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林 元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顺应全国民众的强烈愿望和时代的要求，伸张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各种爱国主义思想大聚合的产物。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西安事变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扣蒋、放蒋、送蒋的全过程。本文试对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加以探讨。
一、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所表达的深厚而美好的感情。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传统，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着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民请命”、“以谏为忠”等传统文化精神影响极其深远。
张学良7岁时，其父就聘请名儒为家庭教师，为其启蒙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尤其是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他影响颇大。“以谏为忠”是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忠臣的道德准则，尽忠和爱国二者常混为一体。张学良在1936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欲效古人，以各种方式向蒋介石“进谏”，申言抗日主张。“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本着良心理智致力于领袖交付我们的使命，才可以长期抗战”①。张学良的进谏可谓“用尽心机”、“舌敝唇焦”，但“华山虽高，无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他认为蒋“被人包围”②，只得效古人“实行最后的诤谏”，使之“有最大的反省”③。兵谏成为当时惟一有效的选择。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评价的：“中国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所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反复申明：“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④
如果说张学良发动事变是身受“文死谏，武死战”、“舍生取义”等传统爱国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在蒋介石口头承诺准备抗日后，他的政治心理发生变化，从“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转向“负荆请罪”，亲自送蒋回南京，同样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张学良曾说，“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亲自送蒋可以“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⑤。“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⑥。对此，周恩来当时曾分析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⑦当然，张学良未同西安“三位一体”商量就亲自送蒋回南京，并遭蒋的长期幽禁，令人遗憾，但他牺牲个人的自由而避免内战的再次发生，并促成全国一致抗击日本，仍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观
爱国主义的核心就是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虽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地方实力派，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帮派观念、地域观念和崇尚武力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是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为了民族大义，张学良不仅超越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而且牺牲一切也无怨无悔，在所不计。
张学良年轻时就可以说具有爱国意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爱国意识付之于实际行动。当时，日本领事威胁他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国之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本国为本位”⑧。他不屑于做日本的傀儡，宁肯轻信蒋的先“统一”后“抗日”的许诺，为国家的统一立下功劳。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由于轻信蒋介石而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结果东三省沦丧，替人受过。他感到犹如万箭穿心，痛苦难言，常以误国自责，以爱国自勉，曾向北平报界发出内心剖白：“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罢竟泣不成声)，生命财产，一切损失。”⑨此后，他多次表示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今我国委曲求全既无效，全世界尽力和平亦无效，到今日惟有以吾人之精神和血，以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而已。”⑩“众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人兵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11)“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只是狭义的为了自己吗?决不是的!我们要为大众而活着，为国家而活着……”(12)“为了国家可以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要作一番事业，就要先把这种牺牲自我的人生观确定了。”(13)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在张学良心目中占有至上的地位。
在西安事变中，虽然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没有升华到一个更新的理论高度，但是他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已发展到顶峰。正如他不断表白的那样：“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14)“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欲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那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15)这一切充分说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决非仅凭血气方刚，义气用事，也非出于个人利益得失的考虑，而是与杨虎城反复思量之后，为了民族兴亡而进行的爱国壮举。而这种为国忘身，敢于“舍生取义”的精神，正是他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
三、富有近代民主精神的爱国主义
19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在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主要的表征就是在爱国主义的内涵中，“忠君”的成分日益减退，“民主”和“民权”的成分渐次增长。
张学良是一位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又广泛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现代人。他15岁随父进入奉天城，恰逢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和科学成为社会时尚，新思潮不断涌现。张学良结识了不少新潮人物，耳闻目睹的尽是如何富国强民、如何救中国的言行，加之与西方人士频繁交往，深感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民族发达昌盛的必备条件。这些对他的思想和个性影响甚大。作为一个豪门子弟，他对骑马、开汽车、驾飞机、跳交际舞、打高尔夫球样样在行，且能讲流利的英语。在性格上一改中国人内向、克制、保守的习性，纳入了西方人的外向、开放、冒险的特点，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狂爽的骑士风度。尤其是他能够容忍别人在钱财方面的侵夺，却半点容不得对他人格的轻蔑。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开始在东北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他把爱国与“建设新东北”联系起来，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民主内容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践。譬如他从教育入手，在东北建立了多所现代化大、中、小学校，有的甚至与国内一流大学齐名；设立免费教育，帮助那些经济困难无法入学者；发展现代军事工业、电力设施，发展民族经济，扶持国防现代化建设，送技术人员出国留学。他不拘一格启用人才，中国空军较完备的装备创始于东北，抗战期间使敌人闻风丧胆、号称空中之神的高志航就是张学良破格录用并大力培养的杰出人才。1932年第十届世界奥运会，张学良出款赞助东北著名的长跑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前去参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虽只两人，但无疑是为国争光的壮举。(16)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与杨虎城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其内容既包括抗日救国又更多地表现为民主要求，与中共当时的主张几乎毫无二致。虽然“八项政治主张”对民主的要求与中共要把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的胜利的目标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无疑是摆脱了传统的愚忠思想的窠臼。他在1936年12月14日广播中指出：“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17)他不仅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特别强调了“政府”与“民意”的关系，从而增加了爱国思想的时代新内涵。
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客观上也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一致抗日等主张。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确定修改宪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等方针，表明国民党在对待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和道德要求，深刻体现了每个人对自己祖国应采取的态度。但是，由于各种社会的、个人的原因，人们对自己祖国所取的态度又因人而异，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前文的分析来看，我们可清楚地知道，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颇有特色，它既受传统政治文化观的影响，又具有近代民主的色彩，既拥有一种为祖国生、为祖国死的爱国激情，又对祖国的未来发展较少更高层次的思考和阐述。因此，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尚属于过渡型的爱国主义。(18)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60多年了，人们的爱国思想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海峡两岸由于政治和历史等原因，对祖国的统一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但是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在西安事变中，因祖国的共同利益而使各种爱国主义思想聚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陆和台湾的炎黄子孙会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昌盛而摒弃成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重新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邮编：230009)
①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975页。
②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065页。
③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070页。
④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067页。
⑤应德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
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
⑦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5页。
⑧郭君等主编：《张学良将军画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⑨张学良：《对北平报界之解释》，1932年8月8日。
⑩《张学良将军画传》，第239页。
(11)《张学良将军画传》，第239页。
(12)张学良：《怎样纪念国难严重期中的国庆》，1936年10月10日。
(13)张学良：《对东大球队暨东大旅汉教职员学生的谈话》，1934年4月13日。
(14)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
(15)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1936年12月20日。
(16)李敏：《试论张学良爱国思想与实践》，《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244页。
(17)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1936年12月14日。
(18)李云峰：《爱国主义：西安事变的主旋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