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关于张学良暗中联共的密信
毕万闻
1936年4月9日，国民党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与中共及红军代表周恩来在延安首次密谈，这是张学良暗中联共成功的重要标志。参加这次密谈的还有张学良上个月从上海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刘与张已交谈过多次，谈得很投机。4月10日，刘鼎随周恩来回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中共中央决定让刘鼎作为常驻张学良处的代表，与张继续“谈判”。26日，刘鼎持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抵达张学良的行辕洛川。当晚，张即屏去左右，与刘坦率交谈。从27日起，刘鼎即用事先约好的暗语，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中共中央负责东北军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接连书写密信，汇报与张学良谈话的情形。目前，这些60多年前的密信事实上已经公开，并成为研究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重要原始文献。然而，由于书写和收阅密信的直接当事人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先后于1962、1976、1985年辞世，学者们对这些隐语式密信的解读颇感困难，对其理解也多有歧异。现在，笔者不揣浅陋，尝试着解读一番。但说实话，笔者也有好多地方读不懂，很想借此机会敬请高明指教。附带说明，密信经学者们辗转传抄，不同的版本，文字上稍有出入，笔者作了校对，但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加校注。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下面尽可能一小段一小段地解说。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料，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浓可”，指李克农。“伯父”，指周恩来。“老头子”，指张学良。“一个东西”，指小册子《活路》，对此，后面还要详谈。“不小的计划”，指张学良准备在西北公开联苏联共，另立抗日新局面的设想。刘鼎说张学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这与周恩来不久后所言张“副司令前进得太快，不但好多人赶不上，就是我们共产党也有点追随不及”是一致的。这种“进步”速度，是“出乎”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中共方面人士的“意料”的，可刘鼎却在此信的一开头说“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显然有矛盾。照上下文原意，“短促”似应为“缓慢”。也许，预先有所约定，读不通之处，则应反过来理解，就是说，这里是故意说反话。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的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刘鼎的这些话，意在说明推动张学良“进步”的种种因素，“补济”，似指中共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做的工作，包括宣传、谈判及地下党的劝说等等；“春季茂茂的万物”，指全国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的浪潮；“大老板”，指张学良的上司蒋介石；“他家大大小小的嘴”，指东北军中要求联共抗日的将士；“恶毒的布置”，指蒋介石迫令张学良剿共以便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石二鸟”的政策，以及蒋派人“督剿”并派政训人员和特务刺探张学良联共内幕并分化东北军，挑拨东北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关系等等举措。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
这段的“他家”似指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这幢大房屋”指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实际上指中国大陆，“靠他住的一边”的“一角”，即张和东北军所在的西北地区。“东邻一条一路”似指晋东的太行山(或指陕西东边的黄河?)与穿过河北、河南两省的京汉铁路。张学良向刘鼎讲述“他的计划”时，大概用手在中国地图的西北角上画了个圈，将(刘鼎在后面还要提到的)小册子《活路》中讲到的陕西、山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即京汉路以东的部分)都圈在一起了，这实际上就是张学良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地理范围。“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是要把东北军的将领和干部训练成另立抗日新局面的骨干。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功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邻近的各房本家”，似指与西北相邻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如平津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四川的刘湘等，但另一版本把“邻近的”作“全部的”，这就还应包括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似指位于河西走廊及其附近的回族地方实力派，即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33岁)、骑五师师长马步青(38岁)、宁夏省主席马鸿逵(44岁)等人，他们地处张学良西向联苏的“大门口”，又比较年轻(故称“小伙子”)；“严老老”指山西的阎锡山。“爱□”、“抗□”即“爱国”、“抗日”。1936年春夏，张学良开始用抗日爱国的口号，与各地方实力派相联络，争取他们的支持。在西安事变之前，由于蒋介石推行安内剿共重于攘外御侮的错误政策，颁布了屈辱妥协的“敦睦邦交令”，公开谈论“抗日”是“违法”的，但张学良在私下动员各地方实力派抗日救国，蒋先生自然也不便“公然反对”。“预备着硬干”，“打一架也可以”，是说张学良一方面欲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另一方面，如蒋顽固不化，张便脱离蒋，率领东北军联苏联共，举旗抗日，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向内外活动”，就是暗中为“另立新局面”做准备。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作急，没法快办，他只得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信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自己出去走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为精神，大约办几届。29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的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月斋伯”指何人，待考。“老牧师”似指董健吾，即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的王牧师。1936年春，他受宋庆龄之托，往返于上海、陕北之间，传递国共两党秘密和谈之信息。董途经西安，由张学良派人送往陕北。“亲戚开店”，是指红军购买普通物品，可在东北军防区内，以百姓身份“设店自购”(药品、无线电器材则由张学良代购)；“杨先生出门读书”，似指中共代表(后来派的是邓发)赴苏联，由张学良设法派人护送到新疆。“开店”和赴苏，都是落实4月9日夜张学良与周恩来谈妥的事。这段的“家中”，似指红军。“大烟泡子”，似指大炮。不久，张学良就派其炮兵团长刘维勇等人赴晋向阎锡山购买大炮。“烟枪”，似指枪枝，“二个即可”，可能是说“一批”或“一种”。“训练团”，即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南郊的王曲开办的，实际开学日期是6月15日。4月下旬，红军东征山西失利，开始退回陕北，蒋介石以追击红军名义，欲派中央军入陕，张学良设法“拒绝”了。“北头背后一个人家”云云，不知何所指。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织策划吧
弟择生 上言
1936年4月27日
“上次一夜密谈”，指4月9日夜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延安密谈。“彼此交接如何表演”，指东北军与红军如何准备联合举事，建立西北抗日联军与西北国防政府。“顶好还要一夜”，这时，张学良希望与周恩来再次密谈一夜。“我们家”，自然是指中共中央。
又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
这支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刻制止，彼前来诊知。
这段所说的“病”，联系到后面提到的“旧病”等情形看，很可能是东北军内部新旧两种势力剧烈斗争的状况以及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因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倾向已经引起南京方面的注意和监视(也可能是指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布署?但可能性不大)。
此间我当然要找着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面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
“远在外面的子孙们”，可能是指正在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当时尚称红二、红六军团)。“□□□□”大概隐示“联苏联共”。“抓的疲水的”、“有皇地”，虽难理解，但尚可捉摸出意思。这段是说，刘鼎要找张学良商量设法应付紧迫的局势。张学良一方面愿意设法协助红四、红二方面军北上与已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会合(这在延安会谈中已向周恩来表示过)，不愿这两大股红军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受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张又不愿联苏联共做的太急。他还要与蒋介石周旋并做另立新局面的准备(请领更多的饷械等)，自然也要提防蒋对张先下“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11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抗□”即“抗日。联合“内亲”中共和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外友”苏联，准备在西北自立局面，这是暗中的一手；劝蒋联苏联共，拥蒋“登峰造极”，做民族英雄，这是公开的一手。这条路走不通就走另一条路，两者的目标都是举国一致全力抗日，即“彻底干”。张学良预计，这个“大事”半年就可办成(7个月后，却发动了西安事变)。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么!我提出姑且先以一(个)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急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夫以为然，不过，惟一(个)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择生 4月30日
刘鼎向张学良建议，“赶急”准备，争取一个月后即在西北另立新局面，但张学良只同意加速准备，不同意以一个月为期。根据其他档案史料看，在8月中旬以前，对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中共方面一直比张学良更急切。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地提出了反□抗□、联□联□、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节，“问答”约二千来字。
内中有一些笑话，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青、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分)都会联成一起。□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容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将爆发。一般地都讲得太乐观，太唐突，太左(对联合阵线说)。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本来给我一本，他又要转去了。
(原信下文还有关于电台联络等四个小段落，为节省篇幅。这里略去。)
“反□抗□、联□联□”，即“反蒋抗日、联苏联共”。秦，指陕西。绥，绥远。宁，宁夏。□军，指红军。《活路》是由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写的四篇文章组成的。高崇民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一样，九一八事变前就是张学良的亲信。1935年夏，高崇民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亲信贺衷寒发生激烈争论，贺主张“应像迷信神一样”，“无条件拥护领袖(指蒋)”，高坚持蒋如“不抗日就不拥护他”。因此，高遭通缉。此时，杜重远因《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诬称“侮辱天皇”，迫使国民政府将杜重远软禁在上海监狱里。高崇民即潜赴上海，去探望杜重远(张学良还给杜写了封信，让高捎给杜)。杜把自己的朋友胡愈之、孙达生介绍给了高崇民。胡是中共秘密党员(70年代末才公开党员身份)，孙是中共地下党员。高崇民受胡、孙影响，接受了中共的反蒋抗日主张。10月，东北军调往西北。经杜重远、阎宝航等人商决，由高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退出内战，搞西北大联合，联共抗日。孙达生也是东北人，经上海地下党(文委)同意，孙亦赴西安。高做东北军上层工作，孙做下层工作。栗又文也是张学良的旧属，不过他是中共北方局派去的。11月，高、孙、栗分别抵达西安，但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当时，民族危机极为严重，“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可蒋介石仍在玩弄“借刀杀人”的故伎，迫令已志切抗日的东北军剿共，剿共中被歼灭的110师等部队又被取消了番号，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对蒋的“一石二鸟”政策颇为不满，张借机赴沪，与软禁中的杜重远秘密联系，听取了他的联共抗日建议，并暗中托人与中共联络。12月初，张学良回到西安。高崇民便成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编外高参，栗又文当上了张的机要秘书，孙达生则开始了他的东北军兵运工作。栗、孙已是中共党员，高当时虽尚不是，但他已撕毁了国民党党证，开始听信共产党。正如周恩来所讲的，《活路》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搞的”。《活路》的主旨是动员东北军与西北军(即杨的十七路军)将士联共抗日，拥张反蒋。它为张学良暗中准备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手做了广泛的动员，它讲了张学良当时想讲而又不能公开讲的许多话。所以，张说它“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这本64开的小册子，是3月份在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印刷所印的，印了八千册，由张、杨两军的少壮军官秘密散发，张学良则在公开会议上大发脾气，严令查禁。但收缴回来的再分发出去，有时还用张的波音专机带到剿共前线。后来，特务们发现是高崇民写的，张便密令高逃往天津。《活路》虽是张学良“嘱其(指高)起草”的，但它毕竟是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品，并不能完全代表张学良当时的观点。张看了印好的《活路》后，曾对孙达生表示，他不同意以陕甘为根据地的意见，张说，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抢人家的饭碗，不占人家的地盘”，要抗日，随时拍掉屁股上的尘土就走。后来，经过孙达生、周恩来等人的说服，到4月末刘鼎写上述密信之时，他才有了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不小的计划”，但也只是两手准备中的暗中一手而已。现在，有些学者据此断定，张学良“突然”决定参加革命”，“决心反蒋”。其实，联系到张学良当时其他许多言行，这是不确的。下面的密信也证明了这一点。
5月2日，刘鼎又写信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著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一)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得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作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此句有误)，徘徊是损失。
这里，“她”，指张学良。“新”、“新爱人”指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旧”、“他家”指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钱财”，指军饷和武器。“同居”，指公开联共联苏，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新爱人的老亲们”，指苏联和共产国际。此段最后一句有误，应为“她可由新爱人方面的爱情上获得一切”。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尽管中共代表刘鼎说张学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但刘仍认为张像“痴人”一样在“歧路间”徘徊着“作梦”。张颇为“恋新”，红军依托民众，以弱胜强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方式，使张看到了贫弱中国战胜强大日本的希望，更令张动心的，是通过联共可以获得苏联的巨大援助；但张“又舍不得旧”，与周恩来初次密谈时，张即表示，“在国民党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况且，张早就认为，即便“全国协力”，亦无战胜强日的“把握”，为什么非要把当时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抛开呢?故张仍想说服蒋联共抗日。张计划用“半年功夫”，一面劝说蒋介石，一面做另立新局面的准备(改造东北军，从蒋那里请领更多的饷械，设法获得苏联援助的表示，等等)。而刘鼎则向张保证，只要与“新爱人”中共和红军“同居”，便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待后决吧。
刘鼎很快就离开洛川被送到陕西省城西安，住到张学良的家金家巷公馆里了。“胡子”指胡须很长的周恩来，“瞎子”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李克农。刘鼎自己无法劝止张学良的徘徊，想要周恩来、李克农来说服张学良，便建议张学良与周、李举行第二次会议。张学良原本就想与周密谈“一夜”，便同意了。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我母亲”，指周恩来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张学良驻节武汉时就请曾加入过中共的随员给自己讲解共产党的理论，到西安后，自己又研读过共产党的一些理论著作。那时的中共，确实廉洁向上，与已萎靡不振的国民党正成鲜明对照。因此，张学良赞扬当时的中共及其理论，刘鼎对张学良印象自然极佳。
5月2日，东征山西的红军开始西渡黄河，被迫撤往陕北。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由，欲派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不愿中央军入陕。4日，刘鼎致电中共中央，“张求早见周，面商对策”。中共也想推动张学良在西北大举。于是，5月12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又在延安密谈了一夜。关于张周第二次延安密谈，笔者早有另文论述，此文就此打住吧(后来，对张学良来说，果真“事不由人愿”，劝说蒋介石，没有成功；在西北另立新局面，中共又改变了对蒋政策，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蒋却强迫张继续剿共，张坚决不干。最后，张被逼上梁山——发动了西安事变)。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春；邮编：130031)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