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军事教育思想与西安事变
杨 鹏
“武为表，文为里”，西安事变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反映了张学良建立在一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张学良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是其军事教育思想的最高表现。一是1928年4月，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实行东北易帜；二是1930年，东北军入关，主张永息内战，拥护统一，调停“蒋、冯、阎中原大战”；三是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地缘政治来分析张学良西安事变的战略思维固然直观，但往往缺乏历史纵向性的透视力，而从“东北大学、东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思想，探讨西安事变的“神秘之笔”，应是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
一、文有东北大学，张学良军事教育的“文化观”
奠定了西安事变的“爱国观”
文化沉淀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是一种深层力量。中国人性格结构是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的圆满结合。民族团结的国家意识和社会集体主义则是中国社会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内涵即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巨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力和凝聚力，即是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以及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民族主义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张学良深知“教育系乎国本”①。1928年6月，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抱息事宁人之旨……推广教育”。
1928年8月，东北军军政最高长官的张学良将军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深知“教育为民族存亡所系”，确定了“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弥邻邦之野心”为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一开始就把学生的前途和国家命运联在一起。1928年底，张学良将军顶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强大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改旗易帜”，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东北分裂出中国版图的阴谋，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接着，张学良将军又断然处决了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常荫槐。张学良校长反帝爱国的所作所为，在东北大学学生的思想深处打上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在东北大学的发展建设上，张学良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任命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法学博士刘凤竹为副校长，统筹全校事宜。他曾说：“吾之政见大纲，将为维持和平，内部整理则注重教育。吾父生时之财产共值一千万元，特用作推广三省教育。”②张学良为东北大学私人捐款达150万元。东大先后建成文、法学院教学大楼(称汉卿南、北楼)、图书馆、实验室、大礼堂、设万余人看台的罗马式体育场、教授住宅东、西新村等等；以高于关内各校3至7倍的薪金礼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东大任教，章士钊、罗文干、梁漱溟、黄侃、梁思成、刘仙洲、冯祖荀、庄长恭、宋君复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东大；奖励优秀学生，凡当年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免交全部或半数下年学费，凡各系毕业生考第一者均免费送国外著名大学深造。张学良90华诞时，台湾的“总统资政”孙运璇动情地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以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没有您就没有我。”张学良曾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每月都发给60元生活补助，孙运璇才得以完成学业。
张学良不仅重视知识人才的数量，而且注重提高人才的质量。他要求学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才实学，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③。东北大学校歌由刘复(刘半农)教授作词，著名音乐家赵元任先生谱曲。校徽是白山黑水图案。张学良主持修改的校歌突出强调“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里所说的“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或许是一种偶然，但它体现了张学良军事教育思想的四层结构。对基层的家庭、宗族、学校是“爱校”，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谓“爱乡”则是对类似血缘的东北地区的认同，它是一种同乡观念，凝聚着东北人的意识；第三层“爱国”则表现了对忠实地继承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凝聚力，必须用“国族主义”的水泥来凝固住“一盘散沙”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第四层“爱人类”是关系到世界大同的思想。张学良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军事教育思想曾三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戏剧性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遵循蒋介石“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的指示办事，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罪名。1933年4月，张学良在蒋介石“乘船理论”的逼迫下出国考察。他很注重考察国外教育事业的发展，1934年3月，给东北大学代校长王卓然发电，并转全体同学：“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险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加倍力量、加倍速度不可。今日学生，即是将来国家之主人翁。努力作人，努力学习。余对诸生爱之愈深，望之愈切。”④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张当时在西安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他同情学生的救亡运动，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打电报，营救被扣押的东北学生，并派东北大学教授赵翰九拿两千元钱去北平慰问学生。1936年春，张学良认为华北形势紧急，想在西北掀起爱国运动，促使政府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便首先把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迁到西安，又拨款15万元建校舍(地址即今西北大学)，并砌一块石碑，上刻几行字：“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东北大学学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大学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分赴各敌后战场，积极参加抗日。这时，张学良的思想有所转变。“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由于东大秘书长王卓然和当时北平几个大学校长一起声明阻止学生运动，他很愤慨，毅然决然地撤换了王的职务。张学良军事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渗透着对“德”的追求和崇拜，存在着共同的国家观念、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便是其教育思想的最高体现。
二、武有东北讲武堂，张学良军事教育的“战略观”
奠定了西安事变的“奉献观”
沈阳市东郊，天柱山下，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古老兵营，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营区坐北朝南，东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福晋的陵地——“福陵”毗邻，西与繁华的市区连成一片，南接沈抚公路，北靠沈吉铁路。青砖灰瓦的历史性建筑和鳞次栉比的新型楼群相映，错落有致，典雅壮观。
1922年4—5月间，段祺瑞、张作霖之间爆发了“直奉战争”，结果是奉军败退东北，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素质不良，缺乏正规训练。在战场上，老兵不谙战阵，老将指挥无能，刚一交战即溃不成军。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新军却溃而不乱，能稳住阵脚。张作霖如梦方醒，意识到奉军必须改革。1922年7月24日在奉天省城成立了以孙烈臣为总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的“东三省陆军整理处”⑤，整理陆军，创建海空军，举办军校，培养人才，并建立张学良和郭松龄新军模范旅(由原来的第三旅、八旅改编为二、六旅)，其枪炮齐全，装备精良，军官和士兵均经严格选拔，战斗力强，以此作为“示范部队”，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别任二、六旅的旅长，驻防北大营。北大营营房紧张，张学良即开始着手筹划修建营房。1922年7月，张学良授命郭松龄成立“建筑营房委员会”，由第六旅司令部少校副官高红毅为主任委员。筹委会考虑到“沈阳之南有浑河，夏季涨水，对营房和军训都不利；西面离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较近；北面有北大营；只有沈阳东面丘陵、平原交错，是建房和军训的好场所。”⑥于是，张学良把背靠天柱山脉，扼沈阳之东要冲的地方，辟为军营。1923年3月19日，旅长张学良向沈阳县公署发出洽购地皮公函。函文说：“本旅拟在沈界山咀子附近建筑营房，业经派员履勘标示”，要沈阳县公署“派员向地主以公允价目购买，以资进行”。沈阳县公署见函后，遂与山咀、山梨红屯、金家屯商议，议定上、中、下等田地价分别为100、80、60元奉大洋。张学良嫌地价太高，于4月6日又致函沈阳县公署称：“详查所拟价格未免悬殊，本旅建营购地系公家事务，贵署亦有襄助之义，希再为设法核减，总其于公于私两无损益，以昭公然”。双方几经商议，最后按上、中、下等田地每亩奉大洋80、70、60元，由警察队长陈焕升、清赋员马世臣、旅副官刘梦瀛经手，购买赵恩荣等民地2426亩9分3厘4毫6(内含建筑砖窑用地)⑦。新营房于1922年5月破土动工，工程由民工承包修建。1924年秋竣工。营房分东西两院，因地而名，始称“东山咀子营房”。后来，由于营房坐落沈阳城以东，遂比照北大营称谓，改称“东大营”，史称“沈阳东大营”。
张学良十分关心东北讲武堂的全面建设，仿陆军大学建制，学制二年，学员来自辽、吉、黑、热四省部队和军事机关。设立教育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教员、副官、军医若干，另聘日、德、英籍教官。东北讲武堂是东北军培养军官的教育机关，分为高、中、初三等。高等的有“高等军学研究班”，相当于陆军大学。1930年夏，张学良以讲武堂为主体，把东北高等军学研究班，以及步兵、炮兵、军需、军医等研究班统改为东北讲武堂的附设机构。中等的有步兵研究班、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的步兵、工兵、炮兵学校)。初等的有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和工兵研究班都是1928年先后成立的。步兵研究班成立较晚。张学良时常教导学员：“我张学良决不卖国。(日军)一切军备，现在都强于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必须长志气，卧薪尝胆，急起直追。以我东北之大，奚啻天府之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几年后就有越王沼吴之力量，痛饮黄龙欢歌将代替怨叹。”每逢毕业典礼、开学伊始，张学良必亲临给全体学员讲话，并发给毕业徽章。他勉励同学们回到部队后，要本着所学，好好工作，要做事正派，要有出息，“努力于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其力，忠于服务，勿见异思迁，勿因位小而疏怠，更以此念及全国的四万万同胞，则国家日臻于强大。”⑧东北讲武堂的历届高才生均给予公费，送往美、英、德、日等国留学，以资深造。张学良责成教育长“厘订学员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能力、品行、操守、言谈、气度、志愿、体格、生活等13项内容，分函各机构首长，据实密报，作为考核资料，条件优越者，随时予以提拔，借资勉励。”⑨
东北讲武堂与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保定讲武堂并称为中国“四大讲武堂”。东北军60%以上的军官都是讲武堂培训。张学良到西安后，又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爱国奉献、国家统一”的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广大官兵心中，这为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他说：“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和国家民族，个人的毁誉生死在所不计!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合乎民意的政府。我们要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在民族解放的阵线。”⑩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仍关心东北大学的发展与建设。1993年，东北大学复名时，张学良亲题校牌，并慨然应允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东北大学校董事会名誉主席。如今的东北大学正跻身全国一流大学行列，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原来的东北讲武堂堂址，今日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院。炮兵司令朱瑞曾任校长，该院是全军炮兵指挥员的摇篮。原来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团址，如今已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西安通院为我军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通信精英。
民族危机，产生了政治凝聚力；抗日意识产生了抗日政治。张学良力排众议，改旗易帜，要求祖国统一。爱国，并不是一句美丽动人的口号。但“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11)但是，他同时又面临着现实问题：与国民政府的统一，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东北。张学良坚信中国只有向近代国民国家发展，才是防止列强和日本侵略的必由之路。然而，近代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并不能对抗现实的侵略，因此必须首先组织全民族不分阶级的各个阶层的抵抗。他开始意识到拯救中华民族这个主题。张学良这位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拯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理想于一身的政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安事变是其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笔。“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张学良旧作《谒延平郡王祠》。“确保”二字，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表达了张学良“爱国统一”的教育思想坚如磐石。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其军事教育思想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今天，祖国统一大业还未最后实现，张学良“爱国统一”的军事教育思想，更是具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000年6月1日，江泽民主席亲笔致电张学良并赠送花篮，祝贺张学良百年华诞：“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的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部，北京；邮编：100073)
①《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②《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③ 《张学良文集》下卷，第6页。
④汪树屏、汪纪泽：《我所认识的张学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17页。
⑤《奉天省公署档案》，辽宁档案馆，第1408号。
⑥《访问荆有岩》，荆有岩曾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⑦《东北陆军第二旅在沈界山咀子购地建房情形》，奉天县公署档案馆，第407号。
⑧《张学良文集》上卷，第392页。
⑨《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293页。
⑩《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3页。
(11)赵一荻：《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