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否加入了中共仍然是个谜
毕万闻
早在80年代，笔者在查阅原始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即已发现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绝非如报刊和史书中所讲述的那样，只是一般的“统战”或朋友关系。在与对此深有研究的少许学者的偶尔交谈中，在采访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中共高干之时，发现他们之中，也有人持有类似的看法，个别人甚至断言张学良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当时，张学良尚幽禁在台湾，出于对张将军人身安全的关心，我们极少数人只是在脑海里或私下交谈中十分谨慎地涉及此事，决无见诸报刊文字者。
在书刊中最早言及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是前苏联。1980年出版的俄文第3版《中苏关系》一书，在批评中共之时，首次披露了这个问题。1986年，中共《党史通讯》杂志(总537期)译载了其中关键的那段话：“还在1936年共产国际就曾向中共中央强调指出：‘你们关于一切自愿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已准备把张学良也吸收入党的通知，使我们特别不安’。同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其中，有一份文件，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党史通讯》中译载的那段话，即出自这份电报之中。1988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全文译载了这份电报。
张学良获得完全自由并移居美国夏威夷之后，人们对公开谈论张学良是否加入过中共的问题，已经没有忌讳了。1995年，杨奎松教授首先发表专题论文，公布了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以及中共中央准备吸收其入党的有关密电。但他在做了一番探讨之后，认为“无论如何都得不出张学良已经被发展入党的结论”①。笔者以为，张学良到底是否加入中共，迄今为止，尚是一个历史之谜，在没有发现可资证明的直接的第一手新史料之前，仅就目前已经发现的种种间接史料加以推断，任何结论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下面就详述一下。
张学良能申请加入共产党吗?
众所周知，在早年，张学良既是个纨绔子弟，又是封建军阀的重要成员，过惯了花天酒地而又荒唐浪漫的腐化生活。而在30年代，中共堪称中国最廉洁最贫苦又最能顽强奋斗的政党，其入党标准也极为严格(1937年3月下旬，在国共两党谈判的过程中，连蒋介石先生也对周恩来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②)。后来，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为了战胜强敌，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自在情理之中。可是，像他这样的人，能申请加入中共吗?
人，有些人，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早年，张学良虽然生活腐化，但思想却不保守。1927年宁汉分裂之后，宁方的部队打败了奉系中的直鲁联军，占领了徐州，蒋介石派其说客何成浚去山西拉阎锡山支持宁方，途经北京时，何成浚与其至交韩麟春会晤。韩是何十多年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的同学，两人相处甚洽。这时，韩在奉军担任第四方面军团军团长，张学良任第三方面军团军团长，在名义上，三、四是两个方面军团，实际上，是编在一起的一个联合大军团，通称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和韩麟春也长期合署办公，因此，韩对张之思想非常了解。何成浚把自己赴晋之意图讲给了朋友韩麟春，韩便对何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并且可做共产党。”③中原大战后，1930年11月，张学良应邀赴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的会议，17日，他在中央党部的讲演中说：“最近辽宁时有逮捕共产党的事情发生，一般共产党徒大抵均系良好之青年，……今后若再长此内乱，则中国之青年殆将竞入共产之途矣。”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江西对“共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要将中共武装斩尽杀绝，他不仅不把共产党视为“匪徒”，竟然公开说他们是“良好”青年，还说他们所以加入共产党，是“现在一般军阀之行为”逼得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可走④。1931年2月，张学良在对日本记者谈及中共时说：“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⑤，言外之意，对于研究共产党学说者，则应予宽容。这与那种一律“格杀勿论”的极端论调，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驻节武汉时期，张学良不仅已改掉了吸毒放荡等种种恶习，还能严格自律，勤勉职守，在多次视察农村之后，他对东北军官兵反复地说，“国家赐予我们的享受”实在“太多了”，而“老百姓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衣不能御寒，食不能一饱，居不能避风雨”⑥，过的“简直是非人的生活”⑦，“与我们相比，直可谓天地悬殊。”又说，“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好了”，“我们的老百姓真驯良，吃了你许多苦，他们也还是不感觉这是为什么，只是自己难受”，“近几年来共产党闹得很厉害”，这“是因为老百姓痛苦太甚”，所以，对付共产党，“不是专就一个剿字用功夫就可以做到，最要紧的是解除老百姓的痛苦”⑧。他还明确地说，“中国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那时，张学良拥蒋拥得最积极，骂共产党也骂的最厉害，但同时，他又说，“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⑨。
1929年，在中东路事件中，苏联红军大败东北军，苏联在国际上的迅速强大，也使张学良十分惊慕，游欧时他极想访问苏联，苏联没有同意，他至感遗憾。回国后，他因德、意两国迅速崛起而倡行法西斯主义，但同时，他又企图探究苏联的致强之道。适逢有人向他推荐中共变节分子潘冬舟、黎天才，恰巧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干，张学良不仅重用他们，还经常与他们接触，通过他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那时，他阅读了一些共产党的书籍。
东北军调驻西北，在与红军的交战和与中共的交往过程中，张学良对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直接的亲身的体察，对其了解也就更加深入了。1936年，他的亲信王卓然曾公开转述他的话说：“上层共产党，是帝国主义的压迫，驱使知识分子变成的。下层共产党，是因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关税不能自主，产业不得发达，以致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平民无以为生，故共匪就是抢饭吃的穷人。”⑩说当时的共产党上层是知识分子，下层是穷人，中共之出现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压造成的，这表明张学良对中共的组织成分及产生原因确有真切的分析。同年夏，张学良会见了从南京来西安的几十位青年学生，回答了他们的许多问题，“其中有一条，同学们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张答：一定能成功。同学们又问：为什么?张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公开地讲这样的话，使陪同接见的栗又文(时任张学良秘书，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也颇为吃惊。(11)
在早年，张学良就是混战不已的北洋军阀和争权夺势的国民党派系中的一员，他深谙其中的腐败和阴暗，他本身也腐败而萎靡。当他下野游欧之后，他深感自己是国家和民众的“罪人”，已决心“重新做人”。恰在此时，他遇到了廉洁进取、上下一心的共产党，这个“新世界”令他震惊，令他钦服，周恩来等人磁石般的人格引力也加速了他的倾斜。1936年4月9日夜，他对周恩来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一条(是)法西斯蒂。”(12)法西斯在中国没有实力，共产党不仅有红军和民众，背后还有强大的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使张学良看到了贫弱民族战胜强敌日本的希望。共产党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呼吁也与张学良长期反对内战拥护中国统一的主张不谋而合。中共高明的统战手法也加速了张学良的“赤化”。张曾对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说：“我的部下不愿打共产党。他们不是怕共产党的子弹，他们听信共产党对他们讲的话。共产党说，‘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要打我们?你们当官的发了财，不给你们发饷，他们自己有汽车，有小老婆，吃得好穿得好，你们什么也没有’……他们讲的每一件事当然都是真的。”(13)张学良自己说，他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之后，即已认识到国民党“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14)在深感国民党腐败没落之时，周恩来等人却向张学良描绘了抗战胜利后建设像苏联那样富强的新中国的蓝图……这一切自然都促使张学良倾心于共产党。所以，张学良对已成为其亲信的黎天才说，共产党人“诚实朴素，可以为友，比国民党这批家伙高明得太多。……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一定是这一批人”(15)。
周恩来生前曾证实，1916年辅佐袁世凯当洪宪皇帝的反动人物杨度，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共。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多。张学良有了上述这些思想，申请加入中共，显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何况，当时中共和红军是要推举他做拟议中的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来，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其首席领袖，就是张学良。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确已申请加入共产党
许多人，包括张学良的一些心腹和亲友在内，当年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也不肯相信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现在可以说，这的确是无法否认的史实。能够确凿无误地证实张学良的确申请过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原始函电，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除了前述苏联公布的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密电之外，主要的，至少还有三件。
第一件是刘鼎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住在西安张学良公馆里，名义上是张的秘书)，在1936年6月30日拍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日”这时是密电中张学良的代号。电报中的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并希望派去专人给予训练。
第二件是张闻天拍给共产国际的电报。1936年7月2日，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中说，张学良于6月20日自南京返回西安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16)
第三件是张学良的一封亲笔函。1936年7月初，张学良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短函，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张学良写给中共领袖的惟一的亲笔函。原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候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李毅
为使读者了解此函的背景，这里笔者应稍加解释。此函张学良没有书写年代和日期，但保存此函者，在另纸写着“由刘鼎在真武洞带交”几个字。刘鼎(1903—1986)自1936年4月末起，担任中共中央派驻东北军的代表，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住在西安的张学良金家巷公馆里。真武洞，亦称安塞，是陕西省延安北面的一座县城。1936年7月5日夜，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在这里与应召抵此的刘鼎一道开会。刘鼎自西安赴安塞开会，仅此一次。因此，可以判定，此函写于刘鼎自西安动身赴安塞的前夕，即1936年7月初(4日前)。当时，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正在发展，中共中央急于推动张学良尽速响应两广，在西北另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因此，自6月中旬起，中共中央就一再电召刘鼎回苏区汇报东北军工作，并研究如何加紧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推动。6月中旬，张学良外出在南京，实际上是在暗中考察两广事变爆发后两广、南京政府双方的态势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动向。6月20日，张学良回到西安。中共中央当时认为“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只等张学良从南京回来“协商具体办法”。张根据全国的形势，特别是东北军自身的条件(整顿改造的工作刚刚开始)，不同意中共中央要在“一个月内即须完成一切准备”(17)，迅即发动西北大举的建议，故在这封亲笔函中说：“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当时，张学良只是暗中联共，东北军表面上还要执行蒋介石进剿红军的命令，于是，在进剿与反进剿的过程中，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多次发生误会，甚至冲突，所以张学良希望双方“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就是指张学良南京之行所了解到的两广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显然，张学良已将其讲给了刘鼎，要刘“面达”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在这封亲笔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称周恩来等中共方面的人士为“同志”。在张学良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这是第一次以“同志”相称。“李毅”的化名，也是首次使用。在与中共的往来密电中，张学良的代号最初为“A111”，4月中旬开始改为“A777”，6月中旬又改为“日”，自7月初的这封亲笔函开始改称“李毅”(有时也写作“李宜”)，一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再也没有改动，使用了半年之久。在那个时代，共产党尚被视为“共匪”，张学良却称其为“同志”，说明他已与中共志同道合，并已开始按中共的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了。因此，这封亲笔函，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张学良已经申请加入共产党了。
张学良到底加入共产党没有?
有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说，张学良曾经被吸收加入中共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但却没有拿出无可辨驳的论据。笔者以为，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原始文献和当年的实际情势看，中共中央完全拒绝张学良加入中共是极其困难的，或者说，其可能性是很小的。
如前所述，1936年夏，中共中央已把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当作自己头等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必须争得整个东北军至少是绝大部分东北军积极参加，而中共对东北军中下层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了一般的宣传，真正打进其部队内部进行组织动员，还只是个别的现象，如对六十七军中的少数部队。六十七军是暗中与红军实现停战的最早的部队，可就是这支部队，在1936年春夏，不止一次地与红军发生误会，在6月的瓦窑堡事件中，几乎与红军发生军事冲突。中共中央速即认识到对东北军中层，即对军师团三级指挥官工作的重要性，抽调邓小平、叶剑英、黄克诚、刘培植等大批得力干部对各师、团长进行“突击”(18)，打算“在里面建立党”，“要达到一个师一百个党员”，依靠这些“中心力量”来实现东北军与红军的大联合(19)。可是，这种深入细致的组织动员工作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而蒋介石正加紧处理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十分清楚，两广事变一解决，中央军必将调驻西北，那时欲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将极为困难。显然，西北大举不能等待中共对东北军中下层工作完成之后再发动，而要提早发动，就必须主要依靠对张学良的推动。从文献记载上看，中共中央至迟在4月末就已了解张学良统御东北军的能力和他在东北军的地位和作用。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东北军“对小张依靠甚深，如果发生意外(或被扣)，将如何处理，他们很少拿出办法来。”(20)如前所述，自6月中旬起，中共中央就一再催促在西安的刘鼎回苏区汇报工作，商讨如何加速推动张学良在西北举事。恰于这时(6月末)，张学良自愿要求加入中共。自1936年1月张学良与中共中央接通关系以来，中共一直表示推举张学良为拟设立的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西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假若张学良能加入中共，中共就可以用党组织的决定来要求他，用党的纪律来约束他，因为那时谁都知道，当时的中共是一个纲领严肃、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政党。张学良一旦加入，自然也不能例外。再说，自1936年4月9日首次延安会谈以来，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对张学良好感极深，评价甚高。4月22日，周恩来在写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21)中共领袖们认为张学良“不顾一切地关心中国民族的前途”，而且，对共产党的“唯物辩证法理论”非常“感兴趣”(22)。4月末，刘鼎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张学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23)。后来，周恩来又说：“副司令进步得太快，不但好多人赶不上，就是我们共产党也有点追随不及。”(24)何况张学良又不断地慷慨地援助红军。显然，中共中央也认为张学良已达到了中共的党员标准。因此，张学良申请入党，正是中共中央所求之不得的。这一点，从中共中央反应之迅速也可得到证明。6月30日刘鼎发电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仅隔一天，即7月2日，“负总责”的张闻天就用电报“通告”共产国际，“将来拟许其入党”。张闻天的这份电报，主旨是请求苏联信任并支持张学良和东北军，对即将(“至迟8月”)发动的西北大举给以有力的援助。显然，这不是张闻天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经过商讨之后的一致意见。这封电报，是杨奎松教授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发现的，是俄文的，“将来拟许其入党”这句话与8月15日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批评中共“已准备把张学良也吸收入党”这句话(《党史通讯》则译为“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其来源显然都出自尚未发现的张闻天7月2日致共产国际的中文原电，字句上的差别只是译法的不同，但其基本含意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鉴于当时急于推动张学良发动大举的紧迫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强烈好感，中共中央在“通知”共产国际的同时，恐怕也要用密电通知即将来安塞开会的刘鼎，以便转告张学良。既然至迟7月2日中共中央已经商定准备吸收张学良入党，将这个意见尽快通知他本人，以便激发他提早发动大举，于情于理，都是很自然的事。如若不然，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函中，恐怕未必能自作多情地再三地称周恩来等人为“同志”。张学良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共使用“同志”这个称呼，是极其严格的，通常只限于党内。退一步说，即便7月2日前后没有用密电通知刘鼎转告张学良，7月5日夜刘鼎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道开完会后，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时，也必然要把中共中央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意见告诉张学良。就当时中共与张学良的关系和当时的情势看，根本不答复或者完全拒绝张学良入党，那几乎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7月末，张学良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后回到西安。这时，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自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在去保安的途中经过西安，张学良在秘密接见潘汉年时表示，同意提前发动西北大举，“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25)。到达保安后，8月7日，潘汉年给中共中央写了文字报告。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张学良终于赞同提前发动的第一份文献。对于张学良的积极态度，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经过慎重讨论”，8月9日，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表述了“九、十月间”以兰州为中心发动西北大举的计划。信中说，发动之后，双方要“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经济政策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这显然是说，西北国防政府成立之后，要采取中共抗日时期的政策。信中还对张学良的安全特别关心，嘱咐张“无论如何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张学良一身而系全局之成败，可见中共对其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在信的末尾还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26)。此信第一次称“李毅”(即张学良)为“同志”。有的学者说，这种称呼只“显示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与信任，而并不表明双方必定为同一组织中的人”。可是，既然双方的政治关系，八个月来一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早不互称“同志”，只是从七、八月才开始互称“同志”呢?显然，这与张学良要求入党和中共准备接收他入党紧密相关。从8月9日这封长信看来，既然中共中央认为双方的政治关系早已“完全一致”，并建议双方共同发动大举之后在政治上组织上采取无差别的政策，并开始把张学良视为自己的“同志”，那就表明，中共中央如果此时仍然没有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话，也还是打算不久即吸收其入党的。
有的学者说，在中共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之前，拟派往西安的叶剑英、朱理治还没有去，因此，不可能吸收张学良入党。其实张闻天7月2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只是说拟派叶、朱二人“去为其策划”，中共中央8月9日致张学良的信，只是说拟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协助兄处工作”，潘“政治上颇有能力”，叶“则协助策划军事”，朱“可帮助部队政治工作”。因为张学良认为“目前西北发动的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力干部前来协助”，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叶、朱等人去。这就是说，叶、朱等人去西安与张学良入党问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6月30日，刘鼎在电报中说“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这只是张学良个人的请求，至多也反映了刘鼎的看法，但中共中央在商定准备吸收他入党时，并没有说一定要另派“专人”去对张学良加以训练。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只要是党员，就可以做入党介绍人，而不论其职位之高低。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说，“把公开活动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做秘密工作的办法，应彻底纠正。这些公开的领袖，我们当然应吸收入党，但这些党员不应参加小组等党的组织生活，不应受秘密党的‘严格训练’，只要我们指定某一同志把党的方针同他们谈清楚就够了。……他们应该是秘密党员，是‘特别党员’(在军队方面更应如此)。”还说，国民党军队中党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凡愿意入党的白军官长应成为特别党员，便利于他们的活动，使他们能够埋藏在内部。他们的活动方式应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27)笔者曾访问过当时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中任组织部部长的苗渤然老先生，他说，为了保密，也为了防止因一人叛变而使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的破坏，中共“那时的组织关系，都是个人关系，那时发展党员，以个人相信为原则，都是单线领导”，他是专门负责东北军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就是他，除了上下有直接联系的人之外，东北军中都哪些人是党员，当时他也不知道(28)。那时的组织纪律是极其严格的，否则就要掉脑袋。
总而言之，正如张闻天7月2日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所说的，允许张学良入党，对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7月1日毛泽东在拍给彭德怀的密电中谈到了中共对东北军中层长官工作的重要，然后说“至于上层及在东北军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29)这里的“上层”，当然是指东北军的“上层”。就目前所知，中共对东北军上层“正在加力”工作的人物，还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张学良失去自由不久，东北军少壮派在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在北京的王以哲墓于十年浩劫中被毁。80年代初，在重新为王以哲建坟立碑的过程中，关于王以哲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在与东北军工作有关的中共高级干部中间，颇有争论，若非由当时尚健在的叶剑英元帅加以证实，中共中央组织部都无法认定王以哲确是中共党员，因为查不到足以认定的文字佐证。但王以哲申请入党，从时间上说，要比张学良晚几个月，因为就目前所见当时往来密电，自1936年10月8日开始，王以哲才与中共诸位领袖互称“同志”。因此，毛泽东所言在“上层”建立“党的基础”，恐怕主要还是指吸收张学良入党。由于王以哲早已不在人间，王以哲确系中共党员一事才得以公开。但在80年代，张学良尚在台湾，其人身也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叶帅也未谈及张学良的入党问题。现在，与吸收张学良入党有直接关系的中共人士，都已先后作古，所以，这个谜就难以解开了。
认为张学良根本没有加入中共的学者，拿出的主要根据，就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了。这份电报主要是针对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此后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正确地指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因此“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30)，实际上要求中共实行联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认为“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和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因此，“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31)。中共领袖们早在1936年4月末就认为张学良“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次有决心抗日的将军”，因而当张学良一提出入党要求，中共中央即准备接收其入党，并把这个打算附带“通知”了共产国际。没料到，一个半月之后，共产国际发来了指示电报，批评了中共大批吸收党员的做法：
我们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要求大力加强党和红军。因此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入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维护队伍的纯洁和党的坚强团结。在有步骤地进行党员征集工作和特别是国统区加强这项工作的时候，必须避免大批接收党员的做法，而只能接收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人加入党的队伍。
我们还认为，不加选择地接收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队伍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32)
再过一个月，即9月17日，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说“在苏区内特别是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33)然而，很可理解，决议只字未提张学良，更不要说是否吸收他入党的事了。
那时，共产国际虽说只是中共中央的指导机关，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依照当时的实情说来，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一般是要遵照执行的。这就是说，如果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时尚未吸收张学良入党，那么，一般地说，中共中央就不能再吸收他入党了。可是，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已经将打算吸收他入党的意见通知他本人了，怎么改口呢?把共产国际的批评照直转告张学良?中共中央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因为张学良所以积极联共，甚至要求加入中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他很看重中共背后有强大的苏联的援助，谁人都知，共产国际的批评，主要反映了苏联对张学良的恶感，而这正是张学良当时所担心的。这一点，在7月2日张闻天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说到了：“张在欧洲时，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便认为苏联记旧恨(指1929年张学良发动了反苏的中东路事件——引者)，无助他意。经我们解释……他即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连络。”(34)中共中央只能用不使张学良失望而又说得通的转圜办法来弥缝。据说，一位与张学良的关系十分亲密的中共人士曾奉命对张学良说，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觉得如果他目前继续留在党外，这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更加有利；同时，虽然让他留在党外，中共中央却把他当作党内同志一样看待。这位奉命向张学良转达此种意见的高干早已故去了，他并没有说明转达此种意见的时间，而且，笔者又不是听他本人而是听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讲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此种情况确有其事，那就应当发生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证这种处理方式的，是8月中旬之后，一直到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往来函电中的称呼，仍然时而称“同志”，时而称“兄”。
如果在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前，已经吸收张学良入党了，那当然也不能再开除他，而只能让他做一名“特别党员”。遵照8月15日指示，中共中央随即放弃了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之计划，改取逼蒋联蒋抗日的方针，因此之故，中共中央更加期望张学良凭借自己与蒋介石的特殊交情，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这样，张学良这位“特别党员”就必须更加“特别”，因为他的党员身份一旦泄露，哪怕是稍微受到一点儿怀疑，劝蒋工作就做不成了(自然，他的人身安全也会大成问题)。有的学者根据张闻天7月2日“将来”拟许其入党”的电报推断说，这里的“将来”不是“近期的任务”，而7月初到8月中旬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算不上是中共中央7月初所计划的那个“将来”。那么，中共中央7月初所指的那个“将来”到底多长时间呢?时至今日，恐怕谁也说不清。如前所述，7月2日的电报只发现了俄文译本，并未发现张闻天拍发当时的中文原电。按照俄文语法，这里的所谓“将来”恐怕只是“拟许”的将来时，7月2日以后都要算做“将来”，无法分清“近期”、“远期”的。其实，汉语“拟许”就是“准备允许”或“打算允许”之意，译成俄文自然要用将来时，因此，中文原电很可能就是“拟许其入党”，如果前边再加“将来”两个字，读者不妨仔细琢磨一下，那不仅啰嗦，而且令人费解。况且，一个半月之内就不可能吸收其入党吗?要知道，在那个加入中共就可以掉脑袋的时代，只要能以其实际表现取得中共人士的信任，几天之内就可以入党的。再说，7月2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主旨是请求苏联对西北的发动给予实际援助，“拟许其入党”只是顺便“通知”一声而已，并不是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吸收张学良入党。不过，有了这一次的教训，后来新疆的盛世才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问题时，尽管中共中央知道苏联对盛颇有好感，还是征求共产国际意见之后才加以婉拒了。必须申明，笔者并不是说，在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前中共中央肯定已经吸收张学良入党了。笔者只是说，吸收与否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不是只存在一种可能性。附带说，在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之后，中共中央就绝对不可能再吸收张学良入党了吗?也不能这样下结论。因为在经历了30年代前期的五次反“围剿”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不再像遵义会议以前那样完全不顾实际情况，死搬硬套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了。
世界上总有一些待解之谜，历史也不例外。张学良到底加入中共没有，尚有待于发现足资佐证的新史料。张学良百年之后，他早已完成的个人回忆录自当公布于世，其中，也许会谈及这个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春；邮编：130031)
①《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93—9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北京第1版，第359页。
③《何成浚将军八十自传》，载台北《传记文学》总220号，第101—102页。
④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86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说》，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2月北京第1版，第348页。
⑤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载《张学良文集》第1卷，第436页。
⑥张学良：《对东北各军送庐山军训团第一期毕业各官长的训话》，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769页。
⑦张学良：《视察鄂东对五十七军官兵的训词》，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682页。
⑧张学良：《行政要义在一秉至诚造福民众》，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857—858页。
⑨张学良：《对湖北暑期军训学生的讲话》，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755—757页。
⑩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北平东方服务部发行，1937年版，第18页。
(11)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北京第1版，第79页。
(12)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1日。
(13)E.A.泽勒：《端纳传》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2月北京第1版，第322页。
(14)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194页。
(15)《黎天才自传》，转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5月北京第1版，第183页。
(16)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7月初版，第110—111页。
(17)《周恩来致王以哲密电》，1936年6月16日。
(18)毛泽东：《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1936年7月1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第553—554页。
(19)《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北军工作会议纪录》，1936年7月27日。
(20) 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15页，1936年7月27日条。
(21)周恩来：《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载《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北京第1版，第87页。
(22)《刘鼎札记》，未刊稿。
(23)《刘鼎致李克农密信》，1936年4月27日。
(24)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第4页。
(25)《潘汉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7日。
(26)《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致张学良同志密函》，1936年8月9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第566—567页。
(27)张闻天：《给刘少奇同志的信》，1936年8月9日，载《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北京第1版，第129—131页。
(28)毕万闻：《采访苗渤然先生录音》，1994年7月21日。
(29)毛泽东：《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1936年7月1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3—554页。
(30)《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译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7页。
(3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12月25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北京第1版，第66—68页。
(32)《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页。
(33)《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第258—265页。
(34)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10—111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