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宋庆龄的政治转变评析
郭必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作为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旗帜，作为西安事变主角蒋介石的亲戚和革命阵营中坚定的反蒋代表，这种特殊的身份及在国内外的影响，决定了宋庆龄在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考察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转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
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因其母病逝从德国回到国内。是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仅仅3个月，东北大好河山便沦陷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而蒋介石却指示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他对内对外关系的准则。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蚕食鲸吞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宋庆龄不仅强烈地意识到抗日救亡已成为新的历史主题，而且明确指出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定内”反动政策是抗日救亡的最大阻力。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争取国内民主，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民主权利夺回来，是抗日救亡的先决条件。
1932年夏秋，宋庆龄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唤起“全国人民参加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积极开展活动，“促进了社会各种进步力量的团结”，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阶段重要部分”①。宋庆龄在她撰写的文章和公开的讲话中，多次深刻地论述了发动全民抗战，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她说：“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②因此，宋庆龄大声疾呼：“中国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一齐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努力于这次解放奋斗，努力于中国的统一完整。”③
宋庆龄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毅然挺身站在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发动和广泛团结各界人士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行动起来，以全部精力支援十九路军官兵，共同抗日御侮。她同何香凝等不辞劳瘁，冒着枪林弹雨，多次奔赴前线慰问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并同蔡廷锴军长亲切交谈，热情赞扬他们违命抗战，是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降的耻辱，不愧为军队之模范，抗日之先锋。宋庆龄发动募捐活动，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动和感召了国民党上层有爱国热情的人士也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激流之中。
1934年4月，为了加强抗日救国运动的力度，实现动员全民族对日作战，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并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④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号召实行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响应签名者达10万余人。8月1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在宋庆龄主席直接领导下，武卫会创办《武装自卫》、《抗日先锋》等刊物，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采取各种形式广泛联系群众，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八一宣言》的发表，在全国各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宋庆龄组织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签名拥护《八一宣言》。宋庆龄等人的行动，影响巨大，对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1月，在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的组织下，联合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为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经过积极准备，全国20余省市、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于5月底至6月初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被大会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⑤，宣言向全国各党派建议：一、停止军事冲突；二、立刻释放政治犯；三、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保证各党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以全部的力量制裁违背共同抗敌纲领，削弱抗战力量的行动。宋庆龄在这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全国统一战线组织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救国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主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惊慌，他们不断采取威胁、警告，要逮捕救国阵线诸领袖等手段，企图破坏救国会的斗争。宋庆龄写信致救国阵线领袖，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充分支持救国会宣言和纲领，并带头签名。11月，国民党政府无理逮捕沈钧儒等7位救国会领袖。宋庆龄为“七君子”被捕事件发表声明和宣言，并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亲自前往苏州监狱，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⑥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的这段时间里，宋庆龄一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在实践上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一是公开发表言论或亲自著文，积极在理论上论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宋庆龄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有着鲜明的“反蒋抗日”的特点。无论是在其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还是斥责蒋介石反共剿共政策，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御日，“反蒋抗日”的主旨始终贯穿其中。宋庆龄曾说过，“中国人民要抵抗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阻挠人民抵抗，禁止抵货，不援助义勇军，摧残人民的民权。国家的主要军队用来打自己的人民与中国的农工，不去打日本人”⑦。在国民党统治区，宋庆龄正义的声音，起着唤醒人民的巨大作用，代表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怒吼。他的如果不唤起人民大众，“结果就是中国被瓜分、被灭亡”的深刻分析⑧，她的坚信中国“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的伟大号召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阵线，勇敢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二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抗日，将蒋扣押，并发表全国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8项主张。宋庆龄是在事变的次日(即13日)知道事变发生的消息的⑩。出乎人们的预料，对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持尖锐批评立场的宋庆龄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甚至当天决定与何香凝、胡子婴等赶赴西安，劝说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
据胡子婴回忆：事变的第二天，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然后，她带着焦急的神态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接着婉转地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如果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省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然后，孙夫人要我陪她一起步行到何香凝的住所，约她同行。何香凝欣然答应同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赴西安的义举未能成行。
90年代初，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在整理珍藏的宋庆龄遗稿时，发现了一份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11)，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新的史料。首先，声明精辟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她认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结果，决不是什么“由于张学良个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引起的”；指出张学良发动事变惟一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入侵”，但是国内外局势十分复杂，如果处理上稍有不慎，就将会有导致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之后果。这样不仅“将导致更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入侵提供了便利”，强调我们的祖国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在日本扩大“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所有的军队都必须“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碍此战线形成的作法都是犯罪”；并劝诫南京与西安两方：“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务必保持清醒，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最大利益。其次，宋庆龄在声明中热切地呼吁：“每一个公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宋庆龄在声明中的呼吁，无论是对西安方面，还是对南京方面，推而广之，对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乃至全国人民，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据笔者所知，宋庆龄的这个声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宋庆龄有关西安事变的形势分析，和平解决的政治主张，已通过各种方式和多种途径公开进行了表述，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发展进程产生过积极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南京、延安成为事变中的焦点，张、杨的态度，中共的立场，南京政局的稳定等至为关键。何应钦等亲日派妄图扩大事端，挑起内战，甚至欲取蒋而代之；宋美龄等则惟恐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中蒋介石丧命，坚持要求妥协，力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于是，宋美龄请宋子文在事变发生的次日去见宋庆龄，希望从她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二姐那里探听中共方面的动向(12)。宋庆龄允诺后随即找到中共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将此情况作了转告，并征询了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时建议她劝宋子文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共同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潘汉年还表示自己愿亲赴南京，会见宋子文、宋美龄。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宋子文的公馆。他把《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等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潘汉年还劝说和促进宋子文、宋美龄由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一起前往西安参加谈判。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先期前往西安会见张、杨和蒋介石；通过端纳转达张、杨欢迎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的口讯后，南京与西安方面相互致电安排，是月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13)。22日，宋美龄由再度赴西安的宋子文、端纳等陪同，也抵达西安(14)。经过谈判，宋子文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宋庆龄功不可没。第一，宋庆龄不计前嫌，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稳定国内政局，缓和阶级矛盾和人民大众的反蒋情绪，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使用。宋庆龄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影响力，通过其言行表现产生出了无形的效果。第二，宋庆龄通过自己与中共亲密的传统关系，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发挥了桥梁的作用，沟通了国共两党对话及联系的渠道。正是因为宋庆龄的关系，南京方面明白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也是因为宋庆龄的介绍，国共双方代表得以面对面坐下来商谈抗日大事；也还是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解决西安事变，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民族战争，标志着全民抗战、团结御侮的政治主张成为全国广大民众的共同意愿。第三，宋庆龄与中共密切合作，扫除重重障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使国内和平受到新的威胁。对此，中共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继续迫使蒋介石实现他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诺言。为此，国共又进行了西安事变的善后交涉与谈判，接着又举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谈判，最后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宋庆龄与中共密切配合，克服困难，维护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成果。
三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在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她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批驳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全力支援上海军民一·二八抗战；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营救政治犯，为争取人民民主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针对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和国民党内的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发表言论抨击各种反动逆流，鼓舞全民抗战，指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一贯关注中国人民抗日阵营内部的团结，呼吁警惕敌人分裂抗日阵营的阴谋，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宋庆龄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和抗日的一面旗帜。
目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寇入侵，采取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对内加紧剿共，对抗日民主势力大肆镇压等事实，尤其在得知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后，宋庆龄义愤填膺，于1931年12月20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宋庆龄之宣言》。痛斥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她痛心疾首地呼吁：“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叛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宋庆龄严正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5)这里的“领袖”当指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宋庆龄宣言的发表，表明宋庆龄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决裂，也是宋庆龄积极投入“反蒋抗日”斗争的宣言书。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什么原因促使宋庆龄由坚决“反蒋抗日”转而“联蒋抗日”的呢?又是基于何种立场考虑，宋庆龄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敦促张、杨放蒋的呢?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武装力量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而奋斗。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华北事变后，更把蒋介石逼到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也有所松动。此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进一步改变了国内阶级关系。
在国统区，宋庆龄等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据陈立夫回忆，他曾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接洽一事。蒋介石也表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党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6)于是，蒋介石开始多渠道同中共采取试探性的接触，其中宋子文请宋庆龄设法与中共的沟通联系就是一条最重要的渠道。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性时刻，宋庆龄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宋庆龄的出面斡旋，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推动下得以恢复。
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月，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一文中阐明：“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中，我们应该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7)事变爆发后，宋庆龄迅速作出反应，提出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呼吁全国团结抗战，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从思想轨迹来看，其脉络印记也是十分清晰的。宋庆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深谋远虑，胸怀全局，立足点是国家民族利益。而这个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方针政策不谋而合，是完全一致的。(18)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第二合作，敦促国民党改弦易辙，宋庆龄一改近10年以来，对国民党中央的抵制态度，第一次以中央委员资格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联名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还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作大会发言。会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为宋庆龄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转机。宋庆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为解决危机的多方努力，深深感动了宋美龄。因此，宋氏三姐妹的关系由此也进入了最佳时期，宋氏三姐妹后来在香港的团聚，在重庆的活动，更成为抗战中的一段佳话(19)，被视为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宋庆龄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或者所著的文章，凡是谈到蒋介石之处，均称蒋中正同志或蒋委员长(20)，这也被各种新闻媒体注意到是宋庆龄政治态度的明显转变。
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转变，通过对其言论、活动及其思想的考察，不难发现是有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革命信念的。宋庆龄满怀爱国激情，紧扣时代主题，代表人民的心声，才使其能够高瞻远瞩，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所以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能较早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并得到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国各党派、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历史地看待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主张，这种转变，既符合客观实际，也应当说还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档案》杂志社，南京；邮编：210016)
①刘晓明：《宋庆龄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②《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第101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第142—143页。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宗(五②)。
⑥张世福主编：《宋庆龄与二十世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⑦《宋庆龄选集》(上)，第99页。
⑧《宋庆龄选集》(上)，第112页。
⑨《宋庆龄选集》(上)，第135页。
⑩《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1)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英文打字稿)，原件存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
(12)陈廷一：《宋氏三姐妹全传》，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13)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14)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281页。
(15)宋庆龄：《宋庆龄之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0日。
(16)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
(17)《宋庆龄选集》(上)，第154页。
(18)刘红：《抗战时期的宋庆龄》，台北《近代中国》第135期，2000年2月出版。
(19)刘红：《抗战时期的宋庆龄》。
(20)林家有：《试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