)刘永端、丁雍年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02页。
(70)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9页。
(71)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第96—99页。
(72)林泉：《冯钦哉反革命罪恶之一》，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政治陆·三一，66—0488。
(73)林泉：《冯钦哉反革命罪恶之一》，未刊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存稿，政治陆·三一，66—0488。
(74)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72、305页
(75)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72、305页
(76)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72、305页
(77)《西北各将领通电报告送蒋赴洛经过》，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6日第1版。
(78)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72、305页
(79)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4页。
(80)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第391、372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