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兵谏想法述评
范克明 何江亚
“兵谏”，据辞书解释，是指以军事手段对君主或尊长规劝，迫使其改正错误的手段。这在外国称作“苦迭打”，即政变之意。有人可能会说，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不是政变，而且扣蒋是杨虎城先提出来的，怎么说张学良兵谏想法，这是怎么回事?
有疑问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联系长期以来，所谓张学良“鲁莽”、“爱冲动”、“心血来潮”，还有什么“任性”、“个人英雄主义”、“被人利用”等非议，对张学良为争取蒋介石抗日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向，对他在迫不得已时将不惜对蒋“苦迭打”，即实行兵谏的想法的产生与发展，作一些探讨，看来还是必要的。
张学良的辉煌，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美誉，源于他早年的东北易帜和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世所公认的。而对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表现，则多持否定态度，主要认为他执行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似乎无作为。其实，这是不够公正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张学良就萌生了反帝爱国的思想，他是北洋军阀中第一个主张和实现和平统一的爱国将领，也是中国抗战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这也正如张德良先生所说：“从北大营突围战到长春突围战，从江桥抗战、天津抗战到锦州保卫战、哈尔滨保卫战，从双城阻击战、海拉尔保卫战到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等十二次重要战役、战斗中，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都起到当先锋，打头阵的作用”。①后来，他虽奉蒋介石之命参加了“剿共”战争，但他抗日爱国之志始终未变，并成为联共抗日的倡导者。另外，张学良也决非鲁莽武夫，更不是乱打一气，而是讲究策略的。应该说劝蒋抗日，并对他采取和风细雨的态度，是他一贯的主张。这也就是说，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有分歧，而且蒋的态度也很顽固，但他仍不改对蒋晓之以理的初衷，仍坚持以和平的方式促使其抗日，不想激化矛盾，或诉诸武力。后来之所以发展到动武，要搞“苦迭打”，实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这当然也有个过程，特别是真要把蒋介石扣起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众所周知，当时的蒋介石集党、政、军、财、文大权于一身，是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他一生扣过许多人，却从来没有人扣过他，当时要扣他，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虎口拔牙，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举义双方都有思想准备，心照不宣，并在当年(1936)11月间议论过，达成了共识。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蒋12月4日来西安两天后，破例由邵力子陪同要外出一次，并将行经人烟稀少的南郊。张、杨二将军获悉此事后决定在途中设伏，即在蒋经过的南郊某公路上横置树桩，待蒋之车队受阻无法通过时，事先埋伏在两边的东北军卫队二营的士兵，即猛扑过去，将其逮捕。与此同时，十七路军亦在市内采取行动，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随蒋来陕的南京要员，并解除警察局、宪兵团、省党部的武装。那天，杨虎城一直在城内等待南郊捉蒋的消息，可是直到太阳偏西也无动静。杨虎城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说：“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要来西安，索性何来一起捉，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后来，发现何应钦鬼得很，说来实际未来，判断失误错过了机会，今后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再不能这样了。”
根据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回忆，当时二人曾有如下的对话。张说：“这次是我们贪多，让他溜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再劝蒋一次，如他还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算对得起他”。杨虎城觉得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其他小头目不管他，至于劝说，似乎无必要。他说：“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哪能劝得过来，更何况这样做也很危险，万一叫蒋看出马脚，他很快地走了，又该怎么办?”张学良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还会认为，我们既然去劝说，便不会有其他举动。”杨虎城同意这个意见，并商定见蒋是张先去，他后来，总之，把“礼”做到家。
当晚，张学良即去华清池见蒋，悲愤陈词，晓以大义，说到国仇家恨，丛集一身，再不抗日，实无颜面对国人，更深感愧对江东父老时，他热泪盈眶。可蒋仍拒人于千里之外，并说：“你即使用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次日上午，杨虎城亦赴华清池劝蒋，同样无功而返。杨返回城里向张讲明情况后说：“不能再失去时机，失去人心了。”张学良也表示：“为了国家前途，我们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二人还认为：为了抗日救国，即使牺牲东北军、十七路军这两个团体也值得。②
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周，在杨虎城身边工作，并参与其事的王菊人的这个记载，清楚地说明捉蒋兵谏是张、杨二将军共同商定，共同执行的。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非他们的初衷，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逼上梁山，而且事情的发展与当时的形势也有密切关系。吴天威先生在有关著述中也谈到：蒋介石当时去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及西北军中的论调，决心把剿共战争在两周之内结束，最多也不超过一个月。另一方面，对蒋来说，在发动新的剿共战争之前，东北军是迫切必须解决的问题，虽然张学良愿意合作，但东北军毕竟不是他的嫡系，迟早是要消灭的。可他不了解张学良与东北军是息息相关的。当蒋要把东北军与红军隔离，将他们东调，而又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时，张学良终于决定要对蒋进行兵谏了。举义西安次日，在一次讲话中张学良谈到过他当时的三种选择，即：1.向蒋告别辞职；2.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最后，因前两种选择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兵谏③。但真正把捉蒋提到议事日程上则是在张学良11月初从洛阳返陕后，对蒋的剿共政策不满，并征求杨虎城的意见时，杨提出来的。这一点张学良在台湾所写的《自述》中也谈到了，他说：“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不久，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张学良为劝蒋释放“七君子”，又于11月23日专程去洛阳见蒋。蒋对张学良要求抗日和释放七君子的意见不仅听不进去，反而要让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的内战，并威胁说：“要若不然，我就把你换掉”。至于释放“七君子”，更是让张学良碰了个钉子，他当时气愤不过，沉痛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张宗昌、袁世凯有什么区别?”蒋却无理辩三分：“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看到蒋介石这种态度，张学良进一步意识到，要让蒋放弃其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抗日之路，光靠劝说是不行的，得觅新法，虽然不能说这时他已有明确的兵谏计划，但认为需在“逼”字上下工夫，对于万不得已也不排除“苦迭打”这种他并不愿采用的方式，也已经有考虑了。所以，他没有再与蒋争辩，而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先把蒋稳住、吸引住。当时他强调东北军因对日寇侵略有切肤之痛，如让他们抗日，士气一定很高，而打内战士气就上不去，除非委员长莅临督导，亲自训话，或可有些作用。张学良原以为蒋不会轻易再度西行，不料这位剿共心切的委员长竟一口应允，还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和东北军将领谈话。”
张学良返回西安后，因在劝蒋问题上屡受挫折，心神不宁。早年曾是中共党员、时任西北剿总机要处长，一向受到张学良信任的黎天才，闻讯即赶到张的住所。张向他谈了这次见蒋情况后说：“完了，一切不能靠他了。”黎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不仅不以为奇，反而冷静地说：“什么完了?他完了，我们不一定完”。并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使张学良颇受启发，认为黎说得对，大敌当前，蒋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他完了，我们不一定完”，蒋虽难缠，但事在人为，办法总会有的，这实际也就是稍后他与杨虎城达成的共识，即“软说不行就硬干”，或谓“刚柔相济”。至此，张的“苦迭打”想法已是呼之欲出了。
是的，扣蒋是杨虎城先提出的，但杨的主张也是张的愿望。作为东北军的统帅，作为一个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将领，他始终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时，他并不是不想打，而是执行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这是个沉痛的教训。随后，一直欲披甲还乡，收复失地，所以在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上，他是坚持不懈的。但也并非光是劝，还有逼，“逼蒋抗日”的口号是他提出来的。1936年4月，他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他对中共“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异议，认为应当争取蒋介石抗日，反蒋抗日的口号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为此向全党发了指示，这看起来只改了一个字，但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既有以民族利益为重，争取蒋介石抗日之意，也有如果蒋介石仍坚持打内战，亦不排除争而不行则强逼，即“苦迭打”之意。张魁堂在他的著作④中谈及延安会谈后，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刘鼎向李克农所写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张学良类似的想法，刘鼎写道：“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你看他的计划，最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他已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
这里所说的要跟大老板打架，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打架，而是紧逼，是更坚决的斗争。不久后，在西安发生的国民党特务公然逮捕张学良的部下，遭到张学良迎头痛击的“艳晚事件”，就是“苦迭打”的前奏。当时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自认为他们后台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竟在他眼皮底下抓人，而且抓的全是他的部下，说是抓共产党，矛头是对着他的。张学良哪能咽下这口气，他拍案而起，派兵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被捕的总部人员。后来查明抓人确系奉南京密令行事，省主席邵力子事先也不知道此事，但他调查后还是以抓人未向张学良请示，表示歉意，张学良也向蒋发了解释性质的电报，更主要是当时蒋正忙于处理南方事务，无暇西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从张学良这方面来说，反应是强烈的，而且他也不是不知道，向省党部挑战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果断出击了，看当时情形，他就是“要同大老板打一架”的。这也就是说，在迫不得已时，他是不惜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的。
另据张魁堂介绍，张学良还曾与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会晤，也谈过类似的话题，他对叶说：“蒋介石要我执行他的命令，同你们打仗，形势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叶剑英反问：“张将军的意见呢?”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决不打。只有一个办法，‘苦迭打’”。叶考虑后表示：“这关系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摸的内战会给日本人进一步侵略的机会。”后来叶向中共中央请示，谈及这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的意见与叶的看法相同，都认为此事要慎重。张学良觉得这个考虑有道理，表示赞同。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张、杨捉蒋兵谏的最后定案时间，是在西安事变前一周，即蒋在12月4日入陕之后。他们谈论形势，商讨对策以及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张，也是在蒋来陕，对张、杨的逼迫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争取蒋介石抗日不轻松，得有两手准备，即既有劝也有逼这一点，张学良思想上是明确的。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后来发生的“艳晚事件”，以及在洛阳与阎锡山的谈话，在西安与叶剑英的谈话，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张学良本人对他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也从不隐讳：“平心而论，西安事变，杨虎成乃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所以，从张学良来说，为了抗日救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早就下定了，内劝不行就外逼，甚至不惜以“苦迭打”的办法来达到目的的意向也是早在杨虎城提出捉蒋兵谏主张之前就已在酝酿，而决不是什么一时心血来潮，或简单的猛打猛冲的匹夫之勇。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西安事变纪念馆；邮编：710054、710001)
①智光：《为张学良将军筹备百年华诞的内幕新闻》，见《各界》2000年第7期。
②据王菊人回忆文章。
③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西安“八办”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④张魁堂：《西安事变史》、《张学良在台湾》等。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