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几个争议问题
丁雍年
台湾《中央日报》1984年6月10日、17日连载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的题为《有关西安事变几项疑义的探讨》的文章(以下简称《中央日报》文章)，并为该文写了500多字的编者按。该文和按语对西安事变作了不正确的论述。本文仅就有关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几个争议问题，根据史实，作些探讨，就正于海峡两岸的历史学者。
关于逼蒋抗日问题
《中央日报》文章说：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在济南事变的时候，就已定下来了”，1936年9月“即令阎锡山在绥远战争中采取攻势，并准备于必要时对日绝交”，“11月24日——即绥远国军攻占百灵庙之日，蒋委员长又致电朱培德、何应钦，指示要作进兵吴淞的准备。并嘱令即与外交部切商对日绝交的手续。蒋委员长此时实已具有应付日本挑战的决心”。“实在说来，蒋委员长的抗日行动此时已经开始”。
事实究竟如何呢?
1928年5月发生济南事变，日军屠杀我国军民近万人。事变发生那一日，英文《字林西报》说，在济南的日兵只有3千，而北伐军有4万之众。那时蒋介石不仅制止兵士抵抗，自己亦被迫退泰安。他命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①。国民党还禁止反日运动，一再决议要民众“镇静”；南京 卫戍司令部禁止检查日货；上海警备司令部布告禁止反日民众集会游行；蒋介石通电只说是与日军发生误会，并声明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②。这能说蒋介石那时已有抗日的决心了吗?
一年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解决济南事件换文，共同发表的“声明书”说：“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之事件，关于两国国民固有之友谊，虽觉为不幸，悲痛已极，但……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特此声明。”③济南惨案就这样“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轻描淡写地了结了。这是国民党屈辱外交的典型事例之一，哪里谈得上有抗日的影子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客观形势要求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外不抵抗，屈辱退让，对内竭尽全力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加深了民族危机。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1933年1月攻陷热河。蒋介石却于同年4月7日在江西讲话，竟说：“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号称统—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④。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军队“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⑤，实际上是“安内”而不“攘外”。他还说：“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是他的仇敌，侵占我国领土东北四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是他的敌人。可见，说什么蒋介石在1928年济南事变时就有抗日决心，不是欺人之谈又是什么呢?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代表同日本代表先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列系的丧权辱国协定，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些都是否定不了的事实。所谓蒋介石在1928年济南事变时就有抗日决心的说法如何能够成立?
那么1936年绥远抗战的时候，是不是蒋介石已具有应付日本挑战的决心，是不是他的抗日行动已经开始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1936年8月，日本嗾使伪蒙保安队进犯绥远。由于绥远的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进攻红格尔图的伪蒙匪军惨败。11月，日“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率领蒙古伪军侵入绥远，傅作义指挥绥远防军奋起抗战，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取得了绥远抗战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首先，只是有限抵抗，没有抗日决心。傅作义于10月底前往太原、洛阳，向蒋介石、阎锡山请求御侮，得到同意。11月16日，傅作义赶到平地泉(集宁)指挥。17日，蒋介石飞到太原却要求傅作义停火，“以免共匪借题发挥，影响中央誓死剿共政策”⑦。蒋介石要阎锡山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继续扩大，由南京从外交方面设法缓和日伪进攻，以争取绥东停战。
11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访问日本大使川樾，提出严正交涉。川樾否认日军参与绥远战事。同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内事件，与日方无关，纵使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
日方的声明打消了国民党政府的顾虑，既然绥远战事“与日方无关”，国民党的态度就强硬了。11月23日，伪军自百灵庙分向武川、固阳进犯，傅作义命令部队分头迎击，另派奇兵绕攻百灵庙。24日克服百灵庙的捷报传出，举国欢庆。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谈话说，伪匪军内侵，侵犯国家主权与危害政府威信，“故不论其所居之名为匪为奸为盗为寇，其为害同，其为吾之敌亦同。站在国家与政府之立场，对此决不容稍事姑息，誓必尽力剿灭，盖已为今日之国是。”就在一片祝贺声中，蒋介石却派陈诚于11月28日到绥远，又命令傅作义停火，“打到一定程度，要适可而止”⑧。
在傅作义请缨时，蒋介石派嫡系汤恩伯、门炳岳军从陕北向绥远移动，名为援绥，实为监视傅军。百灵庙大捷时，蒋介石命令汤、门两军加快行军速度。当两军还在大同至集宁道上奔波时，田中隆吉命令伪军向百灵庙反扑。傅作义命令孙兰峰率二一一旅于12月2日进庙防守，击退伪军的反扑，并于12月9日收复大庙。傅作义计划乘胜一鼓作气夺回商都，阎锡山则电令制止。阎锡山另派参谋赵世珍到绥远密告傅作义：“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绥远不同。我们若攻商都，诚恐日方有所借口，会对晋绥不利。”⑨绥东抗战就此结束了。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等人的绥远抗战立场，是有限度的，以伪军为限，以绥境为界，没有抗日决心。
其次，蒋介石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毛泽东、朱德等于12月1日致蒋介石书，指出：“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苏区不可之势”⑩。红军将领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1月27日，张学良以《请缨抗敌书》送交洛阳的蒋介石，强烈要求率领东北军北上绥东抗战。但是，蒋介石却坚持“剿共”，不批准张学良北上抗日的要求，于2日的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12月2日的日记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11)
从蒋介石当时的军事部署和不顾“个人之生死”入陕督剿，怎么也看不出他在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或抗日行动已经开始。事实上，蒋介石只是应付绥东抗战，而以全力进行“剿共”内战。
“逼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政策，是五十年前的历史事实，不是近年来的新提法。至于何时开始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大体上有四种意见：①1936年2月开始；②1936年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③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今后的战略方针》开始；④1936年8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开始。本文不拟展开论述。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6年9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则是向全党解释为什么要改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政策的党内文件。1941年12月延安整风时印成学习文件，解放后作为内部文件供中共党史教师教学参考；1978年，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正式出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收录了这一文件。从此，《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始向国内外公开。台湾的史学界以为“逼蒋抗日”是近年出现的新提法，这如不是故意的抹杀，便是无知的误会，恐决不是台湾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的看法。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反蒋抗日的政策。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指示说：“号召推翻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1932年4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强调：“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就成为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的必要前提”，“首先推翻国民党统治来汇合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和革命士兵的力量，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及其统治中国的一切势力”。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不仅把反蒋(即推翻国民党统治)与抗日并提，而且把推翻国民党政府作为“先决条件”、“必要前提”和“首先”的任务。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将领亦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甚至提出反日反蒋口号，这无疑地给中国共产党以一定的影响。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此后，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出现了“反日反蒋”字句。
1934年9月，为了同陈济棠谈判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朱德在写给陈济棠的信中使用“抗日反蒋”字句，他说：“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12)。
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共中央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八一宣言》明确指出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对此，蒋介石是要反对的，因为他“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13)。从这里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抗日政策与这时的抗日反蒋政策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日寇要求什么，汉奸卖国贼便满足什么，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冀察和平津以及厦门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国民党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这些地区的蓝衣社组织，曾扩情、蒋孝先等“蓝衣社北方领袖”便闻风潜逃了。蒋介石这种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反对吗?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干出种种丧权辱国的丑事。这决不是我们凭空捏造的。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涂改不了的。
1925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和12月27日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策略基础。毛泽东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可能参加抗日斗争，其他部分可能由动摇而中立；指出了国民党营垒可能发生破裂，其中英美买办集团在—定条件下可能被迫参加抗日。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重要转变，但还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当时仍然提出“抗日反蒋”。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反蒋抗日，逐步演变为抗日反蒋。这二者不仅是文字上次序的先后不同，随着形势的发展，内涵亦有深刻的变化。反蒋抗日是把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意即“抗日先反蒋”；而“抗日反蒋”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因为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以要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反对蒋介石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反蒋”是为了抗日而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巴黎《救国时报》对于为什么抗日又要反蒋，曾作过详细解释。
1936年2月21日发表的红军东征宣言，开始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4月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洛甫的电报说：“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个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14)。4月25月，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5月5日发表的红军回师通电中不再提反蒋口号，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则是中共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政策的标志。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5)。8月26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的电报中说：“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16)，为了联蒋抗日，必先实行逼蒋抗日的政策。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7)。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据此提出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于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18)。
平心而论，从1935年底开始，国民党的政策才有较大转变。而国民党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关键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国共两党多次谈判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发生，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取得了“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9)。
“收编共军”与“合作抗日”
“收编共军”还是“合作抗日”，这是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两种立场。
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并派出代表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1936年9月1日，周恩来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20)。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指出：南京政府有被迫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21)。10月26日，红军将领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指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22)。
但是，蒋介石却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军事上已走到绝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求作政治的解围”；要求“停战议和”，是向“国府乞降”。蒋介石坚持“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23)。于是，国民党在加紧军事围剿的同时，同中共代表谈判，妄图迫使红军接受他的“收编”计划。1936年10月28日晚，蒋介石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 “政府决贯彻戡乱力针”，不论共产党“标榜若何”(24)。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训话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25)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晤谈时，传达蒋介石的意见：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军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陈立夫与潘汉年19日在南京会谈仍无进展。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要中共中央给以复电，电文中对保留军队数目要求多些，并可要求一定防地。潘汉年回答说：“我并非毛(泽东)派来接洽收编问题”，是来谈判合作的。我们没有放弃谈判，不过“章乃器等被捕更使我们对蒋是否决心抗日表示极大怀疑。我是否再留此，实有考虑必要”。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发出蒸申电(致张学良)说，已电复南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指南京)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由此可见，当时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太远，以致多次晤谈没有达成协议。台湾《中央日报》说共军“喘息于陕北一隅，已向政府接洽投降。不料西安事变发生，使政府之收编计划未能彻底实现”，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中央日报》文章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所谓‘五项要求’，无非重复几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之代表会议等口号，而其‘四项保证’，则是不折不扣的输诚条款”。“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未接受中共的‘保证’，而另于2月21日通过‘根绝赤祸案’，提出要中共‘自新’的四项条件”，“重点在于‘根绝’中共的组织、武力和活动”。
事实上，中共提出四项保证，是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是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26)。毛泽东说：“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和恶意的诬蔑。”(27)
怎样看待“根绝赤祸案”呢?周恩来说得好：“根绝赤祸”决议案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调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28)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29)。又说：“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30)
因此，那种否认第二次国共合作，诬蔑共产党投降，所谓国民党收编共军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
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前，从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的代表进行了六次大的谈判。简要经过如下：
(1)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谈判。到了3月8日，谈判双方都认为意见已大体一致，决定由周恩来将一个月来的谈判写成一总结性条文，准备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分为政治问题、改编问题和善后问题三项共15条，却被顾、贺所否定，另由贺衷寒提出甲乙两项条文，实际上是收编性提案。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
(2)3月下旬4月初，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共产党的立场，表示了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包括了中国共产党2月10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内容，以及西安谈判中两党争论的问题，坚持苏区行政区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领导人不变等项主张。蒋介石同意国共重新合作，但又提出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蒋介石说：“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具体问题是小节，容易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也决不再打红军”。周恩来答复说，共同纲领是保证两党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便要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周恩来于4月4日回到延安，准备起草好纲领草案再南下与蒋介石谈判。
(3)6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举行第一次庐山谈判。蒋介石不顾在杭州亲口许下的诺言，撇开周恩来带来的共同纲领，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方法：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等。蒋介石要求共产党根据以前申明，发表对外宣言。国民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人数可容至4.5万人。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择)，林伯渠任副的。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等等。由于组织原则、编制与边区政府等问题，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不能解决，周恩来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
(4)7月中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和张冲举行第二次庐山谈判。蒋介石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是蒋介石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须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中国共产党坚持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自理，决不让步。谈判无结果，中共代表团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自行改编红军，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并设政治部，任弼时和邓小平分任正副主任。同时通知了蒋介石。
(5)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参加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同蒋介石谈判关于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早在7月15日，周恩来把中国共产党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约定由中央社发表。后来蒋介石交康泽修改，康泽删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只保留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这种修改，并主张暂缓发表。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蒋介石被迫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8月19日，国民党同意改编陕北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率3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答应不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军队中一切职务人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行配备。南京政府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部各派一名联络参谋。达成协议后，周恩来和朱德当天离开南京返陕北洛川，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蒋介石企图收编红军、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武装的计划，终于没有得逞。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6)9月中、下旬，博古、叶剑英同康泽等人继续谈判。通过宣言的基本内容后，博古和康泽分别代表两党在宣言稿上签字。9月21日，博古、叶剑英和蒋介石、康泽、张冲在孔祥熙的公馆会谈，蒋介石同意发表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申明发布这个宣言是“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以便用统—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31)。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国民之今日皆已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他表示：“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32)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终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6次谈判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由中央社发表，以及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的发表，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说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李云汉先生说的“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词不能成立”，可说连最起码的明显史实都不敢正视了。
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看，两党政策的转变是必不可少的。蒋介石当年顺应历史潮流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历史上应予充分肯定。但由于没有彻底改变其限制，削弱共产党力量的立场，在抗日战争期间制造了许多次武装摩擦；抗战胜利后，实行独吞胜利果实的政策，导致了国共合作的破裂，并把全民族推向空前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国民党对此是应该有所自省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不应归咎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国共合作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联蒋抗日”政策。台湾的《中央日报》为了掩盖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攻击中国共产党“伪装为中国之民族主义者，且曾对中国抗战积极参与”，这固然不值一驳，但是有一些作者却把国民党败退台湾归咎于西安事变，对海外的青年学生有一定的迷惑力。例如，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它除了正确地指出西安事变“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此事促成中日八年战争，中国击退日本”，但接着却说“亦促成中共坐大，终于窃据大陆”。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的主编在前言中说：“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命运至深且巨，举凡中日战争之提前爆发及中共战时之坐大，驯至大陆10亿同胞陷于中共暴政之下，推源祸始，实皆肇端于这一不幸的事件。”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个问题，西安事变前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已“穷蹙边隅”(33)，没有什么力量了。蒋介石“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34)，完全是幻想。
早在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长征，12月8日进入陕西省南部地区。次年上半年连歼陕军近3个旅。10月至11月，陕北红军三战三捷，歼东北军近3个师。1936年11月，红军在萌城堡击溃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旅，在山城堡又歼灭胡宗南的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正如周恩来于1936年9月22日致蒋介石信中所说的：“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35)红军的战斗力和丰硕战果，无情地批驳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穷蹙边隅”没有什力量了的谎言。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实现和平解决，中共的和平方针及其军事力量有决定意义。诚然，张学良是力主和平解决的。但南京的主战派已明令讨伐，大军占潼关，逼二华(华阴、华县)，战事一触即发。宋美龄是力主和平救蒋的，她比较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正视现实。她说：“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唯—之后盾，万一战争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测之浩劫。”(36)
1937午1月中旬，蒋介石曾打算以武力解决西北问题。1月11日，蒋介石致刘峙、顾祝同密电说：“只要东北军能离陕，则我军计划已完成。故开战日期之迟远，似以东北军开动之时期为标准。”(37)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对军事解决持怀疑态度，他在13日致孔祥熙电说：“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廿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38)。1月15日，蒋介石密电刘峙、顾祝同等暂缓进攻西安。电报说：“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明关附近，中央军能否派两师兵力协助晋军布防，河东岸务希特别注意。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可见，蒋介石是多么惧怕红军东渡黄河。1月16日，孔祥熙电询樊崧甫：“现在张、杨、于三人部队真实心理究竟如何，希望如何，能否始终合作，或将逐渐分化。如用政治解决，可否就范?若用武力，须费若干日，有无把握?”樊崧甫于1月18日复电说：“政治解决，张杨所属当能就范。惟改编赤匪一层，较为梗耳。兵不得已始用之，剿除流窜之匪，时日甚难预计也。且晋方北东两面空虚，我西进而彼东窜，不能守则攻无益也。”(39)樊崧甫也惧怕红军的力量进入山西。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即将被剿灭的观点，既不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个问题是“中共坐大”问题。严格地说，这同西安事变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执行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的必然结果。“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40)。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贯穿在八年抗战的始终。
在卢沟桥事变前不久举办的庐山训练班(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参加)的政治教材中，国民党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的力量2／5的阴谋计划。但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却陷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危机，不断削弱自己的力量。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于1944年10月9日在备忘录中写道：“共产党已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之被消灭成为不可能，……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两点至今尚无愿意或能做的征兆)，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41)。美国的另一名外交官台维斯于同年11月7日写道：“蒋的封建的中国，不能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42)。旁观者清，美国外交官在1944年就看出了国民党蒋介石因丧失民心而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与西安事变有何关系呢?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后来又有《政协决议》。广大人民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建国。但蒋介石犯了一个大错误，即自恃美援和武力，发动全面内战。“六个月”消灭共军主力的企图很快落空了。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后不久，国民党退出大陆，造成大陆和台湾的对立局面。西安事变后的十多年间，国共关系经过复杂而曲折的斗争，两党力量的消长，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国民党退出大陆归咎于西安事变。杨虎城将军被杀害于重庆，张学良将军已被幽禁半个世纪，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固不必说，国民党当局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
总之，从国家民族利益看，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的完全的胜利。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就是对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最集中的概括。
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我们之所以要与台湾史学界同仁探讨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争议问题，目的在于维护“历史正义”，澄清是非，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经验和破裂的教训，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促进国共的第三次合作贡献微力。希望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努力，振兴中华。
①1928年5月12日天津《大公报》。
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164页。
③《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69页。
④⑥转引自《人民公敌蒋介石》第53页。
⑤《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191页。
⑦《傅作义生平》第186页。
⑧《傅作义生平》第187页。
⑨《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13页。
⑩《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11)《蒋总统秘录》第10册。
(12)《朱德选集》第17页。
(1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14)《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1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16)《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1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18)毛泽东：《论新阶段》第3页。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3—334页
(2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页。
(2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2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75页。
(23)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24)《国闻周报》第13卷第44期。
(25)1936年11月11日《新秦日报》。
(26)(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8页。
(2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4页。
(29)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30)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31)(3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
(33)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
(34)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3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36)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7)(38)1981年2月，《历史档案》创刊号。
(39)1981年2月《历史档案》创刊号。
(4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页。
(41)(42)《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第517页。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