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
黄正林 白学锋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发生，都可视为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晶。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经历了由主张公审蒋介石到释放蒋介石的思想转变，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虽然没有使“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得到巩固，但却促成了国内和平和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到来。国内和平的出现，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国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一方面，国民党继续围剿红军，中央红军尚未到达陕北前，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蒋的总司令职务。随着各路红军聚集西北，蒋介石调集260个团的兵力把红军包围在黄土高原最贫瘠的陕甘宁交界地区，“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①红军生存面临着自长征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命运和红军命运最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和中共及时改变方针，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但到陕北后，毛泽东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会后，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又比较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成为毛泽东从事统战工作的思想基础。
西安事变前，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一方面申述中共的政治主张，号召建立抗日联合阵线。对此，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毛泽东的统战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作为争取的重点对象。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多数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有的还有抗日的光荣经历。1936年5月25日，致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救国之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②8月13日，致信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③8月14日，致信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立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抗日英雄。”并建议联合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山西阎锡山“共组北方联合战线。”④同日，致信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⑤9月22日，致信桂系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⑥同日，致信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⑦。10月5日，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⑧10月25日，致信傅作义：“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兹派彭雨峰(指彭雪枫——引者注)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⑨12月5日，致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样：“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⑩
第二，毛泽东争取国民党左派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1936年8月13日，致信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伏。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来成效渐著。虎臣(指杨虎城——引者注)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11)9月18日，致信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12)同日，又致信著名进步爱国人士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3)9月22日，致信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同书并致宋庆龄、何香凝、李石曾等70余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风雨同舟”，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4)。11月2日，致信北大教授许德珩、马叙伦等：“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15)
第三，毛泽东也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当权派作为争取的对象，呼吁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8月14日，致信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16)9月8日，致信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阅报尚知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17)同日，致信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18)同日，还致信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指朱德——引者注)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19)12月1日，毛泽东又代表红军将领致信蒋介石：“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20)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逐渐由“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共在致国民党书中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21)9月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22)这种转变，实际上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在思想上逐步开始承认蒋介石在民族抗战中的领袖地位。
二
毛泽东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军事联盟，进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随着红军集结西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蒋介石绑上了“剿共”的战车。1935年10月、11月的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北军接连损失了一一○师、一○七师、一○九师。对于张学良的损兵折将，蒋介石不仅不给阵亡的东北军将士发抚恤金，而且下令取消一一○师、一○九师的番号，使张学良“心里更觉得非常难受”和“更加难堪。”(23)但红军不仅优待俘虏，而且放回了被俘虏的军官和士兵。经过放回的军官和士兵的宣传，增加了东北军和张学良对红军的好感和信任感。于是，从1936年1月开始中共上层人士和张学良、王以哲有了接触。这期间，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中共与东北军结盟的问题。
1936年1月初，高福源沟通了东北军与中共上层的关系。1月16日，毛泽东接见了高福源，肯定了高的举动，并“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24)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并联名20余位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同任何抗日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5)
2月21日，李克农受毛泽东委派赴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了包括抗日停战等五项内容的口头协定。3月5日，经毛泽东、张学良分别批示同意，口头协定正式生效。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告知中共派周恩来、李克农前来会谈，并拟定了商谈的内容，包括：“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等。(26)
4月9日，受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双方达成了8项协议。(27)
6月20日，中共颁布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争取东北军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28)
8月，应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派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
对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派汪锋、王炳南、张文彬等同杨虎城联络，双方达成包括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交通站、加强部队抗日教育等协议。(29)
总之，毛泽东为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这一局面最终“成为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一股强有力的潜流。”(30)
三
西安事变发生之初，毛泽东主张罢免并审判蒋介石，后来，由于弄清了情况，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转向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来说显然是件高兴的事。12月12日近午，中共中央得到了西安拘蒋的准确消息。随之，即由毛泽东起草了中共致莫斯科的电报，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并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但毛泽东和张学良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中共领袖认为国际和苏联与中共对事变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在国际和苏联没有表态时，中共就作出了罢免并审判蒋介石的决定。12月12日，中共中央致胡服(刘少奇)电中指出：“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31)1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15人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32)。西安事变之初，至少在12月15日前，毛泽东没有放蒋的意思。
毛泽东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态度的转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33)。据此，毛泽东和中共认真考虑了共产国际的建议。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再没有提罢免蒋、审判蒋的话，而说“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34)。为了能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日，中共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温和地批评了张、杨：“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并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35)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提出六项和谈条件。22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出面调停，“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36)可见，毛泽东极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
四
由于各方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安全地回到了南京，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毛泽东最担心的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发动内战。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各方面的动向，继续为巩固初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看来这是解决西安事变，消弭内战比较妥善的办法。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论西安事变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接，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37)刘少奇也认为：“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争取中间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事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实行的。”(38)
26日，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对此，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敦促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声明说：“蒋介石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39)
毛泽东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押了张学良，重新宣布剿共方案，重新向西北进兵，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面对新的内战危机，中共领导人起初想用继续巩固“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局面的办法，以军事实力来消弭内战。1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向周恩来、博古发出指示：“甲，目前全局重点，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乙，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丙，请用极大注意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40)可见，张、杨军队的何去何从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注的焦点。毛泽东想极力维护“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以“对抗亲日派”。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知道有红军、张、杨“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而此联盟的存在，成为蒋心头的痼疾，蒋回南京扣押张学良，对西安施行军事压力，其根本目的在于想解除“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
很快，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认识到只要“三位一体”存在，蒋介石就不会善罢干休。因此，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连续发出指示调整政策。1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我党在西安的工作方针问题给周恩来、博古的指示》中说：“有名的共产党员要多在幕后主持实际的工作，少争名义。党的一切组织仍须十分秘密。这样可使共产党不致过分暴露头角，造成包办，成为众矢之的。”(41)1月7日，又在《中央关于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42)这实际上等于向南京政府说明，只要避免内战，有利于国内和平，南京政府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中共并不干涉。中共还劝告西安方面服从南京政府的处置。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致潘汉年的电中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43)中共的这些举动，加速了“三位一体”军事联盟的解体。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将领看来，“走南京政府的路，自己熟悉得很，不用通过共产党，从而自然用不着再要什么‘三位一体’了”。杨虎城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月14日，他由三原返回西安，“与顾祝同直接晤谈，只谈十七路军改编问题，一切都不再与中共代表团商量”(44)。就这样，“三位一体”瓦解了，最终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解决了西北问题。
通过论述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想继续维系张、杨部队与红军的关系，以壮大抗日力量。但是，蒋介石决不允许这样的军事联盟存在。为了消弭内战，中共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三位一体”，从而才得以彻底实现国内和平，建立了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和平局面出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师范专科学校；邮编：74500)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87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8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41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
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0、71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3—74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8页。
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83页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1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6页。
(1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1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6、67页。
(1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4页。
(1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5页。
(1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页。
(1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页。
(20)《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82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84页。
(23)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6页。
(2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4页。
(2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称《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79页。
(26)《文件选编》(中)，第121页。
(27)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5—36页。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33—36页。
(29)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93页。
(3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71页。
(31)《文件选编》(中)，第316页。
(32)《文件选编》(中)，第320页。
(33)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16页。
(34)《文件选编》(中)，第321页。
(35)《文件选编》(中)，第326、327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5页，
(37)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4月版，第1页。
(38)刘少奇：《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1937年1月1日)，《文件选编》(中)，第34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7页。
(40)《文件选编》(中)，第35页。
(41)《文件选编》(中)，第360页。
(42)《文件选编》(中)，第361页。
(43)《文件选编》(中)，第370页。
(4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10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