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政策之演变与西安事变
丛一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一步紧一步地实行其完全独占中国的政策，侵占了东北，铁蹄踏进华北，势非吞并整个中国不止。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决定中国政治生活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开始调整政策。中国共产党从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逐步过渡到团结全民族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国国民党从其对日不抵抗，对内全力“剿共”与消灭异己政策的破产中，也被迫开始缓慢地、动摇地向对外停止退让、对内谈判和平的政策调整与试探，但直到西安事变前，仍未能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中国民族危机极其深重的历史情况下，中国国民党内部政见上剧烈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同时，它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就是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义举，一方面是他们本身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大智大勇，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致；另一方面又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逼出来的。而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国共两党政策直接对峙、较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考察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评价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时，不能不深入地探讨九—八事变后，国共两党政策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
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1925—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其后期相继背叛而遭到失败。千千万万共产党党员、进步青年和工农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和镇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独自领导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纠正，而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侵华，而国民党政府实行着不抵抗主义，一味妥协退让，对革命根据地继续实行全力“围剿”，对人民加紧实行专制镇压的政策。由于直接面对着国民党强加的这种残酷的镇压和武装“围剿”的客观形势，也由于当时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使中共尚未能认识和迅速适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新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因而，对外在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号召人民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在国内反对国民党，也包括反对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和各地方武装集团。当时虽然也提出了统一战线，但还只是局限于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争”①。这种政策，到1933年才开始有了改变。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②。这一宣言的发表，在中间阶层和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公开宣布反蒋反日，中共与之订立了反蒋反日协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尚未摆脱“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仍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主要的危险”，使这一协定未能认真执行，使宣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上的“左”的错误和组织问题，但既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使共产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不仅保证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逐步纠正着“左”的错误，适应变化着的新情况，自觉地调整党的政策，为完全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狭小圈子，进一步制订系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开辟了道路。
正在这—时期，国际形势发生着很大的动荡和变化。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日甚—日，构成了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战争危险日益紧迫。共产国际从1934年起经过—年多的酝酿与准备，于1935年7、8月间，召开了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广泛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人阶级(同社会党的结盟)的反法西斯主义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并且指出了“在中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③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国际“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不用呆板的格式和笼统的公式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④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在会议的过程中，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公布。宣言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全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呼吁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面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明确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⑤《宣言》无疑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最广泛阶层的共同要求，提出了唯一正确斗争方向，尽管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流传开来，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巨大的反响。
这里，我们不能不看到极有意义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共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长时间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共所提出和解决的路线和策略问题，就其主要精神和主要方面来说(如摒弃“左”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各党应该从独立地分析自己国情出发，确立自己的政策；要争取中间势力，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及阶层，集中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在中国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等)，与共产国际的新决策几乎多半是同步的，“不谋而合”的。这里，除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会后的工作可以说明问题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看陈云的一篇文章。陈云1935年5月奉命离开了长征队伍，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而直到七次大会闭幕时才到达莫斯科，随后于1936年1月发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他在叙述了红军英勇艰苦的长征和毛泽东等领袖出色的正确的领导后，明确提出：“我们党正要实现新的策略，它正要以原有的阵地为基础，在新环境中去建立真正反帝的统一战线来战胜中国人民的仇敌，首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认为，指出这一历史现象，丝毫不贬低而是恰当估计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在指导各国党和动员各国人民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也丝毫不贬低而是正确肯定《八一宣言》反映着中国人民广泛团结抗日救亡的共同愿望，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公开宣布政策的新发展，对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巨大的号召和推动作用。我认为，指出中共和国际在决定基本路线和政策上出现的这种同步现象，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共中央已经摆脱了简单盲目地听命于国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走上了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道路；而对于国际的领导采取既尊重而又有分析地接受其正确的意见的科学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1935年1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正式传达了国际七次大会的基本精神。这对于遵义会议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真是“深获我心”，深受欢迎与重视，是不待言的。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浩的传达对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无疑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新特点，集中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指出“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⑥，其中大资产阶级英美派集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向抗日。但在国民党的政策尚未见明显变动，蒋介石还正在全力发动又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能继续坚持“反蒋抗日”、“抗日反蒋”的口号，只是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才有可能逐步过渡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并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以后的谈判、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方针。当时中共中央并未盲目地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和领导权寄托于蒋介石的错误方针和过早地、不切实际地提出“联蒋抗日”的口号。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还决定适时地对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调整，如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进一步改为民主共和国；在农村，将反对富农的政策改为中立富农；宣布欢迎和保护工商业资本家到苏区进行正当经营等。
瓦窑堡会议之后，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党的积极努力下，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局面。
首先，在军事斗争胜利的配合下，向直接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同时展开了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通过1936年洛川会谈和肤施会谈，张学良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策，双方对于互相合作、联合抗日取得了一致意见，并于同年9月签订了全面合作的协定。1935年底至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4次派人与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也达成了协议。这就为随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实现西北抗日的大联合奠定了基础。
其次，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包括争取除极少数汉奸和亲日派分子以外的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全民族的绝对大多数。1936年2月，红军发布《东征宣言》，举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5月5日红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放弃反蒋口号；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就把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阶级、阶层、团体、军队、党派都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这也就为随后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协助张、杨，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方针。
第三，还应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继续有力地领导着工人、农民、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救亡运动，从1935年的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展到遍及全国的各行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大力开展了对国民党及其上层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即上层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多次派人与北方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加紧联系，毛泽东亲自给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写信，积极争取“共组北方联合战线”。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以后，毛泽东一方面给广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祟禧以及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写信，争取双方尽快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并请他们对南京当局“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督促批判，责其更新”。与此同时，又将致国民党书分寄给身处“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将领，希望他们“抛弃前嫌，以对付共同之敌”。还通过宋庆龄、蔡元培向“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宣晓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共中央对这一工作做得如此广泛，几乎包括国民党内外的所有派系的知名人士，连某些亲日分子也不例外。这种广泛的争取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理解，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在抗日与“剿共”矛盾中的分化，增强了左派的发言权，争取了中间派，削弱了亲日派的地位。
二
1927年建立的南京政府，是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独裁政权。它一开始就陷入了内部各派系斗争和新军阀的混战之中。蒋介石集团利用了在革命中攫获的党政和军队的大权，得到英美的支持，一步步取得了优势，扩大了势力，集中了权力，妄图效法德意，实现其法西斯独裁统一的迷梦。因此，它一建立就把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红军作为基本国策。从1930年到1934年，不断倾其全力连续发动了5次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其结果不但没有消灭红军，却放进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正当第三次“围剿”血战方酣之际，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指令下，不出3个月，丢掉了东北三省。南京政府不但不为所动，却精心地抛出了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实质是妄图以慷慨的让步和英美出面调处，换取与日本的妥协，阻止其进—步的侵略，以便继续执行其剿灭红军和消灭异己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1935年日本大规模侵占华北时，已明显地遭到了破产，走进了死胡同。何以故?其一，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答应蒋介石政府妥协的条件，它要吞并整个中国，包括蒋介石势力范围在内，否则不会停止。其二， 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和支持一切抗日的发动，领导和推动着全国各阶层一浪高过一浪的团结救亡的群众运动。其三，国民党内一些爱国将领违抗蒋介石旨意的局部抗战不时出现，国民党统治区内爱国人士不断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吁，国民党内部也在分化。其四，借“剿共”消灭异己，加剧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和他们的离心力。正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所指出的：“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⑦
公平而论，蒋介石是有别于汪精卫的。他本身的利益和存在，联系着英美的在华利益。他不甘心完全听任日本支配自己，但基于其狭隘的统治利益，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和顽症，是不会轻易放弃“安内”(剿共)政策的。然而，当一切妥协的幻想均已破灭，日本进攻已经毫不含糊地危及其切身利益和存在时，他就不得不有所考虑了。1935年6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和华北日军总司令先后宣称：“日本不拟将它的活动限于华北，不过它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蒋委员长既为中国军政机关的主脑人物，是必须下野的”，“在华北，组织一个新的自治区的大障碍，就是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日本与蒋委员长的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除非日本被屈服了，这个障碍是必须除去的”⑧。随后，国民党部及其特务组织和宪兵队，就被赶出了冀察。如果我们读一读在1934年12月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署名徐道邻，发表在国民党外交部机关刊物《外文评论》上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就可看出蒋介石对日本是那么如怨如诉，有表白，又有祈求，又带上劝阻，与上述日本将领的讲话相对照，真是莫大的讽刺。蒋在文中说：“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还说，国民党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何”。又说，今后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唾手而得沈阳为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希望日本当局“不要为感情而牺牲理智”。
这一切的诉说和规劝，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概无效。只是到这时候，即从1935年的华北事变开始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要从他自己结下的“抗日(攘外)必先剿共(安内)”这一死结中解脱出来，相应地对它的内外政策作出调整。事实上，要抗日，就必须放弃“剿共”，联合共产党，联合红军；要坚持“剿共”，就不能抗日。这是任人皆知的简单道理。蒋介石心里也完全明白，但要他实行这样大幅度的调整谈何容易!这一时期，他所能作的调整，不能不是缓慢的、动摇的，有时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尽管如此，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终究不能照样维持下去，而必有所调整了。首先它反映在外交方面，表现出对日交涉态度趋于强硬。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作外交报告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会后，对冀东殷汝耕的叛国，下了通缉令。尽管这只是一个姿态，但是与九一八后，对溥仪的叛国和组织伪满洲国的默不作声的态度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解释了“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和放弃以夷制夷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完全调整日“满”华三国的关系；三、中日合作防止赤化。他声称国民党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⑨。国民党外交部第二天即发表声明，表示“殊非事实”⑩。对于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国民党政府多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对外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936年9月至12月，张群、川樾举行多次会谈，中方坚持了严正立场，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并提出五项反要求，即：“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以及走私之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11)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有了某些明显的转变。
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认识到仅仅依靠英、美的经济帮助和政治声援是不够的，还需要得到苏联在军事上的援助。继1932年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后，1935年春，派出驻苏大使颜惠庆率领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访问演出，以示友好。同年，又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为驻苏武官，其目的是“为中俄外交、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解除—层障碍，增进一分国际友谊”(12)。1935年秋，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在同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谈话中谈到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的必要性(13)。1935年底，蒋介石又派陈立夫秘密去苏商谈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时机未到，陈立夫由欧洲回国，在南京与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了会谈。
国民党政府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其国内政策也开始有所调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汪精卫新提出的名单没有预期当选。会后，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接任，各部部长也大部由蒋介石集团的人担任，抑制了亲日派，加强了英美派在政府中的地位。1936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旨在抗日的“国防会议”，蒋介石自任会长。军事上，蒋介石把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陕西等省，作为同日本进行最后较量的基地，并于1935年春天视察了上述地区。同时，制定了所谓三年国防计划等。尽管这些有其做出姿态、维系内部的一面，但也确实多少反映出由过去的不抵抗主义和一味退让，开始考虑对日军事上某些准备的实情。
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也开始考虑对共产党关系的调整。
1935年，在国民党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中苏间订立军事同盟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以求得国内统一。12月19日，他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14)1936年1月，他又向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允许中国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声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15)。随后，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6)苏方表示支持蒋介石抗日，但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能干预，意即应该由国共双方自己解决。
随后，蒋介石示意自己的亲信，多方派人分头行动，寻求与共产党的联系。从这以后，直到西安事变前，分别通过以下渠道，互有往来，频繁接触：一是1935年1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主持，由曾养甫负责，经谌小岑，翦伯赞、吕振羽，找到周小舟。周于次年1一7月到南京与曾养甫谈判。二是1935年11月底经谌小岑找到左恭，由左恭介绍一位自称中共长江局系统的黄君(张子华)到南京会见曾养甫，由曾同意，派张去陕北，此后张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从事联络。三是1935年底，宋子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陕北，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次年2月，到达瓦窑堡，见到博古。博古立即电告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毛泽东等当即回电，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17)，并提出谈判的五项条件，由董带回南京。四是1935年12月蒋介石令驻苏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王明与之交换意见后，决定派潘汉年回国，在国内促成两党谈判。潘次年7月回到国内，不久即作为中共代表被派往南京与陈立夫、张冲举行直接会谈。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双方各自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条件。我们试把这一时期国共所提条件和要求对照来看，可以看出双方距离很大，但也有一些接近和可以商讨的地方。如1936年5月初，在曾养甫家中，由陈立夫口授，谌小岑笔录的国民党提出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这里K是国民党的代号，C是共产党的代号)，其要点是：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但须加以改编；
(二)C方武装部队改编后，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成立民意机关，C方可派代表参加；
(四)K方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18)
1936年6、7月间，周小舟代表中共正式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是：
(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
(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释放—切爱国政治犯；
(四)改善工农群众生活；
(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
(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19)。
当然，蒋介石调整其政策，完全是出于被迫，不能不是缓慢的、动摇的和反复无常的，在对待与共产党关系的调整上尤其如此，他所谓“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20)。蒋介石认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具成功”，红军经过长征“已走到日暮途穷的境地”，可以用历来统治者所惯用的老办法，就是“剿”“抚”并用，在扩大对红军的围剿的同时，设想通过谈判进行“招抚”、“收编”来解决。所以在两广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又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对国共谈判的态度转趋强硬起来。1936年11月，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会谈时，陈从他原来提出的谈判条件的基础上大大地后退了。他不仅蛮横地拒绝了中共方面所提的合理意见，而且代表蒋介石提出“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而不是“承认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红军也不再“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了)，红军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条件。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断然加以拒绝。因此，长达一年多的国共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没有进展。
直到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更大大加紧了对陕北红军“围剿”的军事部署，调动了几十万大军，上百架军用飞机，亲自奔波于太原、西安与洛阳之间，直接督责已与红军建立了抗日互助合作关系的张学良、杨虎城所部去打前阵，完全不顾日本的全面进攻已迫在眉睫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不顾民心之所向和汹涌澎湃的全国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似乎完全忘记了历年“剿共”战争的恶果和不久前胡宗南、张学良和杨虎城在陕甘进攻红军损兵折将的教训，企图孤注一掷。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又会有什么结果呢?由此逼出一个西安事变来，难道不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吗?
三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西北剿匪总部”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在西安举行“兵谏”，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救亡的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什么国民党剿共前线的两位高级将领会毅然公开站出来成为逼蒋联共抗日的先锋呢?当然绝非偶然。历史事实说明，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并有丰富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的张、杨两将军，当时身处国民党内战误国政策和共产党团结救国政策尖锐矛盾斗争的焦点上，这种特殊地位，促使他们顺应民族的要求，发动了这一成为历史转换枢纽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其父张作霖是既依靠帝国主义，而又不甘心做日本专用傀儡的旧军阀，因而为日本人所谋害。张学良自幼受过民主爱国教育，对此创痛至深且巨。他在继承父业后，毅然顶住日本的压力，于1928年“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九一八事变，他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却难以剖白于国人，于1933年被迫下野出洋。当1934年从意大利回国后，受法西斯主义影响，曾寄希望于在蒋介石独裁统一的领导下，抗日救国，收复东北。杨虎城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和北伐战争，富有民主思想，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亲密的合作关系。当日寇铁蹄踏入长城内时，他亦曾积极请缨杀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张、杨二将军的抗日要求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而且被驱使到“剿共”前线打内战。张、杨“剿共”的结果，特别是在陕南、陕北的作战中，十七路军、东北军相继整团、整旅、整师的被消灭，“剿共”土气日益低落，而要求抗日的情绪却与日俱增。他们失利之后，又受蒋介石的苛责冷遇，不仅不补充，反而去其番号，削减经费。张、杨同处如此境遇，其思想不能不进一步变化。他们一方面看清了蒋介石政策的错误与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一方面也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政策反映了全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可信可行。红军的战斗力不仅不容轻视，而且以长征疲惫之师，劣势装备，屡歼强敌，其政治工作与战略战术令人心折，实可为抗日强大力量。
当国家危亡之际，面对着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其部下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要剿共就不能抗日，欲抗日就不能不联合共产党和红军”这一道理又是如此明白地摆在面前，深明民族大义的张、杨二将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救国政策两相尖锐的对立中，不能不有所抉择。通过一系列的接触、谈判，到1936年9月，东北军、十七路军已同红军在抗日的基础上基本上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并且要以这种西北大联合来推动全国的抗日大联合。
不过，张、杨二将军毕竟还是国民党人，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属下的高级将领。他们深知抗日大业，不举国一致是不行的。要实现它，必须使蒋介石放弃错误的国策和对红军的新的“围剿”部署。起初，他们决定向蒋“进言”。特别是张学良，以其历史上助蒋有功和亲密关系，更是屡屡“陈情” 、“苦谏”，直至“哭谏”，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民族大义，希望其改弦易辙，却越来越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斥。1936年10月，蒋介石洛阳“避寿”，张学良本邀阎锡山一同进谏，但蒋却在公开训话中断言“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使得张学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21)。12月4日蒋介石再到西安，加紧部署“围剿”事宜，扬言将在两星期(至多一个月)消灭红军，并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将给以“相当的处置”；东北军、十七路军如不愿对红军作战，则将分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蒋介石在西安“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张、杨列席”，而整个军事部署，则是张、杨部队置于前线，中央军置于侧后，形成有进无退的形势。这种不信任态度，使张、杨更为疑虑。此时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张、杨及其所部，既不愿与红军再启战端，又不愿意离开西北被蒋改编、吞并，正是进退维谷，“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采取“兵谏”的非常措施，力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接受停止内战、联共联红一致抗日的要求。所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剿共”与消灭异己的政策，逼得张、杨已无路可走，使之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是唯一出路，而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对蒋介石临之以“兵谏”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早已确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出发，始终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虽然在事变后极短暂的时间内，由于情况不明，没有把对蒋介石的处置与和平解决的方针联系起来，但是，当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会见张、杨，了解到全国各方面的情势，认识到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已不是个人问题，而是能否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意见，得到确认；并在与张、杨讨论时达成“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22)的决定。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不记前嫌、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和积极从事的宣传、调停、谈判活动，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国民党方面，尽管有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整饬纪纲”为借口，主张武力讨伐，气焰嚣张一时，并一再掀起“讨伐”高潮，危及和平；但南京政府内部意见也很分歧，讨伐军的某些将领，行动也并不积极。各个地方实力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和社会名流虽公开表态对于事变的评价不一，但绝大多数要求和平解决则是一致的。国际上苏联和英、美的态度亦大体如此。所有这些情况，既使西安方面处理更为谨慎，也不能不使南京方面主战派有所克制。特别是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主和派进行了积极的直接干预。在他们力主探明情况、救护蒋氏的要求下，通过外籍顾问端纳直接沟通宁陕关系，导致宋美龄、宋子文抵达西安，促蒋消除疑虑、改变态度，一再手令南京暂停军事行动，使宋与张、杨及周恩来三方之谈判得以进行，终于使蒋介石本人在事变的最后关键时刻，作出了尊重现实的毅然决断，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迈出了他久久迟疑不决的政策调整的决定性的一步。
由此可见，西安事变的发生，既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走到绝境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转变政策的机会。由于张、杨始终不忘其发动事变的初衷；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政策，积极调停、协调各方，并参与谈判；也由于国民党中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在事变发生后终于有了“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的认识；在全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的推动下，促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最终放弃了它的内战政策。尽管事变后在和平道路上还有曲折，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未立即实践其全部诺言，特别是对张、杨进行了不光彩的个人报复，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历史大趋势却不可逆转。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毕竟终止了十年内战，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全民团结抗战的发动打开了通道。历史随即揭开了辉煌的一页——中华民族团结奋起，进行神圣抗日战争的新篇章。
①《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六大以来》(上)第153页。
②《六大以来》(上)第317—318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449页。
④《第三国际》第307页，中国人民大学编。
⑤《六大以来》(上)第680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页。
⑦《六大以来》(上)第775页。
⑧转引自董显光《蒋总统传》(1939年4月版)。
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⑩周开庆：《1936年之中日关系》第38页(正中书局1937年版)。
(11)转引自《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141页。
(12)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261页。
(13)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4)(15)(16)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载《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17)《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18)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19)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
(20)蒋中正：《苏俄在中国》。
(21)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22)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作者单位：中共西安市顾问委员会)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