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张魁堂
西安事变是使亲痛仇快吗?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举行全国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从而促成了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序幕，是“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此，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有过评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务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②
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从西安经洛阳到南京的当天，即1936年12月26日发出通电：“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诚，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③。13年后，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即1949年6月，蒋介石仍然认为：“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 ④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的上述评价，都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西安事变是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的优良传统，怎么也得不出亲痛仇快的论断。
蒋介石早已准备抗日了吗?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西安事变也是这样。它的发生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亟，而蒋介石未能根据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改变其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终于逼出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的五年间，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等大片领土。1936年，又提出“华北五省自治”。同年9月23日，日本采取秘密外交方式，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亡华七条：“1．以(华北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惟一切其他权利与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2．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3．订立共同防共协定。4．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线。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6．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7.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教科书。”⑤这就是赤裸裸地要求变我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面对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形势，我国爱国军民奋起反抗。一方面，地区性的抗日战争持续不断，另一方面，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高涨。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各地参加者达百万之众。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选举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在国民党内部也起了变化。除了一些爱国将领举行地区性抗战外，1933年的福建事变和1936年的两广事件都提出反蒋抗日口号。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也主张抗日。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要求抗日的人越来越多。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面前，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呢?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⑥，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自九一八事变起，对外不抵抗，对内竭尽全力对工农红军“围剿”，并消灭异己，镇压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入侵华北后，蒋介石的方针政策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他为了消灭共产党，可以不惜牺牲，和日本谋求妥协；但是另一面，他为了抵制日本无止境的侵略，又希望取得英、美乃至苏联的援助。陈公博曾描述蒋介石“要打共产党则不能不联日，要抗日本则不能不联俄”，“他决意使汪先生和黄膺白对日妥协，使他可以专心剿共”；等到共产党消灭之后，再联俄抗日，收回失地，“他自己的民族英雄—定可以成功”⑦。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确是这么打算的。蒋介石不满足于英、美经济上支持和政治上声援，更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为此，他修改了对苏政策，并于1935年循外交途径要求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希望苏联抑制中国共产党以求国内统一。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对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他绝不反对共产党存在，但是既然中国共产党把推翻中央政府作为自己的口号，他只好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对鲍说，如果苏联政府能促使达到中国统一，他是很高兴的， “中国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政党有自己的军队。所以当中国政府抗日时，苏联需要利用自己的威望，从而使红军承认现实的政府”。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又向鲍格莫洛夫声明：“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威望和指挥，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苏联表示支持蒋介石抗日，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问题是中国内政，不能干预⑧。
为了谋求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首先采取了行动。一些国民党人在蒋的授意下，分头行动起来，寻找和中共的联系。随后，1936年陈立夫和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见面，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至此，中断了10年之久的国共两党联系重新接通了。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军事上有所戒备，1935年制定了3年国防计划，令张治中在上海、南京地区构筑国防工事。对日态度也有所改变，对汉奸殷汝耕叛国虽未讨伐，但却下了通缉令。1936年11月，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中止了张群——川樾谈判。在华北事变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对外一再屈辱退让，签订种种丧权辱国的卖国协定，所谓蒋介石早已准备抗日是毫无根据而且违背历史事实的。
即使在华北事变后，乃至1936年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抗日有所准备，但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却没有放弃。1936年尽管日本已提出亡华的七条，伪蒙军已进犯绥远，他仍把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当年10月27日，他去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曾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他将镇压两广事件的嫡系部队调回陕、甘、豫，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打头阵，声言两周至多一个月消灭红军。蒋介石完全错误地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是疲惫之师，至少可以一举消灭其绝大部分，那时，共产党将不得不降低谈判条件。这是一厢情愿。1935年至1936年11月，在陕西红军以少胜多，先后成旅成师地歼灭十七路军、东北军和中央军胡宗南部。胡宗南曾对张学良说：“红军是打不完的，败也不溃。”又说：“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打红军是无期徒刑。”西安事变时，12月20日，宋子文第一次去西安，对郭增恺说：“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先生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
蒋介石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宣布新的“剿共”计划，亲自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讲话，进行动员。10月底，蒋介石回洛阳“避寿”，召开会议，调兵遣将部署“剿共”。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被捕。于是，1936年冬天，营救“七君子”和抗日救亡运动达到新的高潮。蒋介石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2月4日再去西安，部署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的。此时，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再与红军作战。但是，如不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就要调离甘、陕，将逐步被蒋介石消灭。张、杨屡谏无效，不得不采用兵谏这种历史上的非常手段，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10年后，周恩来曾评论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位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⑨
西安事变为什么必然是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和西安双方都面临着和与战的问题。
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都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方面，曾有人说，中共原来主张杀蒋，只是因为12月13日由斯大林签发的共产国际电令，才改变了主意，决定和平解决事变的。事实是：共产国际电报是16日发到陕北保安的，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经中共中央要求重发，20日重发电到。此时中共中央已经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红军代表团，于17日下午到达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共产国际的电报是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而不是斯大林。⑩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复电是不赞成张、杨发动事变，但对事变也是希望和平解决。不过，在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还不如张、杨和中共提出的广泛、完整，毋宁说，在政策上是张、杨和中共影响着共产国际。如张、杨八项主张中要改组南京政府，即将由国民党把持的政府改变为抗日的包括各党各派的政府，而不只是如来电所说增加几个抗日的代表。又如“实行总理遗嘱”，其中包涵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是要把国民党恢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状态。再如“停止一切内战”比停止进攻红军更为广泛，等等。
周恩来一行到西安后，与张学良会谈，双方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决定力争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18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谈，由于张学良与中共意见一致，杨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至此，西安的“三位一体”正式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一致了。
事变爆发，南京方面立刻出现了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
主战的以何应钦为首，有戴季陶、居正等元老的支持。他们得到事变消息立即活动，当晚通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了惩罚张学良，并把调动指挥军队的权交给何应饮。何立即调兵遣将，大体就绪后便要求进兵讨伐西安。16日，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主战派着了先鞭，气焰嚣张。
主和的以孔祥熙和蒋夫人宋美龄为首。事变爆发，孔、宋在上海，13日晨赶回南京。他们先办了三件事：一是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二是派端纳去西安探明真情，试图营救蒋介石；三是使和平营救合法化。14日上午，由宋美龄建议，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名义召开一个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外交部长参加的高级会议，并决定在讨伐之前先着手和平营救蒋介石(11)。和平营救派后来居上，取得主动。宋美龄四处活动并对邓文仪说：“不宜坚持大军迅速围攻”，“操之过急，以致叛将迫害校长”。她要邓转告复兴社同仁，邓遵命(12)。她告诫空军人员，不要轰炸西安。宋美龄还去中央军校演讲，提到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即暗示何应钦有个人野心(13)。她在这方面的活动使一些不明真象或误以为进攻西安就可以救蒋介石的人醒悟过来，并使主战派不能不有所顾忌，“何敬之(何应钦之别号)只好噤口不宫，戴、居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14)。
有利形势逐步转向主和派的根本原因是主和的占多数，力量是强大的。在国民党领导层和国民政府中，除蒋、宋，孔、陈四家外，李烈钧、冯玉祥、孙科、张群、宋庆龄、何香凝等等都是。在主战派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一直坚持和平营救主张。孔祥熙等回到南京，主和的人自然要聚集在他们的周围。非蒋介石嫡系的各省军政大员，绝大多数主张先营救蒋介石，亦即要和平解决事变，有的明确提出反对新的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解决的要求愈是明确。以冀察的宋哲元为例：事变后，宋是深得蒋介石嘉许的(15)。12月14日，宋电复孔祥熙、何应钦“应请中央迅速戡定变乱，营救委座，贯彻剿匪主张，以维国本。”到12月23日，宋与韩复榘联名发出漾电，中有：“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解决办法是“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16)。和平解决的要求是明确的，而且要由中央和地方，也包括西安方面共同协商解决。
打仗要靠军人，中央军的将领们绝大多数盼和平营救。14日，以刘峙、顾祝同领衔的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中有：“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以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中心是在营救而不是大打出手。刘、顾二人是下讨伐令后分别为东、西路集团军的总司令，顾一直在南京高门楼孔公馆筹划营救事宜。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宠将，他率领的第一军也是西路的主力。戴笠几乎每天与他通报，“救校长要救活的”(17)。热衷于打的只是桂永清，曾率教导总队主动进攻，大败而回。这是西安事变中唯一的一次大仗。
大多数人深知扩大内战将招致日本加速入侵，而蒋介石的安全与国内和平团结是不可分割的。宋美龄曾写道：“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18)宋美龄到西安劝蒋介石说，全国民众关怀他的安危是从国家前途出发的，既要从民族国家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19)。宋美龄的看法代表了国民党朝野有识之土的意见。国际上，英、美是支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他们帮助孔、宋稳定金融，支持端纳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并由驻华使节正式向孔祥熙提出他们愿居间调停。苏联也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全国团结抗日。日本希望国民党火并，好从中取利，但害怕我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国内、国际要求和平解决的力量十分强大，加之孔、宋运用得当，终于使讨伐派步步退却。
戴季陶是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的重要人物，他的进退耐人寻味。12日夜间，在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上，和战两派的主张讨论至深夜仍相持不下，戴季陶慷慨陈词，迫使会议迅速作出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等决定(20)。13日，孔祥熙回京召集中常委和中政委开会，会上戴季陶说：“这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说完，向孔作揖而退(21)。这实是示孔无商量余地。到了14日，孔祥熙召开了前述高级会议，在会议休息时，戴季陶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据黄绍竑回忆，戴同意先和平营救，无效，再讨伐(22)。
何应钦是讨伐的主帅。12日，在中常会和中政会开会之前，先在家中设立临时讨伐西安的办事处。到15日，部署就绪，就要国府明令讨伐张学良。与此同时，他又给张、杨发出删电，中有：“仍盼即日护送委座南来，或于雪轩、铭三、俊如诸兄中即日先请一二人来京，并由兄派一二负责人同来，将兄等真情详告，俾便商洽如何?盼复!”(23)何应钦不敢关死谈判之门，也留了后路。还借口政府不能与叛变者谈判，不让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提出以私人身分去，19日，何应钦与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在孔公馆商定，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往西安营救蒋介石，并对停止轰炸期限展至22日。何应钦同意宋子文去西安，反映了主和力量的强大，否则他可以阻拦。如事变之初，他拦阻宋庆龄、何香凝去西安，轻而易举。21日，宋子文由西安回南京，何应钦、陈布雷、马超俊等20余人去明故宫机场迎接。这意味着宋子文此行已超越私人访问的范围。22日，宋氏兄妹去西安谈判，得到代行政院长孔祥熙的首肯，这当然不是私人之间的事，正说明讨伐派在全盘退却。
总之，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始终是十分明确的。而南京方面主和的主张经过内部斗争，终于成为主导，并由最适合说服蒋介石的宋氏兄妹担此大任，从而达成协议，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够认清形势，顺从人民的公意，同意了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没有作出承诺吗?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没有应允任何承诺。其论据是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蒋介石飞离西安前对杨虎城作了六项承诺，与毛泽东在27日发表的《关于蒋介石声明之声明》一文中所举蒋介石六项承诺内容有出入。
我们用当时谈判的情况来作说明。
12月22日，宋氏兄妹与蒋鼎文到西安。蒋介石同意由宋氏兄妹出面谈判，并暗示了谈判条件。当天，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事宜。西安方面要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同意。宋提出由他们兄妹为代表，商定的条件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表示同意。
23日上午，在张学良公馆内张所住的二楼谈判。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4人出席，记录应德田。下午及24日上午继续谈判。24日上午，宋美龄参加，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1.由孔祥熙、宋子文负责组织行政院，肃清亲日派。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2．不召开国民大会，开放政权，召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3.中央军全部撤出西北。4.蒋回京释放爱国七领袖， 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5．宋子文、宋美龄担保停止剿共，经张学良手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6、联苏并与英、美、法联络。只有一个问题，即宋氏兄妹要求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即刻回南京。张学良同意，杨虎城、周恩来表示再考虑(24)。
改组国民党一事原来没有，是蒋介石提出来的。24日，周恩来、博古用电报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介石这天把他的意见告诉了张学良，即上述6条，中有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等等(25)。
所以说西安事变经宋氏兄妹与西安三方面谈判达成协议，并经蒋介石同意。因为它是口头协议，各方面引用时，文字表述不完全一样。至于有些未曾亲历、亲闻这一件事而弄错协议内容的，那该是文责自负，不足为否定协议存在的依据。
在蒋介石刚回南京以后，双方往来的某些函电中也反映出蒋介石在西安是有承诺的。如：1936年12月27日，杨虎城致蒋介石感电称：“凡所主张，均邀采纳，此实国家民族前途无疆之庥。虎城愿束身司败，听候惩处。”(26)当天，蒋即复杨沁电：“感电诵悉。雨岩诸兄已动身来京，其他留京侍从人员，并请转嘱早回为盼。”(27)这里，杨虎城说蒋介石在西安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蒋对此既没有批驳也没有否认。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杨虎城信说：“委座另嘱彼决不辜负我等，亦必能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张学良说蒋介石答应实现他们的请求，足见蒋介石是有承诺的。此外，在1937年1月5日，毛泽东电周恩来，中有“蒋、宋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如果没有协定，蒋、宋又何必责备中共呢?电文中所指的“宣布西安协定”，就是毛泽东在前述文章中所述的蒋介石的六项承诺。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
以后，蒋介石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他没有遵守协议，特别是对张、杨实行报复，背信弃义，食言而肥。
①转引自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938页。
③1936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
④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1949年6月)。
⑤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
⑦陈公博：《苦笑录》第228页。
⑧季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
⑨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⑩见《西安事变简史》第79页。
(11)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断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
(12)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的命运》，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2、3期。
(1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14)陈公博：《苦笑录》第250页。
(15)(16)《西安事变史料》(台湾版)。
(17)文强等：《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18)(19)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0)陈公博：《苦笑录》。
(21)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片断》。
(22)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断回忆》。
(23)陈调元字雪轩，蒋鼎文字铭三，卫立煌字俊如。
(2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3页。
(25)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6期。
(26)(27)《西安事变史料》(台湾版)。司败，古刑官名。《左传》：“子西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