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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

(台北)郭冠英


  这份《反省录》,是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得蒋介石的指示所写,到12月5日竣笔,以16天的速度定稿复命。当时张学良被幽居在高雄寿山,住在原石觉将军的房子里,所以是在那儿写的,当时张的眼睛已不好,故是赵四小姐抄的,张学良对四小姐的小楷字很欣赏。 
  蒋介石要张写一报告呈阅,倒不是他有要人写悔过书的习惯,而是蒋为了要写《苏俄在中国》,他当然了解“西安事变”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张学良及共产党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张学良交代一番,结果“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且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苏俄在中国》页75)
  蒋介石把大陆丢掉的责任全赖到苏联,实在很滑稽。在《反省录》中张学良刻意漏掉不写的,就是斯大林是一直主张保蒋的,斯大林是反对事变的。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本想加入共产党,与他在《反省录》中所谓的“情同骨肉”的蒋介石决裂,又是斯大林否决了他的请求的。 
  写及公布的经过
  这篇东西写好了,原叫《回忆随感漫录》,后来上面迭次嘱加新题材,题目也经更改,成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忏悔录》等等,这些都是1957年、1958年的事。据承命转知张写文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说:“第一次写了蒋总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父亲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又把报告退回来重写了一次。”
  蒋一定讲过这话,但是否是为《反省录》内容而讲,不能确定。无论如何,这一报告蒋氏父子看了很满意,蒋介石对张的文笔甚为欣赏,还叫他写些其他“北洋”旧事,大概有意叫他做个“文史委员”,张学良虚应之后却不写了。后此报告已先在国军军事会议中以机密传阅后收回,因此国军高层都看过,后来刘乙光还把国军高级将领对此文的赞誉告诉张学良,张氏且为此消息“沾沾自喜”。
  《希望》月刊腰斩
  1964年,蒋经国大概指示王升等在政战系统支持的《希望》月刊中刊出此文,名为《忏悔录》,7月1号刊出,7月7号《民族晚报》转载。张学良看到了,外传说此文只有待他死后才能公布,其实并非如此,张学良说:“如果它写‘张学良忏悔录’,我没意见,但它写成‘……忏悔录,张学良’,我怕蒋先生认为是我发表的。”故张去一函给蒋夫人告诉此节。蒋介石知悉后很不满,乃令小蒋收回全部杂志,听说还把王升骂了一顿,张学良对王升印象不好,还说:大概都是王升搞的鬼主意。其实当然是小蒋的意思。
  到了1974年11月,在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中,蒋经国正式公布了《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摘要,但他又玩把戏说此文写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说“西安事变实全是中共一手导演……中共所以制造西安事变,是为了破坏建国,乃实行此一诡计”。这完全是睁眼胡说,否定了他爸爸的“意料之外”。
  《反省录》对中共有伤害
  不过蒋家公布《反省录》,确实有“破坏”共党的诡计效果,只有了解蒋介石、周恩来和张学良三人的关系,才知道“西安事变”及张学良的态度在国共关系中有多重要,这口气出不出,真会憋死人。所以张群赞张学良是“一宝”,大家抢着要。由于张学良在《忏悔录》中真的忏悔了,又把共产党骂得是“石敬塘、刘豫之流亚,头等大汉奸”,这对共产党自然十分难堪;尤其是周恩来,因为他一直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这其中牵动的历史解释又涉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故实非同小可。
  1961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这时中共已知道了《忏悔录》的内容,在纪念酒会中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未终席就退到隔房去痛哭了。周恩来也很难过的流泪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杨先生(虎城)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不得自由,怎么不令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周还说,无论如何,张是“千古功臣”。
  但张的此一《反省录》确实使中共一些党史家对他的评价打了折扣,说他没原则,屈服了。这也使后来“文革”中整东北帮有了道德依据,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都被整死,其原因或很复杂,但《反省录》的出现可能对其下场也有影响,现在中共史家似仍讳提这一段。
  那张学良忏悔了没有呢?当然没有。他只是把50年代冷战时期的一些反共八股抄到《反省录》里去,一方面讨好蒋,他对蒋仍有求宠之心,也为了保命;一方面他确实也受到当时一些反共语言的影响,思维受了白色恐怖的制锢。但在《反省录》中,仍可看出他的思想主轴,即反对内战,主张国家统一,认为共产党青年其热诚和魄力皆可为国所用,周恩来之才干令其折服,以及政治之争可不必用武力解决等等。到晚年政治制锢消除以后,张学良更曾明指蒋介石的守旧和专权,也不讳言他当时对共党的敬佩,他对蒋介石的怨愤,以及攘外才能安内、应先抗日等等。一句话,他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看《反省录》,可以当历史材料来看,若以“谁胜谁败”、“谁对谁错”的观点来找答案,《反省录》是不能做依据的。
  各种版本
  整个《反省录》全部大概一万字多一点,其中《希望》版大概刊出了百分之二十五,后来的蒋经国的五中全会版又加了:“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一百多字。后党史会李云汉写《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一书中又加了几十字。这几种版本大致来源是如此:当张写好后,拿去晒图,自留了一份蓝本;刘乙光在呈上去以前,又当夜叫其四五个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来。这一份刘伯涵说他本一直保存着,后来他父亲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另安全局应存有一份。呈到蒋处后,据说按习惯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给蒋总统看,这份存大溪档案,李云汉当年获准看的就是这一份。当张学良把其史料移交哥伦比亚大学“毅狄书斋”时,其中《反省录》列在其中,但不久就流传到外面去了。到底是哪方面流出?不知道,知道也不重要了。
  删去的重点
  现摘录以前删去的几段重要者刊于后,读者可参照以前的摘要合并读之。另外,以前的摘要也把次序调动了一下,以后台北的《传记文学》应会刊出完整的全文版。
  全文是一长函,一开头是如此的: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 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 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介。不过,如今思来,任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 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反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其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情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然后张叙述其家世,说:“良方十一,慈母见背……”接着说其抗日之心,又说其本来就桀骜不驯: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待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需统一,全国相互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至歧异方向也。
  此段说明了当张作霖在时,张学良已常为反对内战冒犯父亲。
  后张谈到“九一八”后下野出国,由欧返国: 
  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
  张学良很喜提胡汉民劝张不要去投蒋的忠告,胡举了当年他及汪精卫在孙总理前的例子:说汪是办外交的,外交不说真话,而他办内务,内务要说真话。他说真话说惯了,孙总理不以为忤,而蒋介石却把他抓起来。
  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心寄,言听计从者。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酬谊,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集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密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此,真使良伤心万分。
  然后张学良说他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捕一共党韩某,即深为折服,后王以哲(张之心腹将领)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且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效力,必可有所做为也。”
  删去“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产党改变作风”一句话,下接“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
  延安会谈后:“良先震于李(克农)、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实惊于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与周恩来会谈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与纳,遂待机向蒋公委婉相陈。后停止剿匪,共同抗日之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烈增良之信心。
  张学良说有次参加宪兵毕业典礼:
  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
  张学良对冯玉祥印象最坏,看到冯受勋他没有,非常生气,此处写了很多对冯的不满之言,也自我反省,说他自己:“年轻气燥(即“躁”,下同),学识浅显……热心过度,对党政军乱加参与……秉性燥急……此良平生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不过归国以后,蒋公遽付重任,寄以腹心,一如昔年在先大夫之前也。如今思来,痛悔万分。
  再三追思,当时为何执迷不返?为什么夫人在当时不早有所参与?为何中日战争不提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
  在送蒋出西安后,张学良回忆:“在良随同蒋公飞抵洛阳,下机后天色已重幕,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顾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得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至今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的出现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再往下写了。”
  (作者为台北新闻局秘书,《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制片人,著有《张学良侧写》等)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