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马金玲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事件发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主要决策者和发动者张学良先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是促使事件发生时当事人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正如张学良先生自己所言，他是一个“爱国狂”。然而如何爱国，张先生在30年代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思想转变过程，这就是由崇尚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过程。研究这一心路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的心理原因，同时，也可管窥3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潮的变化。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率东北军入关。1933年3月，热河沦陷，南京政府为逃避舆论谴责，迫使张学良辞职出国。此次游欧，使张学良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爱好者。
1933年4月至1934年1月，张学良漫游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共历时8个月零17天。在意大利，张学良受到墨索里尼的热情接见，曾任意大利驻华大使、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经常向张学良宣传法西斯主义理论，并以为中国不富强的原因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对这一观点，张学良颇为赞同，他在游欧归来后说：“他们民众拥护领袖的热烈，使他们的领袖得以放手做事。意德两国，都是大战后残败不堪的国家，皆能转否为泰。墨索里尼成旋乾转坤大业于前，希特勒造起死回生之伟绩于后，固由于两个领袖忠诚无私，努力奋斗之力，实是人民拥戴之热烈有以成之，反顾我们国家里，想要当领袖的人太多，互争雄长，你猜我忌。假如一个首领有成功之势，必阻力横生，使之功败垂成。所以我感触到中国人第一个亡国病症，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以致组织无力，团结难成，宁可受外国人的强力压迫，也不许自家兄弟来统治，弄到今日，国不成国，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全国人若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必大彻大悟，痛改这个弱点，始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的机会，姑拥护一个主义，使得发展其效能，然后中国始得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中国始得免于沉沦永劫之祸”①。这是张学良比较系统论述中国应提倡法西斯主义的一番话。他认为中国长期混乱，受到列强欺侮的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而法西斯主义是拯救中国的一剂良方。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家体制，其内容主要是两方面：对内实行独裁的恐怖统治和对外实行武力侵略、民族压迫。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以暴力否定人类理想，包括潜在的人类平等观念。按照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人们不仅强调等级、纪律和服从的必要性，而且论证这一切自有其内在的价值”，“这是一种等级隶从式的党徒关系。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特征是强调暴力。这种强调超越了对于政治上暴力行为客观意义的冷静评估以及发自理性的赞赏，变成了对冷酷无情的神秘崇拜”②。
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的中国成为一股政治思潮，并为一些政客所崇拜，主要原因是由于民初以来的社会动荡，威权主义失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意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一支强心剂注入中国政坛。一些人似乎找到了能使中国摆脱战争纷乱，国富民强的办法。但由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理解的偏颇，故而更看重的是政治上的集权及独裁的作用，从而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寻求到了一种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辛亥革命以后，普遍王权的一元结构突然解体，资产阶级为之努力的现代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没有实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军阀势力争战不已，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蒋介石通过北伐获得全国政权，张学良“改旗易帜”，成就了蒋介石的“统一”大业。面对统一后新军阀的纷争，蒋介石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了，只有实行独裁专制中国才能有希望。作为蒋介石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张学良多次公开表明要绝对服从领袖，并把这作为国家复兴的重要条件。他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无疑的(蒋)委员长是我们的惟一领袖”③。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张学良成为蒋介石政策的拥护者、执行者。张学良当时在向部下训话时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机的时候，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恢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④，“肃清共匪实不啻图存救亡的先决问题”⑤。因此张学良成为“剿共”的急先锋。1934年2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坐镇武汉，指挥以东北军为主干的20万大军进剿红军。1935年9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来西北指挥剿共，以扼杀经过长征后初到陕北的主力红军。不曾想，来西北后，仅三两年的时间，张学良的政治思想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二
从1935年9月11日起，东北军10万兵力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围剿”陕甘宁苏区，结果三战三败。东北军一个师长阵亡，一个师长被俘，七个团长阵亡或被俘，这是东北军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重大损失。以强击弱反惨遭失败，在东北军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同时，南京政府对东北军不予补充，反而减发军饷，对生者不安置，死者不抚恤，东北军感到没有了出路。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怀疑，对走随蒋剿共的法西斯道路产生了动摇。东北军要抗日复土必须另寻出路。而在此前后的几件事促动了张学良的思想的转变。
1936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也成立了以刘澜波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上到下，从各方面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月25日，中共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同年春，周恩来在题为《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东北军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力量，迅速实现对日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战略方针。
在中共多方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时候，张学良也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多方寻找中共，表示愿意接触，共商合作抗日问题。
1935年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到达上海，探望因“新生事件”获罪入狱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杜在密谈中向张学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建议，认为中共不久前发表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东北军主力又集中在陕甘，因此，正好可联合共产党、杨虎成和新疆的盛世才，共同抗日，而中心点是联共。杜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张学良接受了杜重远的意见，决心退出内战，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道路。
在中共与东北籍爱国将领的多方努力下，1936年2月，李克农、王以哲洛川会谈；3月，李克农、张学良洛川会谈；同月，刘鼎与张学良西安会谈；4月，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中共与东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获得了重大进展。同中共方面的广泛接触，使张学良确立了联共、联苏、抗日的基本方略，法西斯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从拥蒋武力统一转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张学良从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崇拜领袖到以民族利益为重、逼蒋抗日，这样的心理转变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究其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从主观方面看，首先，张学良作为有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九一八”事变后，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四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任人蹂躏的亡国奴，张学良也被国人讥为“不抵抗将军”。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抗日复土是深埋在其内心的宿愿。如果再不抗日，对不起东北父老，更对不起生身父亲。于民、于己，抗日应是第一位的。其次，张学良不是极端的法西斯党徒，他所崇尚的法西斯主义中，看重的是领袖在国家的权威作用，通过领袖的独裁与专制而达到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使国家能走向统一与富强。可以这样理解，他是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达到收回东北的目的。也应该看到正是这种领袖观，使张学良为维护蒋介石的尊严，在西安事变后躬亲送蒋回南京，最终造成被幽禁半个多世纪的悲剧结果。再次，他对蒋介石的感情比较复杂，他既钦佩蒋介石的才能又对他的“安内攘外”政策表示怀疑，当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时，他对蒋的态度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与周恩来延安会谈时他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最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感情，领导力最强。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还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⑥。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说：“我们对蒋委员长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⑦。最后，在民族利益受到日益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成为张学良这个“爱国狂”的精神支柱，个人的人身自由与国家生存败亡相比已成为次要。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⑧
从客观方面看，首先，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奉系军阀曾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助纣为虐，疯狂地屠杀了李大钊等中共党员；张学良也曾是剿共的急先锋。但在民族危机的前提下，中共能捐弃前嫌，主动与张学良等国民党将领联系，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谋抗日大计。中共的民族主义精神感召了张学良，使他最终完成了心路的转变。其次，是周恩来的影响。在延安会谈时，张学良说：中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对此，周恩来回答道：“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一点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⑨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及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指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不适合中国，而且与抗日救国格格不入。张学良最终抛弃了法西斯道路。最后，是马占山等东北将领的影响。马占山是张学良的旧部，他曾向张学良进谏，认为张学良不应该从欧洲归来后宣传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他还说“东北军参加打共产党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先消耗光了。必须设法保存这点本，争取打回东北去。”⑩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侵华日渐逼近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的一场政治事变。事变虽然已过去了64年，但张、杨二人的民族气节至今为中华儿女所咏诵。从张学良由法西斯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心路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况下，总能使一些人放弃以往错误的政治主张，放弃政治上的对立与隔阂，同舟共济，挽救垂危的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财经校区；邮编：710061)
①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页。
②[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63页。
③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172页。
④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9页。
⑤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21页。
⑥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6页。
⑦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51页。
⑧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51页
⑨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74页。
⑩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48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