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武汉时期的思想变化
王爱萍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逼蒋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表明张学良的领袖观从法西斯式的愚忠转到了拥护抗日领袖的立场；也标志着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叛和否定。笔者认为，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并非突发式的，而武汉时期(1934—1935年)的变化是其发轫。
一、领袖观的嬗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微妙。自皇姑屯事件以来，张学良日益靠拢南京国民政府并为蒋介石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928年的东北易帜，使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1930年的挥师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反蒋联军顷刻瓦解。投桃报李，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不仅授予张学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有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冀等八省军政之权，还允许张学良在中央政府安置大批奉系军政要员。张学良的政治地位也因“拥蒋统一”而达到顶峰，可谓是张不离蒋，蒋不离张。不过张并非蒋之嫡系，张拥蒋固然是拥护全国统一，但也不排除有保存、扩大地盘和军队的动机。张深知，要想抵抗日本和苏俄在东北的掠夺，单靠东北军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对蒋的拥护就变成了依赖并进而依附。九一八事变后，张因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而相继丢失东三省和热河省，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东北军撤到关内，备受歧视和冷落。按理说，张学良应抛弃对蒋的幻想，自寻出路。但是，他旅欧归国后，不仅继续拥蒋，而且更表现出一种法西斯式的愚忠。
1934年1月，张学良应蒋介石电召回到上海。此番欧洲之行，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德、意刚抬头的法西斯思想。他十分赞赏这两个国家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德意两国，都是大战后残败不堪的国家，皆能转否为泰。墨索里尼成旋乾转坤之大业于前，希特勒造起死回生之伟绩于后，固由于这两个领袖忠诚无私，努力奋斗之力，实是人民拥戴之热烈有以成之。”①由德、意两国因独裁而繁荣，联系到中国之所以呈“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状况，他认为原因就在于国人太自私，不能拥护领袖，并指出这是“中国人第一个亡国病症。”②他警告国人：“全国人若是不愿当亡国奴，必大彻大悟，痛改这个弱点，姑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的机会，姑拥护一个主义，使得发展其效能，然后中国始得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中国始得免于沉沦永劫之祸。”③张学良带头举起“拥蒋”旗帜，当然是希望通过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收复东北失地，进而统一中国，复兴民族，解除中国民众的痛苦。
张学良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无疑给了正处于政治危机中的蒋介石政权一针兴奋剂。
为了“拥蒋统一”，张学良接受了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任命，并针对南调的东北军对打内战的消极情绪，多次阐述他的拥护领袖的国家统一思想。他在对东北各军师主任以上政工人员的训话中强调：“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退一步说，即使这个领袖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中国今日非如此不足以自救。”④为此，他解散了成立不到一年的由东北军人组成的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并说服复东会负责人与蒋忠诚合作。他说：“咱们东北军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军相结合，同时，更需要国家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地与他合作，实现抗日。”⑤
正当张学良在国内倡导“拥蒋统一”时，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对日妥协，甚至向日本献媚讨好。蒋介石以徐道邻之名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向日本表明国民党的敌人是共产党，而“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⑥不久，南京政府发表《敦睦邦交令》。这种软弱外交，并不能阻止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华北事变是日本进一步制造的分离华北的事件：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日本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又通过汉奸在华北五省建立了听命于日本的大大小小的伪政权、伪组织。民族危机日甚一日。面对国内的救国风暴，蒋介石却采取一律镇压的做法。这一切，使张学良深受刺激，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救国之道。
首先，对欧洲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了疑问。他把德、意两国和中国的国情加以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由于向外发展，为国家争光荣，恢复权利，所以其领袖赢得人民爱戴，获得政策之成功。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⑦当蒋介石慑于日本的压力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时，张学良电蒋表示：“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有关孝侯的事小，而对国家主权的事大。”⑧与前相比，张的言行已有了显著的变化。
其次，东北军官兵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相当不满，抗日复土的愿望十分强烈。曾宣誓“拥护惟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而加入到“四维学会”中的东北军将领公开提出：“拥护他(蒋介石)抗日，作抗日领袖；如果他不抗日，我们就不拥护他。”⑨这一切，不能不对张学良的思想产生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张学良的领袖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步扬弃了其中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愚忠和盲从的成分。他认定：“蒋介石身为全国领袖，在国外亦有地位，并握有财经大权，指挥百万军队，只有推动他抗日才有办法。”⑩这就预示着张蒋之间在政见上的矛盾会愈演愈烈。
二、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识的变化
张学良在任职武汉期间，不辞劳苦地辗转奔波于豫鄂皖三省，做“攘外必先安内”的宣传鼓动工作，调查研究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最佳战略方案。张学良效忠“剿共”路线，主要还是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歪理的蛊惑所致。试看他在视察鄂东时对五十七军官兵的训词，几乎与蒋的言论如出一辙。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11)他常用打比方来说服官兵：“赤匪为患如同人身内部有病，而帝国主义之压迫可比于外部有病，内外部都有病的人，要想医治，势必先从内部着手，而来肃清赤匪。”(12)
毕竟，张学良的“安内”和蒋介石的“安内”在最终目标上是完全不同的。蒋介石想借“安内”来完成他对全国的独裁统治，是为“安内”而“安内”，因而对共产党和国内的异己势力一概以消灭的办法处置。张学良则是借“安内”而“攘外”，是建立在拯救中国于危亡进而使国家强盛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两种“安内”目标最根本的区别。张学良在对世界电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于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之；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13)在这里，张学良首次提出了各党派合作共同救国的政治主张，成为他后来容共联共思想的最初萌芽。
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时，曾自信地说：“在豫鄂皖边区的赤匪目前只剩余不过五六千人，枪不过两三千枝，而国军竟达十万之多，设在正式作战时候，一个拼一个，我们只要牺牲六千人就可以将边区残匪完全消灭。”(14)但是，通过后来的实践，张学良认识到红军并不是好对付的。红军擅长游击战争，没有固定的防地和作战区域，打仗机动灵活，必要时化整为零，或合零为整，使习惯于正规战争的东北军疲于应讨，屡吃败仗。军事上的失利，迫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利弊进行权衡；国难日益加重的现实也迫使他重新思考。特别是透过华北事变，他对外患内忧的认识清楚起来。他认为“假使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这敌人的乱源，依然是帝国主义。所以就是为‘剿共’之故，也必须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消灭产生共产党的乱源。”(15)他曾对秘书张慎修说：“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16)张学良还一再向部属剖白：“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17)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否定，也是张学良在武汉“剿共”期间的真正收获。后来的现实，促使张学良越来越坚定这种思想。
三、对共产党认识的变化
长期以来，张学良就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和红军存在深深的误解。首先，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就继续其父的反共反赤的政策。那时候，日本和俄国为在东北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长期冲突不断，受害的自然是东北人民。应该说，张学良当时的反赤反苏具有爱国主义因素。武汉时期的张学良，目睹共产党活动方兴未艾，就自然把苏俄在东北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他在归国后不久发表的《告将士书》里，阐述“赤匪与俄国”的关系：“俄国是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俄国却想吞并全世界，所以它组织一个第三国际，利用这第三国际在各国组织共产党，反对各该国政府，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正是俄国在各该国家中备置的好内应。”“俄国每年用大批金钱、人力，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俄国所以要在全世界各国家中都建立起强大的共产党，那就是俄国想借共产党的力量统治世界。”(18)他回忆起1929年中东路战争时中共提出的“拥护苏联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认定中共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19)
其次，张学良通过视察，深深地体察到生活在兵连祸结中民众所受的痛苦。但由于蒋介石的愚弄宣传，张学良却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他在对百十二师全体官兵的讲话中谩骂共产党说：“赤匪破坏中国社会秩序和固有道德，妨碍中国生产建设，牵制中国对外力量，是我们当前的最大敌人。”(20)
张学良一方面把共产党看成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另一方面，也为“剿共”难以成功而苦恼和不解。为什么被称为“穷途末路”的红军，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队的强大攻势，难以被消灭呢?这其中一定有其不可战胜的道理。早在指挥东北军与红军交战前，张学良就开始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了。他在对一○五师七旅一团的讲话中说：“你们没有到豫鄂皖边区去看过，还不深知这里的老百姓何等可怜，他们简直不是过着人的生活，一般不讲军纪的军队，任意来压迫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忍无可忍了，只有跟着赤匪去行险徼倖。”(21)同时，他对于鱼肉人民的地方乡绅也深恶痛绝：“此辈多占特殊势力，惟利是图，边区民众，均甚诚朴，而痛苦乃无法形容。赤匪倡乱之初，民众甘心受其诱惑者，未始非此辈驱之使然。”(22)可见，张学良在宣传共产党是“国内最大的破坏者”的同时，对“驱民为匪”的罪恶根源有了粗浅的认识。
为了早竟“剿匪”全功，张学良还在总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共产党、红军和马列主义的机构。中共“非委”系统的黎天才和潘冬舟均为该机构的骨干成员。张学良好学不倦，从师潘冬舟，用较短的时间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及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张学良命潘冬舟编一部《匪情辞通》，是按《辞源》的体例将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等的知识汇集成册的，下发所属各部队学习参考，以便使他们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耳闻目睹的现实使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自己收复东北失地的抗日要求是一致的，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得民心，得道多助，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就为他后来的联共主张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武汉时期是张学良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阶段，值得深入研究。如果没有武汉时期奠定的思想基础，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西安事变这一千古绝唱。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邮编：710069)
①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3页。
③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3页。
④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72页。
⑤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90页。
⑥李云峰、陈舜卿：《二十世纪中国史》(第一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页。
⑦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第19页。
⑧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第855页。
⑨《民国档案》1998第1期，第70页。
⑩张学良：《复兴国家必须苦干》，武汉日报1934年8月10日。
(11)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69页。
(12)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49页。
(13)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03页。
(14)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88页。
(15)《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第72页。
(16)《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第72页。
(17) 王维礼、范广杰：《蒋介石和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8)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3页。
(19)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66页。
(20)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46页。
(21)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49页。
(22)周毅、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58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