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概述
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组
1986年12月12日至15日在西安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太原、兰州、郑州、武汉、广州、济南、西安等22个城市的154位专家、学者送来的论文共145篇。这些论文涉及西安事变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伟大历史意义，探索了西安事变前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揭示了事变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历史功绩以及其他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论述和评价。现将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论点概述如下：
一、认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论述这一问题的侧重点大体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历史的潮流。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因而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时的西安正处在这种矛盾的焦点上，因此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学良、杨虎城由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力主联共抗日，特别是张学良由拥蒋“剿共”到逼蒋联共抗日，进而发动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以外，张、杨的内在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从张、杨两人各自的历史看，他们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二是张、杨都曾有过把西北作为抗日基地的打算；三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既是为了逼蒋联共抗日，挽救民族危机，也是为了防止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因而发动西安事变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二、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在抗战中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创造了条件。主要论点是：
(一)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它奠定了战胜侵略、复兴民族的基础。事变的和平解决表明中华民族已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有有利的一面，同样也有利于国民党，促进了国民党的进步。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企图分裂和灭亡中国的阴谋，促成了抗日战争的发动。结果，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中国的主要政党都胜利了。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由此也曾获得无上的荣誉和举世的尊敬。至于国民党最终在大陆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在抗战过程中，执行错误政策，丧失民心；于抗战胜利伊始，无视全国人民在胜利之后渴望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普遍要求，倚恃美援与武力，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又一次将自己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所造成的。
三、关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论文的作者们一致认为，张、杨两将军是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身处“剿共”前线，一方面深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痛切感到国民党剿共内战政策的误国和走向绝路。为了反对内战，联共抗日，他们置个人与其集团利益于不顾，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并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杨是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们起了决定作用。他们是事变的决策人，直接指挥“兵谏”行动，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张、杨也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发动西安事变时，张、杨就提出“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这是他们处理西安事变中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怎样处置蒋介石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又提出了“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宗旨。他们的这些思想与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学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统一抗日，还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有些论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理由：一是尽管张、杨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对怎样处置蒋介石有其主动权，但对如何达到“兵谏”的目的，他们的方针不够明确，而且也缺乏办法。而中国共产党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指明了方向。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西安与南京方面矛盾冲突的实际“调停”人，作为西北“三位一体”的一方，参加西安与南京方面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并最终促成了蒋介石接受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要求和蒋介石的被释放。中国共产党以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所作的巨大努力，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全权代表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南京扣留张学良后，在如何稳定西安政局，克服新的内战危机，如何维护西安方面的内部团结，促使蒋介石实现自己的诺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有些论文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但这些方针、政策最终还是要通过事变的决策者张、杨才能起作用；况且在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到达西安前，张、杨早有对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因此认为在解决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只起着“协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
还有个别论文认为：事变发生至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到达西安以前是张、杨起主体作用，以后则是中国共产党起主体作用。
五、关于对蒋介石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一些论文认为，蒋介石虽然在西安被扣留，但他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仍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大权。因此，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蒋介石在扣留期间被迫逐渐反省，因而他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起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是：12月17日蒋手谕南京暂时停战，制止了南京方面对西安的轰炸；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了六项协议，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张、杨八项主张，这次会议成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开始向抗战政策转变的标志。因此，可以认为，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也是西安和南京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关于宋氏兄妹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一些论文认为，由于宋美龄、宋子文兄妹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和与张学良的私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他们兄妹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其主要依据：一是他们坚决反对和阻止了南京讨伐派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反对轰炸西安，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为避免内战扩大和揭露讨伐派的阴谋而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二是派端纳赴西安，在关键时刻沟通了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传递了信息，稳定了南京局面，缓和了蒋介石同张、杨的矛盾；三是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直接参加谈判并达成协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媒介和催化作用。
与此同时，有的论文也认为宋氏兄妹的活动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消极影响。由于宋氏兄妹和端纳来西安，怂恿张学良仓促放蒋、送蒋，使西安形势发生逆转，导致了严重后果。在客观上，宋氏兄妹的活动也起了欺骗张、杨的作用；但同时也认为，后来南京对张学良的“审判”、“管束”以及杨虎城的被迫出国，都是宋氏兄妹在西安时所料想不到的。
有的论文还肯定了孔祥熙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西安事变爆发后，孔祥熙是最先致电张学良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南京政府官员。在解决事变中，孔祥熙通电各省及地方实力派，稳定了全国局势，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七、关于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些论文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后，从当时各地方实力派发表的“声明”、“通电”和他们的实际行动来看，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部分保持中立。虽然地方实力派中多数同情张、杨，但当时态度鲜明的支持者却为数不多，公开站在南京政府立场方面的也寥寥无几，采取明暗不同的两手来应付局面的是地方实力派中的主流。这种情况，在客观上起了促进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另外，各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态度各异，但大多数都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他们不赞成武力讨伐的立场。比如具有较强实力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被扣留后明确表示支持张、杨；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杨时，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又通电全国，主张和平解决。还有傅作义、刘湘、宋哲元、韩复榘、龙云、王家烈、阎锡山等，都先后表示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地方实力派的这些表现，有力地牵制了南京的讨伐派，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促进作用。
八、关于共产国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一些论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决定的，同共产国际和苏联没有关系。其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制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是1935年秋以来，全面转变策略路线的符合逻辑的发展；二是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而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已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一些论文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当时不了解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中国共产党为此而制定的新的策略方针，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一味依靠蒋介石，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态度。张学良因此而感到气愤，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尽管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以及西安事变的性质有错误的判断，但是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则是正确的。在肯定中共独立自主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同时，不能排斥共产国际对中共在制定、实施和完善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方面的影响。
九、讨论会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否必要和由此带来的后果、影响等问题，有较多的争论。概括各种意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种意见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鲁莽之举”，是错误行动，因为以后南京的扣张、审张和对张的“管束”均由此而引起；共严重后果还在于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导致了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和杨虎城被迫出国。
另一种意见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也表明了他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和诚意。
十、关于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现实意义。许多论文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五十年前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解决有关争端，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并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今天，回顾与研究西安事变，汲取这次事变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对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千秋大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天台湾与大陆分离是历史造成的，既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双方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民族分裂，这是统一的基础和大前提。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当局应能审时度势，接受中共的建议，进行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贡献。
(据张晓峰、马启民、鱼汲胜、于丽、张文琳所写材料整理)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