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学良陪蒋回宁的爱国壮举
贺伯清 张国献
作为西安事变重要组成部分的张学良回宁之举，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评价张学良这一举动，史学界分歧较大。传统观点认为，张学良陪蒋回宁虽精神可嘉，但缺乏深谋远虑，是“鲁莽之举”，错误行动。因为以后南京的扣张、审张、禁张，均由此而引起；其严重后果还在于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了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导致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和杨虎城的被迫出国。重新认识这一行动，不难使人看出，此举得大于失，功高于过，应当基本肯定。
首先，张学良陪蒋回宁有助于消除国际、国内对西安事变的种种疑虑和误解，昭示其无私无畏，为国献身的可贵精神。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张、杨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紧危关头，接受中共“逼蒋抗日”方针，为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实现拥蒋联共抗日，作种种努力失败后而采取的断然措施。张学良这一美好愿望在事变当日通电中就明确表达；同时张学良在看望被扣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时也表明了这一动机。然而，西安事变是紧接“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的再次反蒋事件，加之张、杨是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蒋密令对日军进攻不作抵抗，他们的扣蒋行动被误认为是僭位夺权之兵变。更由于当时情况错综复杂，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不能理解甚至怀疑他们发动事变是否诚心诚意地为了抗日。这种疑虑在当时全国相当普遍，国际上反应也很强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这样描述南京城里各方人士的看法：“没有人知道叛军究竟打算干什么，很少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真正立场的政治意义。”①南京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主战派作出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的决定，并电召汪精卫回国，成立“讨逆”军对西安发动进攻。山西王阎锡山质问张学良：“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阎锡山背约，盛世才反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叛变，中国共产党态度“软化”，使张学良始料不及。即使张学良寄于厚望的苏联政府也从12月14日起在《消息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大骂张学良受了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唆使。说什么“张之行动成为对日本阴谋者的一种贵重赠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进一步表明他们的抗日诚意，更为不让自己的胆怯玷污动机的纯洁性，张学良在蒋答应联共抗日后，力排众议，陪蒋回宁，即使到了洛阳，在蒋暗示南京情况对其不利劝其返回时，他仍不改初衷。如同为了抗日他迫不得已扣蒋一样，为了抗日他要光明磊落地送蒋，以示其拥蒋抗日的诚意，从而向世人表明了张学良顾全大局的磊落襟怀，取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对西安事变最有效的辩护，也是对四面八方流言蜚语的最有力回击。
其次，张学良陪蒋回宁有利于缓和南京与西安的矛盾，避免新的内战，稳定国内形势。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内战，联共抗日。但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于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静观事态之演变”，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插手干预。19日，日本外相有田召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如南京政府在抗日联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②。妄图改变事变的目的、方向，阴谋挑起南京政府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便从中取利，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如何对待西安事变，当时南京政府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歧，形成了尖锐对立。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政治解决派”主张和平救蒋，谈判解决。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竭力主张采取强硬态度，武力解决。南京政府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17日，何应钦通电就职，白衣誓师，并声言“督率三军，指日西上”，叫嚣“扫荡叛逆，以靖凶氛”③。并进逼潼关，轰炸渭南、三原，战机盘旋西安，形势十分严峻。正如中共中央在19日《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分析的那样，南京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④。张学良也认为：“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战。”⑤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内战能不能爆发，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事变向什么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中外各种政治势力所瞩目。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避免内战，促进全国抗日力量团结。正基于此，张、杨在扣蒋通电中除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阐述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外，明确提出了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并在致南京政府军政要人的电报中反复宣传。这种表示，反映了张、杨对被扣之后的蒋介石的基本态度，也使打着“救蒋”旗号的讨伐派不敢轻举妄动，显示了一定效果。其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缓和了南京和西安的对立，避免了新的内战的爆发。这是由于何应钦大军进逼西安名义是“救蒋讨张”，而作为事变中的两位重要人物蒋、张均已离开西安，讨伐大军已师出无名，从而使南京政府在蒋返宁的第三天，即颁布了结束“讨逆”军事的命令。所以在张送蒋的当天，有人就说：“张一个人送蒋去南京，可顶住50万大军。”⑥由此可见，张学良陪蒋回宁不但解除了一场因事变可能引起的新的内战危机，而且也使日本妄图借机扩大侵略的阴谋彻底落空，实现了国内和平，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提问时就此评论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之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要受到极大损害。”⑦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也充分说明张学良陪蒋回宁对避免内战，稳定国内形势的重大意义。
第三，张学良陪蒋回宁防止了横生枝节，挽回了蒋介石的面子，促进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实现了联共抗日，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看来，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权是代表中国人民而被国际上承认的惟一合法政府，拥护蒋介石抗日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也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当蒋介石承诺联共抗日后，张认为西安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也应履行诺言，送蒋回宁。但在怎样放蒋问题上，“三位一体”各方及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分歧较大。尤其是当张学良于24日晚上收到高崇民的长信和25日早上看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信中的话：“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张学良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为防意外，便急忙亲自送蒋，从而确保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使蒋介石能够顺利返宁，主持抗日大政。
西安事变以暴力的方式逼蒋抗日，使蒋介石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大大降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使他能够领导抗日，张学良认为必须亲自送他回京。正如他劝阻他的部下说：“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也就不至于反悔了。”⑧张学良在陪蒋回宁的当天，立即向蒋介石写信请罪。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受均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⑨正是张学良的“负荆请罪”，使蒋介石挽回了领袖的名声、地位、尊严和人格，在心理上得到平衡，抛弃了后顾之忧，从而更有效地领导抗日。正是由于张学良“负荆请罪”，西安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日浪潮的兴起，蒋介石的声誉不仅没有损害，反而提高了他的威信。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
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尽管对当事人大肆报复，竭力否认他在西安有任何承诺，但积极筹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发表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为了抗日，要集中人才，赦放政治犯等，表示将“集中全国之意志与力量，真诚坦白，做到团结一致，负责力行，以挽救国家目前之困难。”⑩不久，又相继释放了上海被捕的七君子及其他政治犯。此后，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准备。可见，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转变态度，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进而联共抗日，这与张学良在事变结束时忠心为国，顾全大局，对蒋介石仁至义尽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诚然，张学良囿于形势，突然出走，准备不足，造成了西安方面十分被动的局面，的确有欠稳妥。从个人命运来看，张学良到南京后身陷囹圄，被囚禁半生，为国家、民族所做的个人牺牲是巨大的。但从张、杨所处的地位和蒋介石的本质来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军事集团的瓦解是必然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之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不应完全责怪张学良去南京的不全之举。从抗日大局来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或迟或早，别人也会挺身而出付出这种代价的。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个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学良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邮编：710049)
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第368页。
②《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11页。
③《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54页。
④《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4页。
⑤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36页。
⑦《新中华报》1937年3月29日第3版。
⑧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页。
⑨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70页。
⑩《中央时报》，1937年2月25日。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