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关键——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谈起
刘杰诚
叶剑英元帅在一首诗中写道：“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概括力强，生动，鲜明，十分感人。
那么，我们进一步问：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关键是什么?对于扭转危局的西安事变应该怎么看?有两位历史巨人的看法值得比较一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调来的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要员，押在了西安，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消息传到前苏联，斯大林十分震惊，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分裂政策，并可能危及到苏联的安全。
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惟一可能成为中国民族领袖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可能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才可能实现抗日，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报刊就指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中写道：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12月15日，《消息报》社论指出：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936年12月13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头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毛泽东不同意苏联报纸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说法。他严正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的，苏联说日本造成的，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还要隔两天再发。”①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引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其实，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双十二清晨，中共中央收到西安刘鼎的来电，接着收到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说已将蒋介石及陈诚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征求意见，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因为事变发生很突然，情况不十分清楚，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毛泽东、周恩来当天复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红军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各军。并说：“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事变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与会者有9个人发了言，其中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变的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在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针对张国焘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蒋与抗日并立。”②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听说双十二事变抓住了蒋介石，当即表态要杀，要报仇。这是谣传，不是事实。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不是剑客。他考虑处理问题是从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人或团体的恩怨出发的。早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我们惟一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③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中共中央9月1日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强调：“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④到双十二事变前，毛泽东已采取了许多逼蒋抗日的行动，包括军事上立于防御地位而予以打击，促其觉悟；政治上，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所以说那种谣传，不是事实。
事实是，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是高瞻远瞩的。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二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持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⑤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要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肯定张、杨之举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是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爱国行为；责斥亲日派对张、杨的武力讨伐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愚举。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到了以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现。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红(联合红军)及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到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主张释放蒋介石，但他俩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性质。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实现全面抗战的“一个必要前提”。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这一点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时说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⑥
二、对张、杨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进步的重大行动，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救国壮举，是“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斯大林、共产国际则认为张、杨的行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后者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回南京后，置“六项诺言”、“领袖人格”于不顾，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年杨虎城在美、英、法考察时，曾派人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遭到了苏联的拒绝。这等于断送了杨虎城的惟一生路，把爱国名将送上了断头台。其实，杨虎城有远见卓识，早把蒋介石看透了。他说“蒋介石出身流氓，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放蒋后必遭残酷的打击报复。”但他对共产党和苏联寄予厚望。而斯大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政策，断绝了杨虎城的生路。
今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致电张学良先生并赠送花篮，祝贺张先生百年华诞。电文写道：“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将发扬光大。”何谓“当年殊勋”?何谓“千古功臣”?大家知识，炎黄子孙中名将功臣，灿若群星。屈原以身殉国，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丹心照汗青，然而由于忠君思想的羁绊，当政昏君的无能，他们的爱国壮举往往很难成功。张、杨二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则不同。他们由于冲破了忠君思想的羁绊，捉蒋于骊山；并由于与共产党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促成了全面抗战，从而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海内外称张、杨二将军为“爱国名将”，“千古功臣”。
三、对蒋介石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顽固坚持的“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只有在西安事变“兵谏”的威逼之下，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可能改变，才可能“获得深刻的教训”，才可能“结束”。他说蒋介石抗日，像陕北的毛驴上山，要前边拉，后边推，必要时还得打几下才行。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只有逼蒋，才可能实现全面抗日。而斯大林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姑息迁就，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法，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体现。
四、角度不同。斯大林的联蒋抗日，主要是从苏联的东方安全考虑的。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主要是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考虑的。两人的考虑都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不得不主要考虑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时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友谊、矛盾、争论、冲突才萌芽，处在初级阶段，不十分尖锐、激烈。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斯大林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蒋同意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同意中共领导人打解放战争。这种矛盾、斗争就逐渐地尖锐、激烈起来了。
五、地位不同，风格不同。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并不如建国后那么高，但他不惟书、不惟上、不计前嫌、不报私仇，努力代表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求真务实地看待蒋介石，高瞻远瞩地处理西安事变，使中共走进了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心，走上了处理“蒋委员长”等民国要员命运的中华民国权力的巅峰，走向了历史的辉煌。当时，斯大林已成为公认的世界革命领袖，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只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毛泽东敢于求实创新，实事求是，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惟命是从，而坚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具体实际，按照蒋介石当时的具体表现，独立自主、高瞻远瞩地处理问题，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出了急流险滩，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称赞。
这里需要研究的是，毛泽东是怎么使中共走进全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心?怎么突然走上了中华民国权力的巅峰?怎么取得了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权力和地位的?大家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本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他们都是奉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剿共”、“抓毛泽东”的。然而，第一，这时的毛泽东和中共已经成了国家、民族希望的代表。用江泽民同志的话来说，已经是中国的“三个代表”，众望所归。第二，共产党红军已具有相当的实力，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取得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并释放了高福源等被俘将领回去宣传抗日救国，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第三，共产党带领红军抗日救国，并倡导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加强了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毛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1936年4月9日夜，周恩来在延安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说，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的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对张的逼蒋抗日主张表示同意，但说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得报经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⑦由于双方有了相当的共识，共产党又深得民心，倡导抗日救国，所以西安捉蒋后，张学良、杨虎城即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这样，正被“围剿”的共产党，便自然地走上了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心，走上了处理西安事变和“蒋委员长”等要员的中华民国的权力巅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西安捉蒋翻危局”的关键，主要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爱国壮举。“内战吟成抗日诗”的关键，则主要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倡导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两个关键，前者主要是国民党，后者主要是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国共合作，扭转危局，推动全面抗战，内战吟成了抗日诗，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20世纪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年6月16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15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4次会议。会议主席梁肃戎、陈立夫等人向大会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位陈立夫先生已满百岁，1936年曾代表南京政府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上海谈过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感受颇深。他们说台湾民主进步党一日不拿掉台独党纲，中国共产党就一日不会相信民进党，两岸永无宁日。而单靠国民党一己之力，事实证明难有功效。惟有与对岸真诚合作，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反击台独，共议和平统一，才可能突破危局，使国家民族免于分裂。很显然，国民党在失权之后，已经觉醒。说到这里，我禁不住心潮激荡，想起两句诗。如果与叶帅的那两句诗合在一起，便是：
当年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如今失权议统一，中华春风得意时。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邮编：710061)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③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89页。
⑤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3页。
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⑦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