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日本观与西安事变的发动
原良志
大灾难孕育大英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国难深重、强邻环伺、危机四伏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张学良遵从民众意愿，顺应时代激流，在古城西安举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实现了在抗日问题上从坐而谈到起而行的巨大转变。这一壮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中日关系，也改变了张学良的历史。张学良从此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英雄。
思想主张是行动的指导，行动是思想主张的实践过程和具体化。西安事变集中体现了张学良对蒋介石、中共和日本的认识与主张。本文拟分析张学良对日认识的发展变化，并揭示这种认识变化与西安事变发动的深层关联。
一
张学良的日本观，主要是指他对日本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国民性格等方面较为系统的认识与思想。这种认识与思想既是静态的，即在一定的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内与对外交往方针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这种认识与思想又是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日本的现实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张学良的思想与认识在不断深化。因此，对张学良的日本观的分析，应随着日本情况、尤其是日本对华行动的演变，随着张学良对日本变化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的主动回应来展开。与张学良的日本观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张学良对中国国家以及东北与中国等关系的思想，因为张的日本观实际上反映了张站在什么基点、什么立场上来观照、分析日本的情况，从而形成他对日本的认识与思想。因此，在分析张的日本观之前，有必要首先搞清张对中国国家以及东北与中国等问题的认识。
张学良有一个称霸一方呼风唤雨的军阀父亲，父亲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张作霖把长子作为继承人来培养，因此张学良启蒙求学、走上社会比一般人的起点高。张作霖为他招聘中、西学教师，开馆授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为他的爱国反帝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养料；耳闻目睹日俄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为他的爱国反帝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根据。
张学良由此形成以下观点，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容分裂，东三省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东三省在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实为中国整个之部分，东北居民为有悠久历史各种民族之大集合体，彼等皆为中华民国之自由的公民。就经济而论，东北为中国国家经济上不可分裂之一部分；就政治而论，数世纪来在中国之发展中，曾占重要部分。故东北之在今日，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实视为祖国重要之部分，正与山东、江苏、广东等省相同也。”①第二，由资本主义革命引发的西方现代化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与西方、日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现代化方面。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富强，必经全面推行社会变革，“进行政治革命与社会、工业、文学革命”，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之维新，将为20世纪之重要事件”，人们在“20世纪将睹中国兴起。”②第三，与封建军阀的认识不同，张学良认为兵为将有的严重个人依附、只知效忠长官，不知忠于国家的封建观念不是正确的军事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东北军不是一个有封建意味的集团”③，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张学良与东北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张学良说：“东北军不能说是我的军队，只能说是与我有关系或关系较深的军队，其实这种情形，各国都是如此，某人和某部分军队如具有较长的历史关系，则外人必认为他对于这部分军队的情形较比熟悉，并应多负些责任，而他自己也不能不如此承认。譬如说到我和东北军的关系较深，也就是我对于东北军的情形较比诸位以及一般国人更熟悉些。”④张学良表示自己决心为国家而牺牲，也要领导他的部下共同为国家而牺牲。
张学良对日本的认识与思想是他站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军人，是一个中国东北军人的立场上而形成的。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资本的扩张本性与狭小的岛国限制，促使日本急欲拓宽发展空间。因此，占领、征服朝鲜、台湾、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就成为日本的传统国策。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朝鲜和台湾；日俄战争的结果，又使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得到了发展。从此以后，日本在东北兴风作浪，不断扩大其侵略权益，成为中国东北社会的极大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逐渐形成他对日本的认识与思想。
首先，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追赶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完成政治变革的明治维新的同时，倾其全力发展经济，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从前我去日本，接触到日本文化时使我赞叹。”⑤日本的军事力量，国家动员能力等也有很大发展与提高，远胜于中国。这些都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方面。
其次，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大陆政策”是日本传统的国策，征服中国是建立日本天皇统治的世界帝国的环节之一。日本民族由于孤悬海中的地理位置，过去很少遭受挫折，养成了日本人普遍具有的骄矜心理，表现出大和民族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以东亚主人自居，以中国的保护国自居。日本这种“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的优越感，是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为，由于开化比较晚日本人具有岛民意识，国民的性格比较褊狭残忍。日本对于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权益，是不会轻易交还的。日本人讲：“城是箭射得来的，还要用箭射回去。”中国对日惟有抗战。
复次，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压榨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危机都转嫁给中国，都利用中国来解决，导致中国贫弱不堪。
再次，“我恨日本”。成长于日本势力不断扩张的时代，张学良耳闻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作为爱国者，他“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压迫”；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给张学良种下了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⑥张学良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和思想影响着他的对日行为。作为个体，有着强烈反抗性的张学良知道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但他不怕。1921年，张学良到日本参观秋操，日本军的演习壮观，他很佩服；日本的武器精良，兵工厂先进，军舰也是一流的。但他对日本人这种名为展示，实则是炫耀力量的做法很不满。张学良说：“我当时很年轻，不但没害怕，反倒引起我反感。我在心里喊：‘想威胁我吗?用武力威胁我是不怕的。’”⑦
张学良仇恨日本，不怕日本，反抗日本的思想，在1928年6月主政东北以前有具体体现。1915年，年仅15岁的张学良，走出家门，在奉天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订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运动；1923年，张学良对于以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为宗旨的反日运动，给予道义和物质的公开支持。张学良的反日行动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是他对日本认识的实践活动。
二
1928年6月，关东军的炸弹炸死了张作霖，炸出了一个反日者。张学良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从此恨死日本。父亲死了，儿子执掌东北大权。年轻的少帅初登高位，顿感台上台下不一般。如果说未主政前，作为独立的个体，张学良不怕日本，满腔热血反抗日本是可以的，也是令人敬佩的；那么主政之后，千斤重担在肩，遇事则须瞻前顾后，统筹思谋。
日本国力远胜于中国，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张学良当时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仅靠东北军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战端一开，中方必败。卧榻之侧，日本已在虎视眈眈。1928年8月9日已决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提出了对付日本的三种办法，“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⑧对日以“圆滑”之策应付，并对国际间的力量抱有希望，这种办法反映了作为东北地方首领的张学良既恨日、又怕日的矛盾心理。这种思想与后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有相通之处。
张学良在强敌威逼下，处理东北问题的主要做法是，第一，服从国民政府，向蒋介石靠拢。1928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准备宣布东北“易帜”，遭到一贯把东北视为自己“生命线”的日本的强烈反对。张学良归顺南京，固然有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同时更有借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与日本抗衡的考量。张学良表示在事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不能做违反国人意愿的事，还表示他已意识到在东北保护日本权益的必要性。这是“弱小民族被人压逼之实况”的写照。“易帜”行为，某种意义上就是忍耐之策，“圆滑”办法。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起初中立观望，不作任何表示，对交战双方的争取、拉拢，不作任何承诺。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考虑，他最后决定向蒋介石靠拢。这个决定从表象上看，似与日本无关，其实不然。当时的东北，任何重大问题都绕不开日本。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早怀独占野心，要抵御日本侵略，只有保持国内统一，才能聚集各方力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同时他也看到，反蒋一方派系林立，各怀心事，恐难持久。因此，在交战双方中，张学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率兵入关，结束了中原大战。
第二，听命中央，对日忍耐，免生事端。1931年7月，日本人在长春酿成“万宝山事件”。事件的是非曲直本来很清楚，但此时的张学良却频频向蒋请示办法，同时要求部下避免与日冲突。7月8日，他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一旦开战，东北必败，日本胜后，必要赔偿。所以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7月11日，蒋介石来电指示：“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⑨张学良接电后，表示一切“听命中央”、“听命于蒋主席”，他要求尽量设法把万宝山案作为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7月15日，他在给张作相的电报中，又把解决此案的希望投向美国，“据驻京美总领事密谈，詹使电，美政府甚注意某国对东北态度，并望东北当局能秘密以非公式随时将各种纠纷情形告知驻在东北各地美领，等语，特此电达，即希查酌办理为盼。”这与后来依靠国际联盟调停九一八事变如出一辙，与蒋介石的对日方针也颇相类似，说明张学良与蒋介石此时的认识与作法是一致的。
8月中旬，日本又借口中村失踪一事，制造新的事端，煽动侵华情绪。蒋介石给张学良定出行动原则，“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⑩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制定的原则，重要问题依靠中央，不单独对外。对于王以哲等人提出的从华北抽调部分东北军充实东北防务，不予采纳，并于9月6日严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需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以免事端。”
张学良一切听命于中央，听命于蒋介石忍耐退让、力避事端的对日方针，到九一八事变时发展到顶峰。张学良晚年讲，他对当时日本的判断有误，因而未采取应变措施。其实，张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决策是其作为东北军首领，深感日本军力强大，东北军难以单独应付，一切听命于蒋介石，并寄希望于国际干涉的思想的集中表现。这一思想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表现形式毫无二致，都是对日的退让与不抵抗。据张学良当时的秘书、机要室主任洪钫回忆，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军队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11)9月19日，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对记者发表谈话，仍持同样理由，“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12)张学良的这种做法，大概正是他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助蒋出兵的目的之一。他把一切责任、权利交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应对之策是“绝对不抵抗”，要先消除“内患”，完成“安内”任务后，再来“攘外”。因此当时在东北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兵力不过万余人，东三省的东北军有10余万人；沈阳城东北军几倍于日军，占绝对优势。但是，不到半年时间，东三省全部沦陷。无疑，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城失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形成这种严重局面，在张学良看来，实属无可奈何之事。他认为，“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同时，他还认为，“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13)在中日关系中，幻想依靠国联来解决中日纠纷，无异于缘木求鱼。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说：“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错在何处呢?对日本判断有误，对蒋介石判断有误，对国际联盟判断有误，对东北军的力量判断也不完全正确。由于失误，终致酿成重大损失。
第三，回应日本威胁的办法，是学习日本与西方，“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
1921年张学良访日回国后，深感中日军事力量差距太大，于是向其父建议奉军应实行军事现代化，发展武装力量。他认为，谁都酷爱统一、和平、建设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但无武力，就不能和平统一，无武力就不能建设，更谈不到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此，他更新武器装备，健全军队兵种设置，使东北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同时，张学良还积极推动实业、教育、体育等方面的建设，使处在日本压迫下的东北地区的工矿业、铁路、通讯、农林、商业、文化、教育、体育等事业，均有长足进步。应该肯定，这是战胜日本的根本之策。张学良的现代化建设方针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建设需要较长的周期，抗日力量的准备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如何处理抗日与建设的关系在东北地区就显得尤为重要。张学良的对外不抵抗表现出他以忍耐求经济发展，求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思路。
三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几年之间，继东北之后，华北的广大地区也山河变色，国运岌岌可危，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影响时局的主要矛盾。张学良在这一时期，辞职下野，遍游欧洲诸国。回国后，为蒋分“忧”，参加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内战。但是，形势不容乐观，1935年10—11月，东北军在陕北与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交战，不到两个月，东北军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惨重的失败极大地震动了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也促使张学良重新思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重新思考对日的方针。1936年6月22日，张学良在长安县王曲镇对军官训练团全体教职学员讲话，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在政治上必须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在军事上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只要坚持全民动员、长期抗战，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个讲话表明张学良已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抗日理论。
日本军力虽然胜于中国，但是日本面临困难复杂的情形。张学良认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日本国民立场不同，主张分歧，团结不坚固。”(14)日本国内由于不同的利益，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不同的主张，军阀受最大资本家的支配，实行对外侵略政策，他们会利用少壮派军人、部分知识阶层和小商人的心理；日本的农民和工人，处于被压榨剥削的地位，形成了反军阀、反统治阶级、反侵略政策的共同阵线。由于国内不同的利益需求与政策取向，导致日本国内难以形成举国一致的国力。第二，“日本经济困难，国本不固，没有长期作战的条件。”(15)与中国相比，日本面积狭小，可耕地不多，占人口40%的农民生活贫苦；连年进行对外侵略战争，军费开支巨大，人民不堪其负；中日不开战，日本财政状况已难于维持，中日一旦开战，其财政支出会大幅增加，其困难会百十倍于今日。日本没有支持长期战争的条件，随着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会起变化。第三，“中国不是日本的惟一对手。除了中国外，日本还有更大的敌人。”(16)这个更大的敌人就是苏联。日本与苏联所标榜的主义不同，实际利益也相冲突。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反苏急先锋，也常利用这一点去消除它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苏联方面也这样看，并在积极准备自己的抗战。因此抗日从世界范围看，不仅是中国的任务，中国有反日同盟者。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张学良反思、总结了以前在对日政策方面的失误，得出新的认识。
第一，在对日关系处理上，委曲不能求全，宁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17)事后明白，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因为考察日本的传统国策，日本势必要统治整个中国，从常理上讲，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委曲求全、不抵抗主义换来的是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因此对日惟有抗战，决不再重蹈覆辙。
第二，在对待武器装备问题上，不要犯“唯武器论”的错误。“恐日病”的病因之一，就是“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战争的结果。蒋介石曾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8)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武器至上的认识，他曾说：“科学时代，勇气没有用了。”(19)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实际中坚持了这种认识。1931年12月，日本进攻锦州，南京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但张学良认为，日军“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饷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20)由于这种认识的消极影响，在很长的时间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恐日病”相当流行，助长了日军攻城掠地的侵略野心。
此时，张学良认为“武器良劣，固然不能说与战争没有影响。但武器精良，确不是胜利的绝对保障。”(21)因为我们是民族自卫战，在地理条件上、民族士气上都占优势，如果我们能善于利用地形和游击战术，就能弥补我们武器的劣势，使日本的新式武器不能发挥效用。
第三，在服从领袖与坚持真理问题上，提出“我们拥护领袖是要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之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22)这里已公开表示出张学良会为坚持真理冒死进谏的决心。此时，张学良已于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实现了张学良对中共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放弃了反共主张，走向了联共抗日的新阶段。
第四，“欲拥护统一，也惟有对日抗战。”(23)统一与抗日，抗日与统一，这是当时中国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两件事情。两件事情有着内在的联系，统一涉及整合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抗日关涉对日方针。蒋介石制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解决这一关系的一种方案，张学良曾经拥护并忠实执行。但事实证明，这种国策无助于中国统一。张学良经过思考，得出新的认识，即要想统一，惟有抗日，一致对外，才能求得统一。这就与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有了重大区别，表明他与蒋介石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基于以上的分析，张学良得出结论：抗战是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的使命；我们应立即行动起来。
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西安。他要亲自督促“剿共”战争，此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立足陕北不久。蒋介石老调重弹，要“先安内，后攘外”，共产党是心腹大患，日寇是皮肤之疾。他认为，“剿共”已到最后5分钟，此时不剿，更待何时?
蒋介石的既定政策在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没有任何变化。对中共仍是剿杀；对日本仍持忍耐。但是，西北的形势却非往昔。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与中共已在西北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西北的天已是红霞普照。
张学良主意已定，力谏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
张学良与蒋介石二人曾有政治合作的蜜月期，那时他们政见相同；这次，蒋介石来到西安，既是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际效果和统治权威的检验，也是对张学良政治主张及其影响力的直接检验。蒋的强硬态度与固执性格，张的血气方刚、热情冲动与报国心切，在他们政见交锋后，没有找到契合点，最终导致以强力迫使蒋改变国策的西安事变。正所谓：“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西安事变是蒋张之间对中共、对日本的认识与政策的一次集中展示，反映了张学良对日本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张学良对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业的伟大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社科部；西安，邮编：710038)
①《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82页。
②《张学良文集》上卷，第583页。
③《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78页。
④《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71页。
⑤《张学良文集》下卷，第667页。
⑥《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83页。
⑦《张学良文集》下卷，第563页。
⑧《张学良文集》上卷，第104页。
⑨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⑩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第121页。
(11)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第125页。
(12)《张学良文集》上卷，第493页，
(13)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第130页。
(14)《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3页。
(15)《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3页。
(16)《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4页。
(17)《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0页。
(18)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第139页。
(19)王维礼：《蒋介石与张学良》，第148页。
(20)《张学良文集》上卷，第560页。
(21)《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4页。
(22)《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82页。
(23)《张学良文集》下卷，第379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