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谈话寓意初探
王 梅
西安事变前的两个多月，张学良在西安特意安排了一次对外谈话，接受了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向外界表明自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次谈话，无疑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次重要谈话。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次谈话寓意作些探讨。
一、张学良寻求西方记者，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西
北抗日形势
1936年9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在抗日的基础上，停止内战，携手合作，在大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西北地区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会上，上万名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主张。但是，国民党特务却加紧破坏和阻挠抗日救亡活动，8月29日发生了国民党特务绑架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的“艳晚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日趋紧张。
为了让外界及时了解西北军民的抗日要求和自己的政治主张，宣传西北的抗日救亡形势，促使中央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6年9月，张学良在西安四处寻找西方记者，决定向外界公布自己的抗日主张。
海伦·斯诺，美国犹他州人，笔名尼姆·韦尔斯。1931年来到中国。1932年底与在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驻华记者。1936年9月18日，为追随三个月前到陕北苏区采访的斯诺，海伦从北平来到西安，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准备前往陕北采访红军。
海伦来西安的那天，正值“九一八”五周年纪念，记者的敏锐和对中国形势的关注，使她预感到“西安正在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我心里明白，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伟大历史事件的中心”①。因此，不忍心离开西安而失去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在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联系下，张学良找到了当时西安“惟一可以找到的外国记者”，试图通过海伦为之撰稿的英国《伦敦先驱日报》，向全世界宣传西北的抗日救亡形势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
1936年10月3日下午6时，张学良在西安南院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同海伦·斯诺进行了谈话。向她说明了东北军官兵不愿打内战，要抗击日寇的强烈要求，回答了海伦关于当前时局和南京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5个问题，明确地表明了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
海伦意识到张学良的谈话事关重大，连夜整理出谈话记录，并写出了通迅稿。第二天，经张学良细心修改审定后，赶到西安钟楼邮局拍发，但遭到拒绝。她不得已只好搭乘5日清晨第一班火车赶回北平，立即将采访记录和通讯稿发给了《伦敦先驱日报》。1936年10月8日，该报以“宁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在第13版上发表了。第二天，天津英文《华北星报》转载了这条消息，10月22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方式刊登。随后，海伦又根据张学良的谈话和与东北军军官万毅的谈话，又相继发出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
海伦的报道一经发表，立即震惊了世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海伦后来说：“差点儿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
二、张学良第一次向外界声明“惟有抗击外敌，中国才
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这次谈话，核心问题是对日问题。面对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张学良明确表示：“和平局面之决定，非在中国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许中国走向和平之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必从事最后牺牲”②。对最近各地发生的抵制日本事件，政府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的要求?张学良发表了个人声明：“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自日寇侵占东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惟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③这是张学良自“九一八”以后，第一次向外界发表这样的对日声明，它是张学良抗日思想由“非统一不能抗日”向“惟抗日才能统一”的转变和升华，也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自幼目睹日人横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萌发了抗日爱国的思想。1928年东北易帜，促成祖国统一是张学良对抗日本的开始。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国难家仇，丛集一身”，既想抗日雪耻，但又畏惧日本军事的强大，政治上依赖中央，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他认为，日本这样的强国“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日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④但同时对日“不屈服，不卖国”的人生信条，又使他在行动上逐步放弃了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东北军对日局部抵抗，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和民众团体的抗日斗争。1933年，日军准备向热河进攻，张学良通电全国，表示抵抗日军决心，因汤玉麟不战而退，南京政府支持不力，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成为对日妥协的替罪羊。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把法西斯集权看成统一中国的良方，积极拥蒋“剿共”、“统一”。他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中国才能真正统一，然后才能集中国力，抵抗外敌。并积极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换取蒋介石“剿共”后的最后抗日。
1935年，华北事变和陕北剿共受挫后，使张学良对如何才能抗日的问题有了新的正确认识，开始认识到“剿共”不如抗日。他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以前我认为非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⑤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表示赞同，决心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1936年6月，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抗日理论和具体主张，提出了“要想统一，惟有抗日；惟有对外，才能求得统一”，“今后我们对日惟有抗战，决不能重蹈九一八覆辙”⑥。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讲话集中体现了张学良的抗日思想，标志张学良抗日思想已日趋完整成熟。成为东北军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行动的理论指南。
10月3日张学良对海伦·斯诺的谈话，是他第一次向外界指出“惟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坚信中国能实现统一，成功地抗击日寇，这是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和全体西北民众的共识。因此，张学良这一强有力的抗日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慌，四处打听情况，准备对策，同时要求南京方面做出解释。南京政府则因张学良对世界发表了与“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公开否认这次采访。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张学良的讲话有道理，表示10年内战未能统一中国，现在只有实行全国抗日，国家才能统一。使西方国家及时了解中国的抗日形势，为事变后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张学良第一次向外界表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的决心，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对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张学良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广田三原则”，要求蒋介石“必须顺从民意”，团结抗日，停止内战，否则“人民绝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声明自己愿意率领东北全体将士抗击日本，收复失地，效死国防第一线，以“左右中央政府抗战”。词虽隐约，却包含一种威胁。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向外界表示自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决心，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彻底否认了自己多年来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再去抗日的错误思想。这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政治主张分歧的第一次对外公开化。正是这个分歧的发展和激化，才导致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爆发。
从东北易帜到1936年初，张学良一直追随蒋介石，拥护蒋介石。在政治主张上，事件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了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的命令，最终成为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
回国后的张学良又率先拥蒋独裁统一，认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内安”政策，率东北军充当“剿共”先锋。不仅如此，在汉口还组织四维学会，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以谋求与蒋介石的进一步合作。
由于蒋介石的处处退让妥协，华北事变中，东北军撤出了华北，东北军的利益再次受到损害。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政策公开表示了不满。不久，陕北“围剿”红军又损兵折将，东北军士气低落，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严酷的现实和这几年拥护蒋介石的结果，最终使他看清了追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没有出路的。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试图在西北自成局面，逼蒋抗日。
张学良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发生了严重分歧，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和反对。1936年初发生的《活路》事件，就是蒋介石压制、反对张学良抗日的开始。随着张学良抗日活动的推进，张、蒋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8月29日爆发了“艳晚事件”，这是张、蒋政治主张上的暗中较量。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只是由于两广事变的掣肘才无暇顾及，但他暗下决心要迅速彻底解决西北问题，消除隐患。张学良也决定加快逼蒋抗日的步伐，并于9月23日电复蒋介石，坦率陈述集中全国抗日力量的主张：“居今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牺牲”⑦。另一方面寻找西方记者，争取新闻舆论支持。
10月3日对海伦谈话时，张学良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自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见主张，公开了自己和蒋介石的政治分歧，试图借西方各国和新闻媒体来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蒋介石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这也是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苦心谏蒋的一次重大策略。事实证明，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正是张学良经过一系列劝谏办法，仍无法改变蒋介石“剿共”政策时，不得已才采取的兵谏形式逼蒋抗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抗战开始了，这是张学良积极努力影响政府政策的结果。
四、“宁要红军，不要日本”，张学良公开表达了愿意和共产
党合作的愿望
这次谈话，张学良还第一次向外界宣布：东北军要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愿意联合红军抗日。表示了“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⑧。公开表达了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先于西安事变两个多月，向外界传递了国共两党合作的信息，为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打下了基础。
张学良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首先实践者。联共抗日是在自己曲折坎坷的经历中作出的最后的正确选择。“剿共”期间，张学良视共产党为“捣乱”，把共产党当作抗日救国的障碍，积极围剿。1935年底，东北军与红军的几次较量失败后，他认识到军事“围剿”是消灭不了红军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强有力的。“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他心中燃起，开始谋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1935年底，张学良接受了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的“联共抗日”的建议，1936年1月由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原搭桥，直接沟通了他与陕北红军的联系，开始有了1936年1月至4月张学良、王以哲与共产党上层领导李克农、周恩来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国纲领，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主张完全赞同，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积极配合红军的抗日行动。为做好抗日的准备工作，在共产党的帮助下，6月建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干部；9月成立抗日同志会。张学良的身边也聚集了一些共产党人。
张学良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努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他与李克农首次谈判开始，就指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他愿为此奔走。随后，到南京找到宋庆龄、宋子文、陈立夫、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进行联络。同时，对中共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人员也极力掩护。他还向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认为蒋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军队，有很强的实力，也有抗日的可能，希望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边劝，以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他的建议，促使中共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这是他对国共合作的一大贡献。
作为国民党的高层官员，张学良必须恰到好处地处理联共抗日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联共初期，张学良没有在东北军内透露“联共抗日”之事，东北军中只有王以哲、赵镇藩等少数高级将领知道。1936年6月张学良在东北军内公开谈论抗日问题，但联共抗日却只字不提。尽管如此，西安的国民党特务还是向南京方面密报“西北不稳、暗通红军”。张学良为了麻痹蒋介石，7月22日特致函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解释此事纯属造谣中伤。
8月中旬，张学良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在东北军上层公开了自己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10月张学良向外界表示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日，这使南京政府十分不满。张学良会见海伦时，南京国民新闻社并没有记者在场，3天后却捏造了长达3页的张学良谈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威胁，尽快恢复和平秩序。我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令”。其目的是消除张学良讲话的影响，而广大人民群众，则窥见了联合抗日的曙光，为即将来临的全民族的抗战而欢欣鼓舞。
张学良对海伦的这次谈话，是西安事变的前奏曲。其意义正如海伦·斯诺后来所说：“1936年10月3日的采访，惟独仅有，非同凡响：张少帅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向蒋介石的政策公开宣战。大约两个半月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当然我也感到震惊，但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张、杨发动的‘兵谏’并非偶然的事件”⑨。它提前两个月向世人昭示了西安事变的成因。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室，西安；邮编：710001)
①安危：《预报西安事变的女记者——海伦·斯诺在“双十二”前后的新闻采访》，《伟大的女性》，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③安危：《伟大的女性》，第30页。
④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⑤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本文引自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杜1991年版，第132页。
⑥《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96页。
⑦台湾总统府机要档案室，电报号4287、4483。转引自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86页。
⑧安危：《伟大的女性》，第31页。
⑨安危：《伟大的女性》，第34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