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开发西北构想与当今西部开发之思考
李 敏
今年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也是国家开发西部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年头，历史的回音竟与20世纪30年代张学良将军开发建设西北构想产生共鸣，不谋而合，耐人寻味。1990年笔者撰写了《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思想初探》一文，从当时的史学文化视角研究了张学良文化人格之形成，以及他关于开发建设西北，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转眼一晃10年，反刍过去的一些认识，感到当年的研究激情有余，深层次理性分析尚显不足。时至2000年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结合对当今西部开发中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问题的一些思考，在西部开发是当代中国文化新的最大的关注点上，阐述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复兴民族构想中有关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思想于当前西部大开发的现实意义。笔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开发不只是经济范畴的大开发，而且是空前的文化大开发。因此，在历史尘埃落定，看见的却是历史巨人间生命灵魂的对话。本文由此展开论述，意欲让历史自己说话。
一、西部开发之历史回顾与逆向思维
1934年，张学良与蒋介石考察了西北五省地质地貌，于10月18日在甘肃兰州中山堂作了“怎样来开发西北”的演讲。在此之前9月29日他曾对部下作了“团结、牺牲、复兴中国”和“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的演讲。10月23日张学良在武昌视察西北归来对武汉日报记者谈西北之行，继之29日写了《视察西北的感想》一文。短短十几天，张学良几乎马不停蹄地奔波劳顿，并满怀激情地为人们描绘出西部笃实、壮美、雄峻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他说：“西北之伟大与未至西北以前想象者迥然不同。所见左宗棠征新疆时修筑之由潼关至新疆大道，闻当时树木葱笼，绿荫蔽日，行人极为称便。万里长城，横贯境内，蜿蜒不断。又有秦渠唐渠，皆为伟大之建筑。兰州建筑物，亦甚雄峻，其气魄与北平相仿佛。在前清时，已有左宗堂所办之制呢厂等，与黄河大铁桥，规模均极宏大。宁夏北倚贺兰山，南瞰黄河，形势尤为壮伟，允为军事重地。亟盼国人对西北加以深切注意，共谋边疆发展，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当时的西部在张学良眼里呈现这样的景象：“……西安城郊，我草草都看过了，西安建筑之宏伟，为北平所不及。一个城门楼可住两千军队，城墙这样大，城门有多大，全城有多大，不难想见。再由西安至兰州，没到过西北的人或者想象这一路会荒凉不堪，其实不然。从洛阳往西走，景色当然和洛阳以东有些不同，至少是和武汉一带完全不一样。不过西北是伟大的，若以为只是一片荒烟绝漠，那完全是受了先人之见的锢蔽。兰州以西我没去，只就兰州说，自然环境绝对比北平还好。在往兰州途中，坐在飞机里上下一望，清清楚楚分得出六种颜色。高在万尺以上的山顶蒙着雪，是白色。山麓长着青草，是绿色。半山腰鲜红的一片，和朱砂一样红，那是深秋的红叶。黄河的水是黄的，地面的土近乎赭色。再就是天空的蔚蓝。这样的景色极饶诗意，没看见不会想象得到。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说西北闭塞，不能说西北的自然环境不好，而西北之僻塞也是人谋不臧的结果。几十年来，西北地方秩序不静，又常闹灾荒，乡村的人多离本土他去，以至往往几十里地的周围炊烟不起，这也正是我们愧对西北大自然的地方。我们的祖先很对得起西北，即在几十年前，西北也不像现在这样显露破败的痕迹。由潼关到新疆的大道，左文襄公当年曾在两旁栽了许多柳树，这些树现在十分之九被人砍掉了。有人说西北干燥，不宜种树，真是顶大的错误，起先种得，现在怎么种不得?当时左文襄公种树的法令很简单，便是‘一树一命’，这就是说，谁毁掉一棵树，谁就把他的头割下来悬在旁边一棵树上。这是严刑峻法，但代表努力建设事业的热诚。”
60多年前张学良为开发西北行程数千里，将自己所见、所想、所言留给了历史。当时中国内部纷争，战乱不断。蒋介石这位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如张学良将军在“世纪行过”电视专题片回答记者所作的评价：“介公有雄才，而无大略。”自负、虚荣、面子、尊严等等病态性格集中于这位领袖人物身上，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西部开发在当时只能有良好的愿望，没能有实际行动，更谈不上什么结果。但是，即使是纸上谈兵，却从各个方面为我们描绘出西北原有的自然文化风貌，使我们从中了解昔日西北的山川如何秀美。即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西安城向南远眺，山峦叠起，俨然一幅巨型水墨画，悬浮在天际。往东行至去临潼的公路上，一条银色长带无边无垠横贯北面几十里，那便是渭河水形成的奇观。西安东西南北城门楼上，每逢黄昏，鸟雀遮天蔽日，燕子归来，年复一年亲情不断。可是这一切渐渐地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如今国家在世纪之交提出开发大西北，特别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退耕还林、还草，制止滥砍滥伐，修复伤痕累累、荒山万里的景象。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只有善待大自然，才能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目前，西部大开发最为严峻的挑战不仅仅是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人的文化心态、整体素质的提高，将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尤为严峻的课题之一，不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将面临事倍功半的结局。由此可见，张学良在“怎样来开发西北”的演讲中，将革除私心，改造国民性列为专题，是具有深谋远虑的。
他说：“开发西北以革除自私心为第一要义……我们一切落后是因为国人过于自私，人类生来有自私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自私心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的自私心以不妨碍旁人作出发点，先谋得团体的福利，由团体的福利中去求个人的福利，这种自私心不但不是短处，而且是美德。我常说英国人极端自私。惟其极端自私，他们才事事认真，处处有礼貌，结果彼此都有好处。至于狭义的自私心，只顾个人眼前的福利，不顾未来，也不顾团体，结果不但谁也得不到福利，反而迟早都要受害，这种狭义的自私心最要不得。”
“中国民族衰弱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压迫和赤匪为患，另一个便是国人多数具有狭义的自私心。许多人心口不一致，凡事口里说得非常冠冕堂皇，肚子里却肮脏不堪。遇着一桩事情，先打算于自己有没有利益，要是认为于自己没有利益，无论怎样容易，怎样有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要是于自己有利益，虽然特别艰难，或明知道妨害旁人，也要去做。于是大家的利害互相冲突，结果大家都受害，以致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这能说不是由狭义的自私引出的弊病吗?”
张学良在这里所谈狭义的自私心，实际上是长期缺乏文化教育，小农意识与封建意识导致的国民性发展弱化的必然结果。
接着他又进一步说：“要拿出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来开发西北。现在说到开发西北，更非彻底革除自私心不可，因为作任何事业，都是先有牺牲，后有成就，开发西北当然也要先有很大的牺牲，要耗费大量的资本人工，然后开发才有成绩。假如多数国人认为西北问题离本身还远，或者以为目前的牺牲太大，便不肯着手来作，便是狭义的自私，也是开发事业前途上最大的障碍。这就要我们切实明了小我与大我的区分，要能为大我的利益忍受小我方面的痛苦。若每个人都只为小我打算，根本忘却大我的存在，则民族绝难走向复兴之途。开发西北是复兴民族的大前提，然在开发过程中，大量人力物力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国人今日亟应知道西北是中国的西北，西北好了可以使中国好。中国好了，无论什么地方的中国人自然也就好了。而且目前蒙受相当的牺牲，将来的收获一定可以超过现在的牺牲几千万倍。明乎此，我们就都应抱定牺牲自己的决心来努力开发西北。”
重温张学良60多年前这些精辟的肺腑之语，不能不为他的爱国热忱与思想所感动。同时，对于目前国人在开发西部中不能牺牲小我之利益，一些地区在退耕还林、文化教育等项工作中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的作法，个别人甚至不惜懈怠国家整体开发建设西部的战略部署，为个人蝇头小利，甘愿沦为千古罪人的种种现状，不能不使我们再次深切地感受到社会文化教育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研究报告的统计分析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为：小学43%，中学108%，大学300%，而不同文化教育对整体国民性的提高将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学者们长期探索科学与教育的联姻，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衰弱闭塞落后的中国，科学与文化教育、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被多数人认识到，那时的文盲占了绝对多数，即便是现在仍不容乐观。但在当年，历史却由掌握了一定科学文化思想的人——张学良，以智慧的语言阐述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牺牲一方、一己小利，谋得整体大利。尽管在那个时代，张学良理性智慧的话语不会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但他的这些思想理念却对当今西部开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回顾引述张学良关于提高民族素质的这些历史铮言，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与现实对话中，提高认识，通过逆向思维使西部文化还本复原。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天人合一思想和现代人文科学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方向与研究课题。使西部开发能在科学、理性的社会文化教育过程中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实践，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为西部开发及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修复开创良好的自然环境。
二、文化与国民性格对西部开发的影响
什么是文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代第一个引用“文化”概念的是泰勒。他在1871年出版的《初民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乃是当代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的整体。”按照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的诠释，“文化就是某一社会里，人们共有的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整体，也就是先天遗传的人类财富的总和。”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据人类学家统计，学者们为文化下的定义竟达两千余种，可见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
根据以上种种表述，笔者认为张学良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一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中西科学知识的文化人。因此，他才能在那个非常战乱时期，以自己的远见卓识、睿智豁达地说出那样铮铮文明人的文化语汇，使之成为我们今天仍不会感到陌生的现实思想精髓。
近年，国家实施开发西部政策以来，文化越来越多地被认定为是经济等其他社会实践长足发展的动力。因此，本文为便于展开下面论述对文化作如下界定：(一)文化是区别于物质活动的精神活动领域；(二)文化是区别于政治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包容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系统中，文化位于最顶部。那么，文化对于西部开发的社会功能便是不容置疑的。文化观念通常有两种属性：传统观念的滞后性和先进观念的超前性。前者对经济发展产生制约的倾向，后者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效应。从严格意义上说，社会的进步总是在变迁中实现的，社会越发展，越是走向现代，滞后的文化观念就越少，超前的、先进的文化观念就越多。
20世纪初期，张学良便以超越时代的文化观念提出开发建设西北复兴民族，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只能像一块宝石那样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造成这种结果除上述领袖人物性格因素外，就是当时的国家政体与文化意识还没有能力为开发西部营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国民文化教育水准低下，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薄弱。那时，笃实纯朴的民风，闭塞的自然环境，加之在此之后历次政治、劫难，使西部文化在凝重中多了几分苍凉，与自然生态的逐步人为破坏所造成的饥渴、干涩状态几乎同步。西部文化失去了汉唐时代的宏伟、博大与明澈。在慵懒静谧中，像滤干了水分的河床，失去了往昔雄浑壮美。
尽管如此，由于西部特有的传统文化，加之多年来政府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1949年以后，西部逐渐形成了自己规模宏大的教育体系，高等学府林立，尤以陕西为盛，各类高校之多位居全国第三。然而现代化的学府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碰撞之后产生裂变。中国人的尊严在面子与人格相悖离的过程中，文化的外化与内涵相剥离，其结果是国民性的衰弱。因为面子尊严只追求外在的表面效果，缺乏内在的人格力量为依据，是应景的不持久的东西；而“人格”尊严讲究客观效果和主观品质的一致性，具有长期稳定的功能作用。因此，在此情形之下中国的教育从内容与实质上看现在仍问题繁多，与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大、中、小学以应试和填鸭式教育为主，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人的国民性格重名教、轻行动，重名分、轻能力，重官位、轻民主，重农业、轻工商，重自我、轻团结，重伦理、轻科学，重人伦、轻理性，重包装、轻内容，重“知识”、轻智慧。重知识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作为知识基础的智慧，知识是智慧的结晶，智慧是接受知识的前提，是发展知识的动力。只有智慧而没有知识，智慧就不能高翔；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知识就无法转化为力量和财富。这是当今西部开发在文化意识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阻碍社会发展的问题之一。而上述10种类型中最为可怕的是重自我、轻团结。有人曾用中英两国谚语把中国人的不团结与英国人的团结作了鲜明的对比：“一个英国人，一个书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赛；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中国的谚语大家都熟悉，这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张学良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能以智慧的语言揭示英国人广义的私心和中国人狭义的私心，并试图借此改造国民素质，教育国民，实可谓用心良苦，一针见血。因为不团结，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就可能因此弱化，亦由狭隘的利己主义，使教育成为“知识”的翻版，而非品格智慧的结晶。教育成为工具，教育出来的人也就成为“知识”的工具，而不是智慧的创造者，这一点已被困扰社会发展的诸多事例所证实。
美国的学者和决策者，在历史与现实问题时，都习惯用危机意识来思考。在我们看来美国的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已经很密切了，所教育出的人大多能力、品德各有所长，但他们还老爱喊“教育危机”，然后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专门的调查组经长期调研之后写出长篇报告，以警示决策者和国人。如其中有名的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就是如此炮制出来的。从众多警示报告中选出一个来作此说明，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学者和决策者把教育上的问题的严重性，看作是使国家处在危险之中的原因，这种视角，其实就已经把教育发展看作经济发展的一根支柱了。他们这样敢于正视自己不足之处的勇气与魄力，值得国人学习。而我国在西部开发政策实施当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远不如对眼前经济项目发展前景的重视。在文化传播中，往往是空谈科教兴国，发展经济。而对文化教育存在的习题，没有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分析研究，也没有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改变现状。
经济发展的另一根支柱是技术，尽管美国人在理论上并没有达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但具有求实精神的美国人从科技成果的实际价值深刻领悟到人的价值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文化教育能够为社会带来思想上的大飞跃和创新，绝非简单的某一经济项目技能所能取而代之。文化教育的前置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先进，促使美国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决策咨询中，始终把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拿出一批又一批有价值的报告，其中一份很有影响的报告叫《科学——疆界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便未雨绸缪，致信问美国科研发展局，有什么办法能把战争期间那套行之有效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的经验用到和平时期。而这份报告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勾画了蓝图。对人文学科或文化学科的重视，使美国的教育、科技、经济产生“互动”。每遇难题，学者和决策者都能自觉地到教育、文化、科技中去找答案。如今我们在西部开发中，将如何借鉴这些好的经验?教育、科技、经济的三角要想在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中点化成“黄金三角”，这需要广大社会工作者和史学家们不懈努力，在文化媒介上下功夫，并利用各种媒体使全社会对社会文化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只有这样，改造国民性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化传播的实质内容，才能在西部大开发建设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三、历史的回响为西部开发增添了文化内涵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说：“历史是巨人的传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运作历来集中在国家精英群体之中。半个多世纪以前张学良开发建设西北复兴民族的呐喊如今终于在命途多舛的中国大地产生回响，现代倡导开发建设西部的精英群体，此时此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西部大开发在当今特有的世界性文化意识空前发展推动下，正向着科学、民主、开放的方向发展。历史巨人间生命灵魂的对话，在偶然与必然的历史间隙，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展开，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现在的一切与以往有着天壤之别，开发西部已不再仅仅是有识之士的呼号、呐喊。早在开发西部措施实施之前，80年代末，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已悄然在西部各高等院校学者、师生中展开。如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借鉴、比较已成为西部开发的热门话题。然而真正使西部文化蔚然成风，还有待人们共同长期不懈地努力。历史生命灵魂这种无休止地对话，将促动我们走出经济发展的意识误区，停止继续对大自然蚕食破坏。拿出勇气与魄力，牺牲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眼前个人、团体小利，为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积蓄力量。将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不遗余力，脚踏实地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西部文化落后现状。让张学良这位历史巨人，关于“牺牲小我站在大我之上”发展西部辉煌未来的肺腑之言早日变为现实，在新时代的创新中再现文化与教育赋予我们人类的永恒魅力。
参考书目：
①《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②《最后的抉择：科学技术与教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③《再创辉煌：科技西进与均衡战略》，陕西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④李·爱德华·桑代克著，李月莆译：《人类的学习》，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
(作者单位：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室；邮编：710001)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