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学良的个性及其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田建军
1991年3月10日下午5时，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杨索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对即将携妻访美探亲的张学良进行专访。当时有下面一段对话：
问：您有可能转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答：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问：考虑什么?
答：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孔夫子“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军人，从来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问：您说您是莽撞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答：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莽一个……①
那么，张学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鲁莽”、“草莽”是他的自谦之词，还是原本如此，这种个性特征又对西安事变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试作简单分析。
一、张学良的个性特征
个性，是一个人比较稳定、比较经常的心理特征。凯立希认为，个性是导致行为以及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因其不同的生物性特点和社会性特点而形成独特的个性。面对某一问题，他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阿尔波特的名言：同样的火候使黄油融化使鸡蛋变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的行为都受个性的影响和制约，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那么，要想合理解释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举措，就必须先弄清其个性特征。下面，我们就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阅历等方面来简单分析一下张学良的个性特征。
1.家庭环境
在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儿童期数年是对人生日后整个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阶段，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上。父母对孩子个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父母的行为能造成一种情境，引发孩子的需求动机；二是父母行为可作为模仿和认同的对象；三是父母对孩子的某些行为给予奖励或强化。
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出生的这天，张作霖恰好在战场取胜，对他来说，真可谓双喜临门，于是，他就为儿子起乳名双喜；随后，1903年，张作霖投诚新民知府，成为骑兵管带，由私人保安队一变成为清政府正规军，自胡匪首脑变为朝廷军官；1905年，张作霖擢升为五营巡防统带，移驻郑家屯；1908年，张作霖又任五营统领，驻新民县；1911年，张作霖进入奉天城；1915年，张作霖任27师师长，授陆军中将；1916年，任奉天将军、省长；1918年，北京政府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说过：“我与父亲的关系特别，我出生时他正好打了第一次胜仗，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发起来的。”
迷信的绿林匪首张作霖，认为都是儿子给自己带来了好运，因此对他宠爱有加；又由于张学良是嫡长子和张氏事业的第一继承人，他受到的优待又多了一层。尽管11岁时，生母赵氏病逝，但继母卢氏待他非常好，因此，他并不缺乏母爱。可以说，他从小就生长在一种战乱频仍而又相对舒适安逸、较少约束、欲取予求的环境中，没有经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都会养成天真任性、固执己见、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的性格。再加上张作霖言谈举止的影响，张学良又有一定的绿林侠义思想，15岁时就与周大文结拜为兄弟。
2.文化背景
文化因素对个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身处某一社会而得到的行为模式、仪式和信仰，它影响个人的需求及满足需求的途径，影响个人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个人的自我接受，接受的焦虑和冲突的形式，以及解决方式。文化还影响一个人的喜乐与哀伤、面对生与死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美善与邪恶。
文化对每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察觉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每个人身上，它带给人满足，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之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自然而然地被人接受。
张学良从6岁起，先后跟随东北地区享有盛誉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贞等学习儒家经典，而且成绩不菲，“年十三四，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②。接着，在张作霖的安排下，从1916年起，他又师从奉天督军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学习英语。同时，张学良参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任会董，以后结识了青年会总干事普赖特、学者惠特和派克夫妇，也结识了阎宝航、王卓然、王少源、杜泽先等新派人物，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他自己曾回忆说：“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愤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为多也。”③
3.社会阅历
人有自然性，更具社会性，人生阅历对个性的形成至关重要。一个人某种个性特征之所以突出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其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鼓励或赞同，或者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张作霖的荫庇、培养和重视，加上张学良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未及弱冠，即出掌军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具体来说，19岁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上学时，就担任炮兵少校、上校等职；20岁升任陆军少将，第三混成旅旅长；22岁任奉天陆军第三旅旅长，镇威军第二梯队司令；24岁任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镇威军第三军军长；25岁任镇威军京榆驻军司令兼东北陆军第四师师长，授陆军中将；26岁任镇威军第三军司令，授陆军上将。
张学良的仕途通坦，权力与日俱增。他回忆道：“当时我还年轻，什么也不知道，迎面飞来的权力，我只是双手把它接住而已。”④也正因为年轻，他总觉得“命令别人干点什么心里特别痛快”，显赫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张学良的虚荣心和成就感。
在青年时期，对张学良个性影响最大的是“郭松龄事件”。郭松龄是张学良的部属，出身于北京军官研究所和陆军大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张在讲武堂时的战术教官，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张学良曾经对手下人说过“我就是郭茂辰，郭茂辰就是我”的话。然而，恰恰就是这位关系非同一般的老师和部下，却在1925年倒戈反奉，让张氏集团大乱阵脚。张学良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就违背我的命令，他和我的同僚大吵一架后，拉回军队，拒绝打仗”，虽经劝解又服从命令，“当时我想，将来不定什么时候他也许还会违抗我的命令，但我有自信，不论谁发动叛乱，我都能镇住他，确信叛乱不能得逞，果然，后来郭松龄真的叛乱了，当时我很苦恼，……我确实喜欢郭松龄，但他以前违抗命令时我就不应当宽恕他，那时我宽恕他，才招致后来发生了叛乱，结果，不少人当了牺牲品。”⑤经历这次变乱之后，张学良逐渐形成处事果断的个性，东北易帜是这样，杨常事件更是这样。他说：“这件事(杨常事件)与郭松龄叛变有关，杨和常他们俩搞的问题我知道好多。他们偷买军火，等于准备叛变。当时我就想，你们俩就是搞出问题来，我还能控制你们，可后来一想，如果放任不管发生叛变，又像郭松龄的那个时候，弄得老百姓吃苦。”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学良毅然决然地处死了杨宇霆和常荫槐，维护和巩固了自己在东北军中的地位。这次斗争的胜利，使他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郭松龄事件和杨常事件也反映了张学良性格中宽厚善良的一面。他曾试图将被捕的郭松龄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其逃走，但为时已晚；也不追究部队中的其他将领；他在不得已处决杨、常后又予以厚葬，并抚恤其家属。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牺牲，不让老百姓吃苦。
当然，除过以上三点，影响个性的因素还很多，譬如遗传、智力、体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正是由于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阅历，塑造了张学良的个性特征：冒险敢为，少有顾虑，天真率直，情绪激动，狂放任性，处事果断，宽厚仁慈，好幻想，成就感强。
个性决定行为，行为体现个性，张学良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举止和态度。
二、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同发动的，所以，要分析张学良的个性，就不能不涉及到杨虎城。
1935年5月到11月，张学良率东北军18个师约20余万人先后开入陕、甘后，杨虎城自感孤危，他既愿嘤鸣求友，又恐齐大非偶。而东北军刚到陕西时，对于西北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军官自以兵多饷足，不觉带有骄气，在小的事务上，言语态度盛气凌人，给人以不良印象；再加以张学良“失之东北，得之西北”的谣传，及东北军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西安校舍，开设训练机构……这些举动更增加了杨虎城的疑忌。然而，杨尽管内心十分不满，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但他却根本没有打算向张学良去询问其意图和目的，而只是在自己生闷气。与杨的行为相反，张学良倒是多次派人(如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主动和杨虎城沟通。特别是高崇民到西安后，张学良向他表达了尽快冰释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误会的愿望，并把这一任务交高去完成。当高直言不讳地向杨说明张的苦心孤诣以及绝无失掉东北而在西北苟安之意后，杨虎城才疑窦顿消，东北军、十七路军逐渐谅解，张、杨才开始走上合作的道路。
在张、杨合作的过程中，张学良主动，杨虎城被动，张学良坦率直陈，杨虎城谨慎多虑。这当然是由他们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但根本上还是他们的个性使然。
事变前，张学良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事征询杨虎城的意见。杨在反复问清张的决心后，提出“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猛一听闻之下，极为愕然，沉默不言，杨虎城立即现出十分恐惧的神情，张学良安慰他：“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⑦这时的张学良仍对蒋介石抱有一线希望，想通过劝谏的方式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当张学良的“书谏”、“哭谏”甚至“尸谏”均遭拒绝，以及蒋介石用中央军代替东北军扩大内战的意图日益公开后，张学良实际上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说：“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就是在张学良这种志切救国和冲动情绪的支配下，张、杨拘捕了蒋介石。从捉蒋的过程，也可以明显看出张、杨个性方面的不同，张学良冲锋在前，敢作敢为；杨虎城隐身幕后，深思熟虑。以致于蒋介石一段时间竟误以为西安事变是东北军叛乱，与杨无关，甚至想拉拢杨。
张学良对扣蒋的期望值很高，认为在当时，也就是以独裁专制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捉住蒋介石，除能逼其答应抗日外，还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以西安为中心，号召各地方实力派一致抗日；(2)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黄埔系投鼠忌器，绝不敢发动对西安的进攻，甚至还有向西安靠拢、听命的可能；(3)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特别是苏联的援助。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除逼蒋抗日的目的部分达到外，其余的基本落空。首先，全国实力派除桂系口头表示同情外，大多数则横加指责，就连曾多次向张建议劝蒋抗日的阎锡山也食言而肥；其次，南京政府为应付时局，一方面急召亲日的汪精卫回国，另一方面则积极派兵进剿，实出张、杨意外；再次，国际社会贬多褒少，张学良最寄厚望的苏联竟歪曲事实，诬蔑张、杨勾结日本，图谋叛乱。因此，张学良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为能保住西安事变极为有限的成果，让蒋介石兑现其抗日承诺，他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劝告，他说：“困蒋公离陕，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⑧，张学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
而杨虎城对蒋介石的认识要比张学良深刻得多，他知道蒋的为人不可信赖，而且手段毒辣，因此，不扣则已，扣则不能轻易释放，纵然不杀他，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杨想到和平解决之后，对十七路军和自己必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内心总是不安。但为了维持同张的关系，也为了民族大义，杨虎城只有步步妥协。
杨虎城对释蒋有异议，而张学良却在放蒋的同时才向他作了极其简单的说明工作，并且在未取得杨同意的情况下，一纸手令，把东北军托付给杨虎城和于学忠，就匆匆忙忙地随蒋而去。也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很快就会返回的缘故，对部属的安排也极不周到、极不详细。表现出他少有顾虑、天真率直、固执己见、自负的性格弱点。
东北军是由张氏父子培植起来的一支带有很强封建家族色彩的军阀武装，其军官多系东北籍，而且内部又存在分歧，不太团结。尽管有张学良的亲笔手令，但杨、于二人怎么控制得了。
首先，杨虎城性格谨慎深沉，处事犹豫不决，更何况还得为十七路军和自己的前途考虑，这些因素就注定了他必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申伯纯曾经回忆说：“杨虎城虽然始终支持李志刚的和谈奔走，也想寻觅和平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因为整体利益和他个人利益的矛盾，使他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他听了周恩来同志的分析和劝告以后，就偏向主和；受少壮派煽动后，又主战；及至恩来同志再同他谈，他又主和；接着那些人再去包围他，危言耸听，痛哭流涕，甚至下跪，他又主战。在那样的惊涛骇浪中，最高领导人那样摇摆不定，掌不住舵，是何等危险!这也实在苦恼煞了杨虎城，但到形势逼着他作最后的抉择，他还是更多地从他个人的利害出发。”⑨
其次，把东北军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⑩(周恩来语)的“外来人”于学忠，是张学良思虑不周的直接体现。于学忠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旧部，1928年投奔张作霖后，归张学良指挥。1933年张学良被逼下野，临行前将部队26万人中的17万交于学忠掌管。此后，尽管有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与日本人的多方破坏，但于学忠还是将东北军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既然有前事之师，张学良当然认为自己送蒋归宁后，只有于学忠才能担此重任，却完全不考虑环境的差异。于学忠自己曾回忆道：“副座当年下野赴欧，把大部分东北军交给我带，那时我没有什么顾虑的。一、如果日本军队闹事，我有决心敢在天津和他们拼了。二、对有些当权的亲日派，阴谋吃掉或拆毁东北军，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西安事变，副座第二次把东北军交给我带，这好像南宋岳元帅奉金牌应诏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带一样。可惜我于某人怎敢妄和牛大将军相比。特别副座离陕以后，西安情况陷于复杂混乱，以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连安居金家巷副座的家都不可能，被局势所迫只好躲避在新城大楼。看到主战主和两派，居然以手枪相对，王鼎芳军长竟惨遭杀害，而我却束手无策，真痛心极了。”(1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于学忠的苦衷。由于他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在领导东北军一致对外方面，他是难得的人才；但对于东北军的内讧，他根本无能为力。就是说，由于他的尴尬地位，他只能是“勇于外斗”而“怯于内争”。张学良不考察实情，贸然行事，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环境的异常复杂，加上张学良的固执、自负、思虑不周，杨虎城的犹豫、动摇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二·二事件”的发生和东北军的解体，西安事变最终以张、杨一囚一死的悲剧形式而结束。
三、结论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六十余年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张、杨两将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历史功绩是不容置疑的。从张、杨的个性来看，我们认为，张学良始终能够把握住事变的进程和节奏，他无疑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如果没有张学良在西北出现，西安事变也许就不会发生。”(12)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财经校区；邮编：710061)
①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512页。
②张友坤等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③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第536页。
④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周毅等编《张学良文集》(下)，第556页。
⑤《张学良文集》(下)，第557页。
⑥《张学良文集》(下)，第594页。
⑦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下)，第544页
⑧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下)，第545页。
⑨申伯纯：《西安事变记》，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⑩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第310页。
(11)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编：《张学良与东北军》，辽宁出版社，第575页。
(12)李云峰：《爱国主义：西安事变的主旋律》，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