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认同与否定
桂银才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蒋介石完成所谓的统一后，面对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制定并推行了“安内攘外”的误国政策，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蒋介石积极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也就是全国人民逐步认清其反动本质，并对其进行否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张学良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认同和否定，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20年代末，蒋介石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依然是“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为了维护其独裁专制的统治，蒋介石制定并推行了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他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政策。
1928年底，由于张学良东北易帜，使蒋介石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内各派势力并未臣服，次年夏秋之际，蒋、冯之间矛盾激化，以至兵戎相见。10月28日，蒋介石在讨冯通电中说，他“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①从这一通电来看，蒋介石的“安内”所指当时的“贼”与“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势力的“反叛”；“攘外”则是指“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和并无特指的“白色帝国主义”。可以认为，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起点。1931年春夏，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挑起了一系列冲突，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而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共的“围剿”，于7月23日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演说中强调：“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②在这里，蒋介石进一步强调了“攘外”与“安内”的关系，认为“安内”是“攘外”的重要条件。“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绝对不抵抗”，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这是蒋介石“安内攘外”、对日妥协的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面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蒋介石尽管作出了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但是对其误国政策并没有进行丝毫检讨，反而变本加厉、越走越远，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公然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家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③至此，蒋介石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调“安内”是“攘外”抗日的先决条件。蒋介石再次复出以后，更是信誓旦旦，极力鼓吹坚持这一政策，并使之成为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基本准则。蒋介石回忆说：“我乃于淞沪停战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④此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直至西安事变一直把它作为处理国内国际关系的基本国策。
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安内”统一，二是“攘外”。“安内”统一包括剿灭中共、排除异己和压迫民众。其中“剿灭中共”始终是“安内”的重心，因为蒋介石始终认为“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剪除异己与消除矛盾，是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政策，而且主要是通过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内部发生的事件构成了对他权威的挑战，他也会以“统一”为名，将其制服，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和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对民众采取高压政策，特别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欺骗宣传无效时，更是如此，如珍珠桥事件、《新生》周刊事件以及“七君子事件”等等。事实表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造成全面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的“攘外”政策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剿共”与“统一”，以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他实行个人独裁之目的。
蒋介石的“攘外”，按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但实际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直对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实行一系列的妥协退让政策，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并无真心抵抗之意。
就“安内攘外”的关系来看，“安内”是第一位的，是“攘外”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因为蒋介石坦率地承认“内匪实为心腹之患”；“攘外”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安内”之后才能进行，日寇只是“皮肤之疾”。就蒋介石的逻辑来看，他并非不想抗日“攘外”，而是内部还未“统一”安定；所以他得先实现所谓的安内“统一”，方能为“攘外”抗日创造条件，才能更有效地抗日“攘外”。这样，“攘外”就成了蒋介石进行剿共，剪除异己及压迫民众之招牌，而“安内”又成了他实施对日妥协的借口。由此可见，蒋介石“安内攘外”，是一个左右逢源、祸国殃民、追求集团私利、背离时代主题的误国政策。
从上述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内容来看，它具有较大的欺骗性，致使许多善良的人们上当受骗。所以许多党派、地方实力派及广大民众对蒋介石的这一政策，也有一个认同、怀疑和否定的过程。其中，张学良对这一政策的认同与否定，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张学良对“安内攘外”的认同
张学良之所以认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20—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发动独霸东北的侵略战争。张作霖被炸身亡以后，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持东北政局。面对日寇的威胁，是把东北秀丽山川拱手让与日本，继续像其父一样做日本控制下的“东北王”，还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是摆在张学良面前必须作出抉择的重大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对于年轻的少帅采取了各种手段，逼迫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绝对不能与南京政府妥协。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他深刻地认识到，卖国求荣，做民族的叛逆，必然成为千古罪人；而东北一隅，势单力薄，难以阻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⑤内战有引外患之险，抵御外侮，须靠举国之力，一致对外。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全力对付日本。”⑥至于由谁来统一中国，担负起领导全国抗击日寇的重任，张学良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⑦。他虽然看出“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家”⑧，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和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仍然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看作是能够统一中国的力量。因此，他冲破种种阻力，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干扰，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⑨张学良将军的这一重大举措，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东北，攫取“蒙满”的计划和阴谋；捍卫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使国民党蒋介石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体现了张学良将军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
然而，“易帜”岁余，1930年初，中原大战爆发，国家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张学良认为，内战内损国力，百姓遭殃，并极有可能招致外患。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和日趋残酷，广大中原人民饱受内战之苦，无辜死亡的平民不计其数。为此，他痛心疾首，寝食难安，决定出兵助蒋。他在通电中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己见，共谋长治久安……”⑩后，他于1930年秋带兵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在结束这场长达半年多的新军阀混战局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良在谈到自己拥兵助蒋的动机时，曾坦然表白道：其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团结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其二，阎冯反复无信，不能成就大事，即使成功，也必分裂。其三，蒋介石系一阴谋的野心家，但为维护统一，只有为整个大局计，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日停战。由此可见，张学良出兵助蒋，是出于他反对内战，力主统一的初衷，也再次表现出了他顾大局，识大体，一心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张学良的抵御日倭必先统一的思想，以及他为实践这一思想所采取的改旗易帜、出兵拥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是他认同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使他判断失误，执行了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丢失了东北，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1933年热河失守后，他又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辞职下野，出国考察。甚至1934年1月，他回国以后仍然表示“矢忠领袖”，仍然认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并于3月1日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之职，参与“剿共”内战。因为他相信“剿共是抗日工作的前段，换言之，就是‘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11)由此可见，张学良是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积极拥护和认同者，他天真地认为，先“安内”，帮助蒋介石消灭一切“异己”势力，才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以举国之力，尽早收复东北。
然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假“攘外”之名，行“安内”——剿灭中共和排除异己之实。这一误国政策的严重后果，是华北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这是张学良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与其支持认同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初衷相悖的。因此，当这一局面出现后，他便开始反省自己数年来拥护并认同蒋的“安内攘外”政策是否值得，是否正确。随着这种怀疑的产生和日趋加剧，最终彻底否定了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误国政策。
三、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否定
从华北事变到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对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逐渐由认同支持向怀疑直至否定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联合，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从而结束了蒋介石长达十年之久的反共内战，终于实现了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宏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张学良之所以最后否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是与他一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与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蒋介石顽固剿共立场分不开的。
张学良认同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初衷与其结果的巨大反差，是其否定蒋介石误国政策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张学良之所以认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就是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以举国之力，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却发现蒋介石只是一味地借“攘外”之名，行“安内”之实，独裁专制，排除异己，对日一贯妥协，并无真正抗日之决心。尤其是蒋介石长期的内战，使国力丧失殆尽，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这是张学良始料不及的，也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而张学良努力剿共的结果，是损兵折将，两个师全军覆没，“师长、团长多数阵亡，生者被俘。”“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官兵，往西北剿共离家一天比一天远。”(12)整个东北军怨声载道。东北军调往西北剿共后，蒋介石还散布谣言，说张学良“丢了东北，得了西北”，在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制造矛盾；再加上蒋介石拒不答应对东北军因剿共而造成的兵力损失给以补充，所有这些使张学良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一石三鸟”，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是张学良难以接受的。面对东北军的生死存亡，收复失地的愿望难以实现的现实，可供张学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给蒋介石当炮灰，参加“剿共”内战，要么尽力使蒋介石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
华北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是张学良否定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重要原因。由于蒋介石的误国政策，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1935年日本对华北蚕食鲸吞，制造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共的领导下爆发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随之而来的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也不断高涨。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各党各界也不断要求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仍然用武力排除异己，实行“剿灭”共产党的反动政策，这使张学良对“共产党与日寇，谁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最大敌人”这一问题“加以客观的研究，不断地研究共产党改变后的政策，不断的同中央剿匪将领探讨，结果发现中央将领方面，颇多人承认‘剿匪是无期徒刑’、‘疯狂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13)大量的事实使张学良认识到，中共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真正的抗日力量，他审时度势，终于产生了新的思想：“如果通过谈判，为国家招抚这些强悍之众，用以抗日，我认为……是一种无上的贡献。而且一旦和谈成功，也可以实现我多年的夙愿(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4)于是他再也“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5)，由此可见，张学良由认同到否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张学良走上彻底否定蒋介石误国政策的道路。还在长征途中，中共就发表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为抗日救国计，愿意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建立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政策。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就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东北军在陕北的惨败，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当初，张学良之所以认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原以为只有蒋介石才能帮他收复东北，以雪国耻报父仇。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张学良认识到，必须摆脱内战，才能实现抗日，收复失地。这样，张学良决心与主张抗日的中共接触，共商救国大计。在他与中共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中，特别是通过与周恩来的延安谈判，张学良被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深打动。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抗日的最坚定的力量，“原我竭力拥护蒋介石，认为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收复东北，不能死靠蒋介石，必须联合共产党。”“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16)这说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才与他的一贯愿望相符，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决定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并明确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17)为了加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局面的形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率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就局部否定了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战的新局面。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与张学良抗日思想的互动，在张学良否定蒋介石“安内攘外”误国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顽固不化，亲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为张学良最终采取断然措施，否定“安内攘外”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条件。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召集参加“围剿”红军的诸将领，面授机宜。他对张、杨等宣称：“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18)，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其“剿匪”之命令，就要严加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如不愿意开赴前线对红军作战，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张、杨既不愿意与红军再度开战，也不愿意离开西北而为蒋介石改编或吞并，更不愿意看到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误国政策继续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
为说服蒋介石改变立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多次“苦谏”和“哭谏”，他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的威信着想，都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式解决。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民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19)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则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20)由此可见，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思想与蒋介石“剿共”政策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21)。于是张学良便以大无畏的气魄，毅然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实行了彻底决裂。张学良对蒋介石明确表示：“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22)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使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停止执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这一结果的出现，与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的否定，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发动西安事变，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从提出到结束，先后长达8年之久。在蒋介石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张学良先是认同与支持，后是怀疑与否定。张学良对这一政策的认同是为了抗日，他对于这一政策的否定是为了救国。两者都是张学良将军强烈的民族主义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物。但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他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认同，为蒋介石独裁专制和以借“攘外”之名而行内战之实增加了筹码，结果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在痛苦的经验教训面前，张学良痛定思痛，最终以实际行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以非常的手段给以彻底否定。正是这一否定，使国内走向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道路，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否定，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对此，周恩来称赞张学良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千古功臣”(2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廊坊；邮编：065000)
①王芸生：《十年观潮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92页。
②天津《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
③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89页。
④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379页。
⑤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⑦姜明文：《张学良将军二三事》，《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21页。
⑧《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的必然性》，《南宁学术论坛》1993年第3期，第88页。
⑨《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9年1月6日。
⑩《国闻周报》第7卷第37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30年9月20日。
(11)《王卓然史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12)《王卓然史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13)《王卓然史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159、160页。
(14)《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15)《相依相伴六十载》，香港《大公报》1990年5月19日。
(16)《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16页。
(17)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10页。
(18)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
(19)张驰：《少帅今昔》，第185页。
(20)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31页。
(21)《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23页。
(22)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03页。
(23)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80—81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