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阎锡山
侯虎虎
西安事变(以下简称“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的大事之一。它对促成国民政府开放党禁、联共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阎锡山作为老资格的军阀和事变紧邻之地山西的行政首脑具有地缘优势，成为与“事变”联系最为紧密的地方实力派。
一、事变前的阎锡山
从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起，阎氏长期盘踞山西，逐渐廓清了其余势力，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其后，虽经中原大战的挫伤，但其元气尚在，蛰伏待举。“九一八”事变以后，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与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相悖，故颇为时人称道。特别是他将祖传家资捐于傅作义部，支持傅作义在绥远一带向日伪主动出击，并取得百灵庙等处大捷，颇有毁家纾难的意蕴。这些都为阎锡山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当时的《华北先锋报》称他是“风头一时的抗战英雄”。
这样一位资格老、声望高且又实力强的人物，自然是张、杨一直颇为心仪的对象。早在1936年7月，张学良即派自己的秘书李金洲到太原探询阎锡山对抗日及停止内战的意见。几日后，李金洲报告张学良说：“阎锡山担心日本在华北的压力而怀疑继续剿共是否明智，同时，阎又表示：无意与蒋对抗，但愿在适当时机与张学良共同向蒋建言”①，以图消弭内战。
阎锡山赞成停止内战有自己的考虑。东北全境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我国的步伐。1935年，日本策划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并胁迫阎锡山带头实行，阎虽婉拒，但也感到他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同时，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暗中策划河东道独立，指令其当初增援山西的5个师在东征红军撤回陕北后继续驻扎在晋南不走，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阎、蒋矛盾日趋尖锐化。红军的东征极大地扩展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势不可挡。阎锡山以及他的军队在山西广大民众中声誉扫地，使阎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如继续剿共打内战，则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难以维持，故他反对内战，主张抗日。
阎锡山的态度，对张学良来讲，无疑是一个重要信息，它意味着：在共同抗战的前提下，张、杨与阎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为了加深双方的理解，张学良又派原参谋长、阎锡山的旅日同学戢翼翘与李金洲再往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烈欢迎，并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后双方互派使者，联系日渐紧密。
为使双方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张学良曾两次飞临太原，名义上是与阎商讨军事，实则是利用自己与阎锡山特殊的关系(阎锡山与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交往很深，1930年中原大战，阎失败，在张学良帮助下，才回山西老巢)，以探询双方结盟的可能性。作为张的盟友，杨虎城也派出自己的代表蒲子政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主张。阎虽同意抗日，但认为“逼蒋抗日”的方式不妥，应“从长计议”。不过，双方在抗日这个大前提上还是一致的。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密电阎锡山，提出在当今形势下，“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之决心，事可为矣②”!可见，张学良不仅对与阎合作充满信心，同时也希望这次合作，阎能充当领袖。当然，行动的方式是“促成政府抗战”，即和平方式，而不是强迫为之。
蒋介石抵陕督战，给一直寻找机会采取行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提供了采取行动的机会。同时，蒋介石率领大批文武官员莅陕，在客观上也有对张、杨取而代之之势。据张学良属下刘多荃将军回忆：
十二月九日晚六点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馆探听消息，副司令(按指张学良——笔者加)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③
蒋孝先是随蒋莅陕的大员之一，如无蒋介石的暗示，以他的身分，是不敢在张学良的部下面前如此放肆的。种种迹象表明，张、杨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这无疑也加速了张、杨对蒋采取行动的步骤。
为了增加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张、杨四处活动，派自己的代表与宋哲元、韩复榘、龙云、刘湘、阎锡山等联系，以求得对自己行动的理解和支持。
10月31日，恰逢蒋的五十寿诞，他以避寿为名进驻洛阳，实则欲遥控西安局势。张、杨认为这是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难得机会。于是由张学良出面邀请阎锡山到西安，经彻夜长谈后决定联合向蒋进言，两人遂同车赶赴洛阳，但未获共同进谏的机会。④其中缘故据刘多荃回忆说：
蒋在对洛阳军官学校学生训话时，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将军为之色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按指刘多荃)说：“不知内情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嘱我劝张不可误会……他(按指钱大钧)想从中弥补裂缝。⑤
在这种情况下，张、阎自然不敢再提联共抗日之事，所以阎锡山事后劝张学良说：“照委员长的态度，我们不能再讲什么了，只有在将来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态度。”⑥此后，阎回山西筹划“守土抗战”之策，与张、杨的来往暂趋沉寂。
由以上论述可知，西安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确有结盟的准备，而阎也实有支持张、杨的举措。特别是他与张学良在结束内战、联共抗日的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二、事变中的阎锡山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在对蒋屡劝失败的情况下，只得实行兵谏，扣蒋逼其抗日。随之，张、杨以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并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阎锡山、龙云，阐明西安扣蒋的原因及目的，以寻求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通电到达太原后，阎锡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真相及应变措施。经多方权衡后，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并于14日由阎的秘书长贾景德执笔，以阎的名义发出致张、杨的寒电，提出了四点疑问：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
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
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
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⑦
这道电文，被后人称为“哑迷”。事实上，该电文除表达自己的震惊外，还就事变将引起的结果表示担忧，并嘱张、杨“善自图之”。至于以上这四个“乎”，足以显示出阎锡山的狡猾与世故，因为事变本身尚未明朗，不便过早表态；另一方面，阎的模棱两可的答复，即是想以自己的地位与实力，充当南京政府与张、杨之间的中介人，以便乘机谋取利益。
事实上，无论张、杨还是南京政府，都认为阎锡山是合适的调停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立即电阎，告知事变真相，并派李金洲赴太原，争取阎锡山的同情和支持。其后，张学良又派苗渤然到晋，临行前，张、杨一再叮嘱苗：“到太原主要是请阎来领导。”苗渤然到太原后，向阎锡山详细介绍了事变经过并转达了张、杨的恳切希望；阎锡山分条阐述了自己的态度。
1.日本不断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
2.扣蒋易，放蒋难……我只有义不容辞的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
3.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⑧
这个答复，表明了阎锡山既婉拒张、杨的邀请，又愿意居中设法调停，并以停止内战作为调停的终极目的。
南京政府对阎锡山也寄予厚望。事变发生后，孔祥熙表示：“无论讨伐或调停都要去问他(指阎锡山)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调停。”孙科也在致阎锡山的电文中指出：“现顾国中能知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⑨冯玉祥、龙云、刘湘等也纷纷致电阎锡山，希望他对张、杨剀切劝导。直至12月16日，孙科与王宠惠等经请示宋美龄，还再次电告阎锡山，希望他“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⑩。阎锡山在接到各方面的催促电后，立即派亲信徐永昌进京与孔祥熙、宋子文等商议具体事宜。
12月14日，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明确赋予他以营救蒋之全权，交派黄绍竑去太原协助阎锡山。阎根据孔祥熙的旨意，提出让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至太原，这种欲挟蒋自重的调解主张为张、杨两人拒绝。首次调解宣告失败。
12月18日，等待时机的阎锡山派赵戴文一行抵陕。赵到西安后，俨然以仲裁人自居，要求单独会见蒋介石，并一再声称这是阎锡山的要求。这等于要抛开张学良、杨虎城，以达到渔翁获利的目的。阎锡山的调解人的真面目愈来愈清楚，张、杨对阎锡山已彻底失望。阎的调解已难以为继。
实际上，12月14日之后，随着端纳、宋氏兄妹以及中共代表的先后莅临西安，西安与南京的联系已完全打通，阎锡山已失去了惟一调解人的身分，连他的代表团，张学良也拒不相见。然而，阎锡山尚不明就里，直到25日，他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还大谈：“非有能与之(按指张、杨——笔者加)说部分利害，解除部分之困难者，往复蹉商，则不易收转圜之效。”(11)仍在幻想行使调解权力。就在当天，当其驻南京代表告诉他，蒋已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准备回京时，他才明白，自己的中介人角色已经演完了。
三、事变中阎之表现的分析
首先，阎锡山是反对西安事变，支持国民政府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在与亲信的私下言谈中，对张、杨多有不满之词，认为张学良太蛮干，杨虎城不识大体。同时，他对南京主和派的主张大加赞赏，认为主和派的建议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所以如此，阎锡山有自己的考虑，傅作义虽在绥远连败日伪军，但日本亡晋之心不死，东北沦陷的悲剧有在山西重演的可能。阎锡山要保卫自己的地盘，单凭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仍需中央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因此，一个统一、稳定、强大的中央政府更有利于抗战。而西安事变使全国规模的内战有爆发的可能，如内战开始，将给日本提供可乘之机，中央政府的力量必将受到削弱，这是阎锡山不愿看到的。因此，他虽反对西安事变，但决然站在南京政府主和派一方，反对武力讨伐张、杨，致力于和平营救蒋介石。12月14日，阎即致电国民政府，呼吁协力共维大局，并派亲信徐永昌赶赴南京面陈自己的和平计划。
应当看到，由于阎锡山站在南京政府主和派一方，在给孔祥熙、孙科等的电文中多次表示愿以身家担保请张、杨释蒋。再加上他的实力和地位，这些都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争取调停机会，谋取更多利益。
西安拘蒋变起仓猝。南京政府得到张、杨的电报后，一时也难有统一的认识。经过争论主和派占了上风。于是，孔祥熙、孙科决定派黄绍竑等到太原同阎商议，请他调停。在当时的情况下，由阎出面任调停人，似乎是“众望所归”。
对南京政府来说，如此则无疑排除了秦晋结盟的可能性；对张、杨而言，阎锡山与他们事变前过从甚密，自然也是理想人选。至于共产党方面，虽有东征与阎交恶的历史，但在1936年5月以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捎信给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不久，阎要求中共派代表前去面谈，党中央遂相继派彭雪枫、周小舟到太原向阎锡山阐述共产党主张，阎锡山采纳了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他成立了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会和新的干部训练委员会，并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中共很快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中共与阎的关系大为改善。可见，以他为调停人，也是中共可以接受的。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乐于并竭力争取调停权。他有自己的算盘。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使阎仅得保有山西老巢，因而总希望有机会恢复他失去的地盘。西安事变的爆发，为阎提供了一个火中取栗的机会。
然而，阎锡山虽是一个合适的中介人，但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调停者。究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是私心过重，贻误了时机。
他错误地认为，张、杨既然扣蒋，便不肯轻易放回，所以他一再拖延时日，与南京政府和张、杨周旋，并不断抬高价码迫使当事双方接受，而未估计到全国抗战呼声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对事变所起的巨大作用。他的调解方式也令张、杨十分失望，其无休止的索要更令南京政府厌烦，因而其调停人的地位便逐渐衰落。
其二是端纳的出现，使阎的调停难以为继。
西安事变发生时，端纳正在上海。13日，他匆忙回京，并被南京认为是去西安商谈的理想人物，因为他既做过张学良的顾问，又是蒋介石的顾问，因而由他出使西安，必有成效。14日，端纳飞抵西安，成为事变后代表南京政府来西安的第一人。
此后，端纳接连拜见张、杨和蒋介石，并劝蒋接受张、杨主张，劝张、杨和平释蒋。由于端纳的努力，宁陕之间的僵持局面被打破，南京主战派的武力讨伐被阻止。因此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西安的局势是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砌上了墙，而盖上房顶的则是我。”此论虽有偏颇，但端纳的作用的确不容低估，所以随后国民政府颁授其大绶彩玉勋章以示奖励。
其三是中共代表团以调停者的角度在西安出现，对阎锡山是致命打击。与阎相反，中共代表不仅极具诚意，而且办事效率极高。该代表团从17日抵达西安到25日蒋介石离陕，短短8天时间，他们既拜访张、杨，又会晤宋子文，谒见蒋介石，甚至深入兵营和社会各阶层，作广大官兵和民众的思想工作，把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处传播。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联蒋抗日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这样，中共实际上代替阎锡山，成为西安事变真正的调解人，也确保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史系；邮编：716000)
①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7页。
②朱建华著：《蒋介石与阎锡山》，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版，第231页。
③见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④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47—448页。
⑤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4—5页。
⑥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48页。
⑦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50页。
⑧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99页。
⑨朱建华著：《蒋介石与阎锡山》，第313页。
⑩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见西北大学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523页。
(11)李茂盛著：《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西安事变实证研究/李云峰，杜小平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