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回宁问题新探
林云生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而亲自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则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是爱国无私的壮举，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标志。表现了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大无畏精神，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勋。在释蒋、送蒋问题上，张不够慎重，他未认清蒋的本质，以致长期被蒋扣押。但送蒋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①
一
张学良送蒋回宁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他走上逼蒋抗日的道路有一个发展过程，思想演变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张学良出生在一个封建军阀家庭里，自幼便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虽然他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教育，有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但中国源远流长的封建宗法社会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特别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义气和忠君思想，对他有较深的影响。由于张学良早年接受欧美民主主义思想，在协助其父治理东北的过程中，努力发展实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激起了国难家仇，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和恐吓，也排除了其他方面对他的拉拢和引诱，毅然决定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此举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东北易帜以来，一直追随蒋介石，对蒋是竭尽忠诚的。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通过支持蒋介石，促使冯阎反蒋势力迅速瓦解。“九一八”以后，又心甘情愿为蒋承受不抵抗的罪责，同意免去他的本兼各职，以维护蒋介石的声威，在一片唾骂声中赴欧考察。回国后，表示信奉法西斯主义独裁制度，组织“四维学会”，以蒋介石为理事长，自任副理事长，宣传国家至上领袖第一，“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惟蒋之命是听。”②并奉命参加蒋介石指挥的“剿共”战争。1934年3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副司令，后又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共”军事，所辖兵力近30万。他率领东北军从东北转战到华北、华中、西北，深感流离失所，失地亡家之苦，更看到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不愿再蒙同室操戈之罪。特别是在同红军的几次战役中，东北军3个师均被打败，一○九、一一○师全军覆没，“师、团长多数阵亡，生者被俘。”③张学良深感内战丧师失地之苦。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华民族濒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1936年，张学良与我党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会谈后，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达成了建立西北统一战线的协议。张学良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是使他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抗日阵线应包括蒋介石，否则是极大的损失。张学良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内外交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④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我党的多次谈判中，强调拥护蒋介石，坚持逼蒋抗日，实现了由反共到联共的重大思想飞跃和转变。
张学良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但他并不理解共产主义，发动西安事变是出自一片爱国赤诚之心，是一次正义行动，只是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反复表白，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我们还是拥护他，绝对服从他。正像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和民族将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和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⑤他还说：“我们对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⑥他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也坦率表明：“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日，可质天日。”这些都表明，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实际上他还是忠于蒋介石的。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和平解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逼蒋抗日的继续。其思想基础是“成功何必在我”，是想一再申明兵谏的目的只是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一致抗日。在这个意义上讲，张送蒋是特别想表明对国家的忠诚，对领袖的忠诚，别无二心。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为了实现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⑦，就必须亲自送蒋回宁。送蒋回宁“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牺牲我一个人，牺牲东北军这个团体也在所不惜”⑧。“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成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⑨。由此可见，送蒋回宁，是张学良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行动。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张学良本身思想发展的局限性，尽管他是主张抗日的，是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但却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虽然也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但却仍不能摆脱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观念，更不可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所以东北军的没落与他个人的历史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但终于以爱国统一抗日的胸怀和侠肝义胆的悲壮铸成了历史的辉煌!正如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在《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一文中说的：张、杨两将军“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中华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⑩
二
张学良决定送蒋回宁的思想形成有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他发动“兵谏”的初衷和指导思想，就孕育着争取和平解决和以后亲自送蒋回宁的可能性。在捉蒋之后，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张学良与红军和十七路军达成了放蒋的共识，他又作出了送蒋的个人决定，并力排众议只身送蒋回宁。在展示其人格力量的同时，为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张学良决定陪蒋介石回南京，决非心血来潮。早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他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向被扣押的蒋介石的军长万耀煌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西安八项爱国主张的一部分，他就陪蒋介石回南京”。(11)
12月14日，端纳乘飞机进入西安，确认蒋介石的情况后，于第二天即12月15日临时返回洛阳，从那里给宋美龄打电话，转告说：“张学良决心随蒋委员长进京。”(12)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6日清晨，张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已将此间委员会说服，原订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13)
西安事变后的五六天，张学良在西安南院门总部的大厅讲话时又指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张学良一定亲自陪蒋委员长回南京。”(14)
12月17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称：“顷汉卿派人(指李金洲)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
12月19日，贺国光致龙云密电称：“张、杨电阎副座提出四项问题后，筱日派秘书李金洲飞(晋)，并谒阎副座，陈述意见三点：(一)略；(二)苟利于国，决不惜牺牲一身，随同委座赴京，听候国人之处分；(三)略。”
当天，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费拉塞说得更加明确：“当他(指蒋介石)回宁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说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15)
上述回忆录和电文史料说明，张学良在送蒋离陕前的10多天，就作出了送蒋回宁这一重大抉择，并准备接受审判，作出最大牺牲，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一时感情的冲动”，是心血来潮的临场决定。
其次，从张学良决定送蒋回宁形成的异常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真实心态，不难看出，他此举的主要意图：
一是通过放蒋、送蒋达到实现捉蒋的初衷：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日，端纳陪同宋子文来西安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见面。张学良向宋子文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通电提出的八项主张，三方即同意送蒋回南京。’”(16)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到西安。张学良郑重地告诉他，扣蒋的目的，只是希望他能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要求，我们还要拥护他做我们的领袖。”(17)
12月24日，三位一体与宋氏兄妹达成了协议，蒋介石接受了六项条件，并表示，宋氏兄妹代表他商定的条件，他将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后分条地逐步执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18)。至此，张学良认为发动兵谏的目的已达到，蒋介石已经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蒋回宁。张学良认为送蒋回宁是必要的。
二是通过送蒋回宁，以消除国内外特别是南京方面对捉蒋的误解和疑惑。
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复杂斗争，对张学良情绪和心理的影响很大。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很快出现了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先是在一片“讨伐”的舆论声中，主战派占了上风。12月12日深夜，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对张杨诉诸武力；12月13日胡宗南等通电威胁张学良，要他及早放蒋回宁，否则他们将血洗西安，以尽“忠孝。”(19)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下达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讨逆军”先头部队与东北军在华县对峙，10余架飞机轰炸了渭南、三原等地，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何应钦还于12月15日、17日两电张学良，前电还有商量口气：“兄等关于救国大计之主张，果有利国家，中央无不采纳，若不释出委座，实难以释疑，而抑公愤，仍盼即日护送委座南归……”(20)后电因政府已开始“讨伐”，电文充满威胁语气：“……委座一日不归，众愤一日不平，其他问题更无商量余地……请速遣部，停止向西安集中，否则集中轰炸实未便制止也。”(21)
随着南京政府主和派宋氏兄妹12月22日赴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可能性临近。此前，18日何应钦看到蒋鼎文带回的蒋介石停止轰炸3日亲笔手令后，下令空军暂停轰炸至19日，这时主和派占了上风。南京政府主和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营救蒋介石全力劝阻主战派轰炸西安，力主和谈，并在与主战派进行争辩时，宋美龄激愤地说：“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经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22)而当19日暂停轰炸期到时，宋氏兄妹顶住了主战派的“讨伐”声浪，迫使主战派将轰炸再次展延4天，至25日，争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时间。
在谈判结束，宋美龄、宋子文与三位一体的协议达成之后，宋氏兄妹急于要求送蒋回南京，他们恐怕夜长梦多，中间有变。张学良也意识到西安形势、国内形势有瞬息万变的可能，万一失误，必将危害大局，得来不易的六项承诺也将化成泡影。因此，也主张要迅速送蒋回南京。对此，张学良在12月24日召集的东北军的文武官员会议上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蒋，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打回老家去。扣他是要他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现在他总算答应了，我们就应该放他。”“因为不放蒋而造成天下大乱，我张学良就成了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当自杀以谢国人。”他还说道：“我们不仅要送他走，还要拥护他做领袖，我们要给他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以后好说话，好办事。”(23)可见，张学良的想法与宋氏兄妹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张学良决心亲自送蒋回宁，认为这是避免内战、实现抗日救国的重要举措。
在放蒋问题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达成共识，但对如何放蒋的问题又各有差异。尽管西安三方面几乎没有一人赞成张学良亲身送蒋回宁，但张学良本人经过多方面的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却拿定了亲身送蒋回宁的主意。他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
在送蒋回宁前夕，三方面对送蒋问题意见分歧。在1990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长井晓等在对张学良长达10多个小时的采访中，张学良说道：“1936年12月西北委员会的过激分子又提出七项条件，情况复杂了。杨虎城不满足宋子文和宋美龄的保证，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在协议书上签名。”“我责问杨虎城：‘你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我们开始的思想。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没有保证就不放蒋介石，不就扩大内战了吗?’”“假如我们继续扣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同我们之间就将发生新的内战，我们是为了反对内战而起事的，引起新的内战的话，就毫无意义了。这是我同杨虎城的分歧点。”(24)“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必须由蒋介石在协议书上签字，反对还未签字就释放。关于释放时间，也反对操之过急。”这是杨虎城最后还坚持的，因为杨虎城信不过蒋介石。(25)
周恩来只是原则上同意放蒋。12月24日下午，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蒋一上来说的是：‘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的这个保证正是共产党求之不得的。但是，往下蒋就只讲没有意义的话了。”(26)“但事实上周恩来向蒋介石表示敬意，蒋介石内心自发地向周恩来做了停止内战的许诺。这么解释看来似更自然。在周恩来看来，用既不签字也不做保证的方式，保全蒋介石的面子，为将来的交涉留条后路，是最重要的。”(27)
“但何时放，怎样放，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不少人对放蒋仍不放心。高崇民即向张学良提出：‘即使放蒋，也要在中央军撤出西北，七君子获释后执行。’张回答说：‘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牺牲我一个人，牺牲东北军这个团体也在所不惜。’高说：‘这是三家的事，不能咱们一家做主。’张说：‘这个工作，我可以去做。’”(28)
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召开设计委员会，透露他很快要亲身送蒋回宁。他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随便乱说，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29)
当晚，张学良向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宣布他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对王的劝阻进行说服，并交代了他去后的人事安排。此时，高崇民又给张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送蒋的危险性。
12月25日晨，宋子文收到了马占山、杜斌丞等的联名信，提出蒋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蒋、宋大惊。张感事态严重，决定速送蒋离陕。他对高崇民重申了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惜牺牲团体和个人的主张。当天下午，张学良电话请来杨虎城，交给他亲笔写的“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30)的手谕，并对他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还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如无其他变化，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多也不超过五天，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31)
下午3时半，张学良、杨虎城送蒋和宋氏兄妹去西安西郊机场。4时许，一架波音飞机轰然离开跑道，机上坐着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蒋孝镇和侍卫人员。同机的还有黄仁霖、张学良以及赵登山、夏宝珠、刘令侠三名侍卫副官。飞行员是美国人陈纳德。蒋介石把礼帽盖在脸上，看来他非常疲劳和沮丧。机舱内空气十分沉闷，没有人讲话。下午5时左右，飞机降落在洛阳机场。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换乘希特勒送给他的德国“容克”型专机由洛阳起飞直抵南京。“蒋介石和宋美龄受到国民政府人员们的欢迎。由于蒋介石平安返回南京，新的内战危机得以避免。”(32)张学良、宋子文和侍卫副官赵登山等人乘波音飞机26日中午从洛阳起飞，在4架歼击机的“保护”下，“蒋介石抵达两小时后，张学良的座机在南京降落了。”(33)机场上早已停放着宋子文的一辆轿车和南京公馆的两辆轿车，未见到欢迎的人群，却有武装宪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携枪者在等候着。看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张学良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不是蒋介石在西安临上飞机时所承诺的那样。张学良一行住进了宋子文的公馆。年仅36岁的张学良将军为抗日救国从此失了自由，被蒋介石监禁了半个多世纪，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三
张学良为逼蒋抗日，为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无私的奉献。张学良的伟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送蒋回宁，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
张学良送蒋回宁的伟大历史功绩，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客观全面的评述。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走蒋介石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形势时指出：“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27日，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说：“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开始”(34)。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在洛阳发表的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而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指出：“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转变其十年内战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将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35)蒋介石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张学良释蒋、送蒋回宁的先决条件。“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用，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37)
1937年1月1日，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认罪，对于南京与各地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间派也有很大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予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承担了，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同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后，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会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以上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精辟论述，客观公正地分析和全面评价了张学良躬亲送蒋回宁无疑是正确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张学良虽然送蒋回宁非一时冲动，但毕竟过于匆忙准备不足，听取他人的意见不够，而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过于看重他与蒋的“友谊”，对蒋介石过于忠诚。在他的忠君思想和讲义气的封建正统观念的指导下，他听不进别人的劝告，更不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以至造成自己被蒋介石长期扣押，蒋介石逐步实现了分离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破坏三位一体的政治阴谋。但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送蒋回宁有效地消除了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意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自送蒋这一光明磊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和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的特定的复杂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也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说的：“因为既捉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38)也正如张学良自己说的：“如果真要抓我，我想躲也躲不开。即使我这次不去，以后他要我到南京开会，他是上司，打个电话或发个命令来，我能不去吗?我想，即使他记恨前仇，把我枪毙了，只要能换来全国一致抗日，这个死也是值得的。”(39)从抗日大局来看，张学良送蒋回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张学良的爱国壮举和自我牺牲精神，“有功于国家民族，有功于抗战事业。”(40)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邮编：410073)
①《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
②车向忱：《西安事变杂谈》。
③《王卓然史料选》，辽宁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④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56页。
⑤《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451页。
⑥《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51页。
⑦《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59页。
⑧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
⑨《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54页。
⑩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11)鱼汲胜：《试析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送蒋回宁的思想动机》。
(12)[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华文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13页。
(13)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
(14)鱼汲胜：《试析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送蒋回宁的思想动机》。
(15)《张学良文集》下卷，第466页。
(16)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34页。
(17)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
(18)米暂沉：《杨虎城传》第119页。
(19)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20)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纪》，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21)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纪》，第148页。
(22)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3)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
(24)[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华文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18页。
(25)[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第119页。
(26)[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第122页。
(27)[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第123页。
(28)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第35页。
(2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30)赵新华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张学良手谕影印件。
(3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9—160页。
(32)[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第125页。
(33)[日]长井晓等著、王智新译：《张学良访谈录》，第125页。
(34)《六大以来的历史资料》(上)，第795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245—24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38)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39)赵云声：《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新华出版社，第302页。
(40)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