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与张学良逼蒋抗日思想的形成
王连捷
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学良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流亡的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同张学良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张学良拥蒋、劝蒋到最后完成逼蒋抗日这个思想转变，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他们是张学良的亲密幕僚与朋友，是他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
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与张学良的亲密交往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最早与张学良结识并一直保持亲密关系的是阎宝航。当时，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利用这个工作岗位，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当时张学良风华正茂，经常由阎宝航陪同参加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并由此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阎也因此成了莫逆之交。”①张学良对1923年留学归来，创办东北第一个机制陶瓷企业的杜重远振兴民族工业的非凡才能表示钦佩，并出资助其兴办瓷业，二人从此交谊笃厚。1928年，高崇民协助杜重远发动沈阳市十几万商民举行罢市和示威游行，反对警厅加捐，高崇民因痛骂官吏为张学良所知，张认为此人有骨气，随即召见，并结为好友。此外，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也都同张学良有良好的关系。王卓然不但任他的外文顾问，还专任他的家庭英语老师，可见交谊之深厚。
张学良同他的朋友的个人情谊在反日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考验和深化。1927年，杜重远、高崇民亲自领导了东北人民大规模反对日本临江设领与维护铁路权益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后来张作霖与日本当局作了妥协，但张学良对杜重远始终给予重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他出巨资支持爱国人士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等创办反日爱国民众团体“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和“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②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改组商工总会，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和农会三大组织，他不仅支持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等在其中任职，还推举杜重远、高崇民兼任自己的秘书③，还特别邀请杜重远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三省沦亡，三千万东北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同张学良有深厚交往的爱国人士普遍成为日本侵略者通缉的对象。这些人不得不设法脱离虎口，流亡关内。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朋友和幕僚普遍对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不理解，产生不满情绪，并多有指责。阎宝航、高崇民都曾当面批评过张学良：“皇姑屯先烈之血迹未干，东三省沦亡终至。可是东北军为什么一枪不发，把一大片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呢?”④由此“双方发生矛盾”，“后经大家劝说，和张又言归于好。为此事，张学良后来还曾向阎宝航同志表示歉意”⑤。杜重远甚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而去上海从事救亡活动。然而双方并无根本矛盾，当大家发现这个不抵抗的发明者不是张学良而是蒋介石的时候，他们又重新聚集在张学良周围，筹划抗日。王化一于事变后第三天到协和医院向张学良当面提出组织民众抗日的要求，随后，他们便自动组织起来，创办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发动民众，抵抗日本侵略。在正规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这些爱国人士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活动，此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他不仅出巨资为救国会的成立捐款，还亲自接见东北民众武装的代表，为抗日义勇军供应武器弹药。救国会常委均以“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名义，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0元薪俸做生活费。黄宇宙、车向忱联络唐聚五、马占山部队都携有张学良手谕。张学良通过李春华拨给辽南义勇军数十吨武器。张学良还同意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以解决救国会的活动经费。九一八事变初期到1932年，东北各地义勇军蜂起，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抗日斗争，这与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和张学良的支持、合作有直接的关系。
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和张学良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早日复土还乡。1934年6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对汉口英文《民生报》记者发表谈话称：“凡属中国人民，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拯救中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否则，如今日萎靡不振，自相残杀趋势任其发展，中国真无希望矣。”⑥但张学良与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对如何实现复土还乡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张学良始终认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⑦。进而增加对蒋介石的依赖。特别是在1934年下野出洋归国之后，张学良依靠蒋介石抗日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同他的矛盾逐渐明朗化，以至最后离他而去。
长城抗战失败后，张学良被迫下野出洋，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疯狂破坏，救国会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解散。实际上，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没有停止斗争，他们改公开活动为地下活动，秘密成立了新的救亡组织——复东会，继续坚持复土还乡斗争。张学良回国后，秉承蒋介石意旨，取消复东会而成立受蒋介石节制的所谓“四维学会”，受到阎宝航、高崇民等的抵制，他们认为，“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义也没有。”⑧“我们复东二字，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收复东北。”张学良先派王化一去北平进行说服未果，又派王卓然去北平继续做说服工作，双方“函电交驰”⑨，最后张学良再派黎天才去北平传达他的意见。后来，高、阎二人虽然从北平来到汉口，参加了“四维学会”的成立大会，但东北爱国人士复土还乡的决心毕竟与蒋介石成立四维学会的目的大相径庭，以至在四维学会成立后不久，双方就发生激烈争论，高崇民不顾张学良劝阻，竟回北平。后来高崇民虽然在张学良的多方劝说下又返回汉口，但不久又因抗日问题与蒋方人员发生争执，高崇民当即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拂袖退出会场。蒋遂下令以“侮辱领袖”为罪名，对高崇民进行通缉。高崇民不得不隐居上海。在南京任职的阎宝航对“四维学会”置之不理，卢广绩趁机出国，其他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对所谓“四维学会”也表示极为冷淡的态度。“四维学会”终因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不支持态度，而成为有其名无其实的组织。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张学良身边的亲信幕僚随时施加的影响，对张形成一个强大的精神压力。
1935年夏，华北危机，民族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在8月1日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此时东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遭到损失，迫使张学良和东北军人士不得不考虑东北军的前途命运了。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对蒋介石借机削弱东北军实力，尽早消灭东北军的阴谋已经有所认识，希望找到新的道路，协助张学良打回老家去。这一时期，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接受了党的主张，集中精力研究促进张学良实现思想转变。
当时，在上海的杜重远因新生事件⑩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入狱，引起张学良和东北军、东北流亡各界人士的关注，许多人专程来上海探望他。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开始与杜重远频繁接触。胡愈之每星期到杜重远那里去，向他传递消息，同时协助杜重远同东北军人士交谈，向他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宣传党的反蒋抗日主张，工作很有成绩(11)。经常和杜重远接触的还有共产党人孙达生。此后，杜重远还把孙、胡二人介绍给在上海隐居的高崇民。高崇民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受到深刻的影响。这年9月，东北军在战场上连吃败仗，张学良情绪低沉，思想苦闷，准备退出内战，独树抗日旗帜，又担心断绝与南京来往，割断经济来源，又缺少国内各实力派的支持，因此举棋不定。在杜重远、高崇民的建议下，决定召集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来上海，以看望杜重远为名开会商讨协助张学良办法。大家一致认为，此时应该行动起来，劝说张学良利用在西北时机，与杨虎城的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联合红军、联合实力派共同抗日。于是，他们联合上书张学良，陈述利害得失。并力主孙达生、高崇民携信去西北开展工作，进一步沟通张、杨关系，促成张、杨合作，联合抗日。这样，高崇民、孙达生、卢广绩先后到达西安，与张学良开始了新一轮的协作。
其实，张学良此时也在设法寻找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经9、10、11三个月间的劳山之役、榆林桥之战和直罗镇战役之后，东北军被红军歼灭了近三个师，张学良思想震动颇大。他想到了杜重远。杜重远入狱后，张学良曾嘱咐王以哲利用与陈诚、何应钦的同学关系营救杜重远，结果反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认为这是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当时正盛传东北军、西北军被红军赤化的消息，拉线人就是杜重远，蒋介石对其疑忌加深。张学良担心帮倒忙，此后对营救杜重远未采取任何行动。但他设法告诉杜重远，由于全国舆论压力太大，南京不会长期关押他。1936年1月，张学良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来到上海秘密会见正在医院养病的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介绍了有关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等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劝说张学良认清民族危亡的根本，一定要改变剿共内战的错误政策。他认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达到中国光明前程。”(12)同时，杜重远还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存有疑虑的思想，向他介绍了共产党真心诚意，主张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救亡图存。只要决心走抗日之路，共产党就一定会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的。张学良在上海会见杜重远，不仅表明了他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也表明对杜重远的尊敬和信任，对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政策，增强救亡图存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达西北协助张学良实现西北大联合的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等，工作也进行得相当出色。东北军开入西北后，一直与西北军存在误解，双方未能就联合抗日达成共识。高崇民、卢广绩等联合一大批东北、西北爱国人士、共产党人和爱国将领为消除双方的误解，疏通双方关系，促成张、杨两位将军达成谅解，最终与共产党红军合作，实现三位一体做出了贡献。高崇民为宣传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而引发的《活路》事件，可以说是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前采取联合行动的预演，是张学良逼蒋抗日思想形成的一个转折点。
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一直没有放弃劝蒋抗日的希望。东北爱国人士也一直没有停止劝说张学良放弃幻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张学良认清蒋介石顽固坚持对内剿共，对外妥协的本质。1935年日本外相广田向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3)。蒋介石竟于11月22日对日本大使有吉“极为坦率地陈述对前述之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东北任何异案，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14)这个三原则的消息，则是张学良11月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由阎宝航、王化一通知给他的。为此，张学良对蒋介石感到失望，不得不另找出路。就在这个背景下，他才去上海会见杜重远的。
加速张学良实行兵谏的步伐也是东北爱国民主人士。1936年11月间，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与钱大钧坐在一起，看到钱大钧放在桌子上的一份部署围剿红军的文件，命令东北军、17路军必须围剿红军，并作为前锋，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张、杨不同意，就将东北军、17路军分别调往安徽或江苏进行改编。“这两个办法中的任何一个办法，都使张学良无从履行联共抗日之约，无从巩固与杨虎城的联盟，也无从统帅要求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这是张学良无法接受的”(15)。何成浚一回到武汉，便把这一消息透露给王化一，王化一则以“华密”电报立即发给张学良，张学良看后颇为动容。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加紧了同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谋划。他先是通过杨虎城把因《活路》事件被通缉隐居天津的高崇民秘密接回西安，并安排其为政治设计委员，具体谋划。与此同时，阎宝航也从南京到达西安，并和高崇民一起与张学良长谈。张学良又召集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黎天才等作了一次竟夜长谈。在他们的鼓励下，张学良第一次“明确而坚决地表示决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16)。在西安各界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时，蒋介石派出军警向示威的东北竞存学校的小学生开枪，酿成流血事件，校长车向忱手捧血衣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为此伤心地落泪(17)，并立即赶上激于义愤直奔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学生队伍，力劝学生返回西安，声泪俱下地保证“一个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三天后，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当然，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由于过分依赖张学良，政治上显得十分脆弱。当张学良被扣南京后，他们为复土还乡斗争的信心受到严重挫折，并从此一蹶不振。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再次鼓起勇气开展救亡运动，是在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统战性质的东北救亡总会之后。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复土还乡的斗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进入新时期。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沈阳；邮编：110031)
①《人民日报》1988年6月2日。
②1930年《东北年鉴》。
③丘琴、白竟凡、高凌：《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④丘琴、白竟凡、高凌：《高崇民传》，第36、43页。
⑤政协沈阳市委员会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6月版，第9页。
⑥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⑦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6页。
⑧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民族功臣张学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⑨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民族功臣张学良》，第61页。
⑩杜重远在上海《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后，日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是日，国民政府向日方道歉，迫令《新生》停刊。7月9日，《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因此文被判刑14个月。
(11)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
(1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第49页。
(13)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14)有吉大使1935年11月12日致外务省电，第1291号。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
(15)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
(16)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29页。
(17)车树实、盛雪芬：《人民教育家车向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