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探
侯雄飞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笔者认为，必须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索。
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
张、杨二将军发动事变，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领导全民抗日。他们实行“兵谏”，是迫使蒋介石接受建议的一种方式。正如张学良所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①。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张、杨是不会杀掉蒋介石的。在事变的部署中，张学良严令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九，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张、杨得知蒋介石失踪时，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此外，张学良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孔祥熙等，示意他们协助调解事变，孔祥熙对张电也是作这样的理解：“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②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诸公关切邦国，尤负金融界之众望，希力予维持，并转向金融界同人详切说明此间之举动，决无肇启纠纷之意，务使安定照常。”③宋子文接张电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④事变发生后，张、杨还多次电邀南京政府派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事变。与此同时，他们也先后致电各地方实力派，请他们共同协商政治解决事变。
尽管蒋介石已成为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以部下礼节，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盼其纳谏。因此，蒋在17日给何应钦的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手谕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进展。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6日清晨，张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已将此间委员会说服。原订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12月19日张学良在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中也说：“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还不能责怪我们。我们在星期一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⑤。电文中的星期一即12月14日，这说明，在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已经形成了放蒋的决定。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坚持其领袖尊严，火气频发，张、杨根本无法与其平心静气地谈判，形成了张、杨与蒋介石之间的僵持局面。为打破僵局，张学良在16日晚请端纳电邀宋子文等来西安协助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的方案。宋美龄在她的回忆中说：“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宋子文、顾祝同入陕，于是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之佐证。”20日宋子文了解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后，22日与宋美龄再飞西安。张学良请宋子文等来西安谈判，是争取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措施。
谈判基本成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很快传出。24日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宋子文，表示只有蒋做了中央军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和在条款上签字这三项保证之后，始得释放。有些人甚至主张，干脆先把蒋介石干掉!很明显，势态十分严重，如果再延长放蒋时间，不仅在西安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南京方面停止进攻的时限已到，于西安方面也是不利的。在此紧急关头，张学良果断地决定立即放蒋，并说服了杨虎城将军，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张学良不仅决定立即放蒋，而且还亲自送蒋回南京。对此，很多人持否定态度。从当时势态看，张亲自送蒋，对张个人来说，确实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和平解决的。他亲自送蒋，一则表示他真心拥护蒋介石，以证明他们发动事变的动机；二则可以抵住何应钦等讨伐西安的借口；三则会得到全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同情，这对于蒋介石企图以事变为由对西安实行武力报复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当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时，张学良不计较个人身处逆境，本着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肠，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劝解，使可能爆发的战争得以制止。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的信中说：“盼儿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及民之处，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⑥杨虎城接受张学良的劝告，于1月9日派员到洛阳向顾祝同表示，对蒋介石“有计划之抗日均表赞同，对中央无抵抗意念”⑦，从而缓和了前线的紧张局势。16日杨虎城、于学忠通电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杨、于通电促进了放蒋后和平的实现。
杨、于通电后，在东北军内部，少壮派主战情绪高昂，并在1月29日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反对何柱国无条件撤兵的主张，作出了在张学良未回西安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形势十分紧迫。1月31日晚，杨虎城在王以哲家中主持召开了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参加的三方最高会议，作出了和谈签字的决策，并立即派代表到潼关继续谈判。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安，事变基本上得到了和平解决。
上述事实表明，张、杨二将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体作用。
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虽然成为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变之初，蒋不相信张、杨的真实用心，确实有抱定一死之念头，并拒绝更换住地。端纳到达西安后，向他说明了张、杨并无害他之意，才同意变更住地。15日宋美龄告诉端纳，南京“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往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端纳“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⑧。端纳到达西安后向蒋转达了宋美龄的口信，这使蒋介石联想到宋美龄14日信中“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这句话的含义，从而开始省悟到对他的生命威胁来自南京的多于西安，因此蒋介石才改变了以死来对抗事变的态度。17日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张的要求，派蒋鼎文持手谕令南京停止轰炸，并要蒋鼎文示意“各方镇静，停止谩骂”，表示“中国不应再有无意识之内战”⑨，从而暂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进攻，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后，在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下，与张、杨等就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了一天半的谈判，并达成了协议。12月25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结果时说：“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电报最后说：“蒋临行时对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⑩从这些电文可以看出，蒋介石确实是在有一定反省之后，才做出这种许诺。《红色中华》报也作了如下评论说：“蒋介石之反省而被释放，正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与全国爱国将士与人民共同努力于停止内战所致”，“蒋介石毅然接受西安方面之抗日救国要求，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继续与蒋合作，均是为大局着想的勇敢的行为”(11)。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反省，没有他的同意，和谈难以进行；没有他对上述条件的允许和保证，张、杨的主张就不能实现。尽管蒋是为形势所迫并为其切身利益着想，但所达到的客观效果，却是有利于和平解决事变的。
蒋介石被释放，这是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第一步。最后实现和平，还需要蒋介石本人“言必信，行必果”，不对西安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进攻。在蒋介石回南京的第3天，国民党中政会即召开会议，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讨逆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函国民政府查照。”(12)同一天，国民政府也颁发了结束讨逆军事，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及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13)。1937年1月1日，蒋介石还召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人举行会议，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14)蒋介石虽然未放弃军事手段，但并不是要重新发动内战。
张学良被扣留南京后，双方对峙，形势十分危险。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15)1月10日蒋介石又致电刘峙和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之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核定为要。”(16)2月15日，蒋介石还致电于学忠、胡宗南、勉其和衷共济，共同奋勉，“期待西北迅速恢复常态，俾得早免咎戾”(17)。从这些电函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也是在尽量避免内战的爆发。
对于军队调遣问题，蒋介石对杨虎城的要求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保留地予以解决。2月7日，蒋致函张学良，商讨关于处理陕西后事初步办法，决定：“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切商办法。”(18)蒋的这个决定早于杨虎城在1月9日向顾祝同提出城内驻兵的要求。为了防止在撤兵时发生冲突，引起内战，1月24日蒋介石致电刘峙、顾祝同，议定撤兵办法要点。电文说：“自商定办法之日起，至我军进到西安与宝鸡之日止，每日该方军队之行动与我军之行动，皆由双方派负责人员视察，以免误会与延缓”，对蓝田、商县之杨部“不必逼其撤退”；即使商蓝方面的共军暂时不撤，“亦不必强逼，惟须就近我军切实监视”(19)。
蒋介石为防止在中央军进驻西安时与杨虎城部之间发生冲突，电示刘峙和顾祝同严束部队，加强军纪，“对杨应先以诚意待之，入西安部队应慎选其纪律优良与防御力较强者为最要，对虎城及所部官兵应以和爱示之，严令入城各官兵勿得稍带骄横恶习”，“对人民尤应爱护”(20)。宋子文在西安谈判时曾同意由南京中央负责西安方面的经费。蒋介石回南京后虽未全数付给，但还是给了相当数目，并指示孔祥熙予以实行。孔在2月1日的电文中说：“西安军事善后费目，在京据敬之兄称，先拨—个月经费173万元，当已照发。”(21)2月8日孔又致电蒋：“查西安善后特别费180万元已照数汇交军需署具领转发矣。”(22)
蒋介石被释放后，对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改变与否，是判定蒋是否真有反省之意和实行诺言的主要标志。蒋回南京后，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同时，蒋介石还同意发给红军军费，实现在西安时所答应的经济上“可经张手接济”的诺言。1月31日顾祝同报告蒋介石：“共产党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指示：“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蒋介石还在政治上准备与共产党谈判。1月7日他派张冲与周恩来谈判。蒋在2月8日致顾祝同电中说：“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23)2月10日中共中央就此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条要求和四项保证。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蒋介石也有较大的松动。在2月6日顾祝同电中说：“当西安事变前，本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24)这明显表示出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对共产党的宽大行为有所感动和反省。
蒋介石对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采纳与否，是他能否实行自己的保证和使事变和平解决的又一关键。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提出对内“和平统一”之口号，并确立“经济建设之方针”，对外则明言“国际关系自当循国际和平之路线，力保友谊之增进”，对日本之关系，如“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抗战”字样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最高决议中，它是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的标志。《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国民党之三中全会比之于十年来国民党召集一切全会均为重要，盖三中全会指出了国民党政策转变的趋向。”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5)由于三中全会的转向，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要坚持拥蒋抗日路线”，“向各反蒋派建议停止反蒋政策”。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蒋介石确实在一步一步地反省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的诺言。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26)当然，必须说明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事变的作用是被迫产生的，是在经过切肤之痛、生命之危以后反省而产生的；他的有些作用又是经张、杨二将军作出了最大牺牲之后而产生效果的，也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牵制有很大关系。还必须指出，蒋介石对自己在西安所作的保证，并未全部实行。他对张学良实行了背信弃义的报复；对红军的“围剿”也只在陕北停止了，而在江西等地还在继续进行；他通过甲乙两个方案的引诱和从东北军内部分化，破坏了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他否认了在西安与张、杨和共产党达成的“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协议。然而，从全局和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内战没有爆发，中国人没有因此而再自相残杀，这无疑是进步的。
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首先向中共电告事变消息，并电请中共速派代表前往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由于蒋介石十年来坚持剿共内战的政策，欠下了共产党无数血债，从感情上来说，要审蒋和杀蒋是很自然的。中共中央经过冷静、严肃地分析，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事变是为了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要求；接着对事变发展前途作了内战和和平两种估计。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和平的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于15日通电南京政府，19日又通电全国，对张、杨行动从道义上首先给予支持。但是怎样和平解决事变，什么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核心，则是在中共代表抵达西安，与各方深入接触后才有了明确的认识。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抵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张首先向中共代表叙述了蒋被扣以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并指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是符合逼蒋抗日方针的。周恩来对张学良的主张表示同意，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指出事变的性质和在目前存在着的两种前途，表示中共为了实现全民抗日的前途，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听后，表示心悦诚服，并对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深为敬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等又与杨虎城将军进行了会谈，同样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中共代表的到达，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这是他们在事变后，首先得到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中，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态度并不一致。许多感情冲动的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这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是不利的。中共代表到西安后，立即开展统一内部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中共代表做少壮派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
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给张、杨以有效协助，而且在军事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使和谈达到满意的效果，必须以军事作为后盾。叶剑英专门协助张、杨布置军事。在中共代表离开保安的同时，中共中央即派彭德怀率红军进入甘泉至淳化、三原一带，18日进驻延安，这样便可南下渭北支援东北军。中共中央在19日《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同情西安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要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发动。”(27)
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和张、杨一道参与同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使谈判获得成功。24日晚，周恩来又与蒋介石会谈。中共在此次事变中，对蒋介石十年来欠下人民的血债，不但没有进行惩罚，反而力主和平解决事变。这种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义的行为，不能不使蒋有所感动，开始反省，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至此，在中共的协助下，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一步得到实现。
蒋介石被释后，为了使南京和西安方面不再因事变发生内战，以及西安内部不自相残杀，使事变和平解决彻底实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当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空气顿时高涨。为了使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中共中央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军、十七路军准备防御，并且劝两军将领冷静对待，千万不可首先发动战争，希望他们为了民族利益委曲求全。在1月27日的抗日同志会负责人会议上，中共代表表示先撤兵，而后设法营救张学良。周恩来说：“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在决定战争与和平关键性的王宅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了杨虎城、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提出的与南京方面和平的主张，并作出了退兵的决定，为避免内战爆发打下了基础。在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二·二”事件后，缪流、刘多荃决定回兵包围西安，消灭主战派。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来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调解东北军内部冲突，把制造“二·二”事件的主要人物转移到红军中去，从而使一场即将爆发的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巩固。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对事变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
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政府陷入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事变当晚，国民党中央在南京的军政要人开会讨论对事变的处置问题。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达3小时之久。会议最后决定：“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应钦调遣”，“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持一切”。这样，孔祥熙就成了南京方面负全权责任的主要人物。
孔祥熙在13日下午国民党中常委会和政治会议上，着重谈了对西安事变应采取的对策，力主“和平解决”，并与何应钦、戴季陶展开了激烈争论。(28)为了稳定局势，孔以代行政院长的身分，首先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地方实力派致电安抚。事变当天，张、杨除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外，又分别致电孔祥熙等人。孔认为张是示以和谈之机，于是立即做张、杨故交及同情者的工作，促其“出而斡旋”。13日他分别致电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等，希望他们派员或去电“婉劝汉卿，使之觉悟泯大难以俄顷”。为了缓和西安与蒋的僵持局面，他曾电阎锡山出面接蒋归晋，以阎作中间人来进行谈判。必须指出，孔祥熙做这些工作要达到和平解决的动机是不同于张、杨的。他是想用“四方舆论之压力”，“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或可以收兵不血刃即迅速敉平之效果”(29)。尽管如此，孔祥熙的行为比起何应钦等讨伐派，客观上是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的。
宋美龄对南京诸人在未明事实之前，即决定处罚张学良和派军进攻西安表示反对，“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30)。为了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与孔祥熙等主和派多次向南京诸要人恳切陈述，希望在未得到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各自检束忍耐，勿使和平绝望”。由于主战派对宋美龄的劝解不以为然，因此她决定立即飞西安，以表示其坚决之态度。她斥责主张军事进攻的人实想炸死蒋介石而代之，这就使何应钦等人不敢执行讨伐西安的计划，对主战派的行为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
在与主战派斗争的同时，为了探清蒋在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真实用意，宋美龄立即请端纳到西安。14日端纳于西安电告宋：“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并说张学良无害蒋之意。端纳之行，为和平解决事变带来了希望，更加坚定了宋美龄等主和派的主张。宋美龄一方面与主战派周旋，另一方面将南京主战派的意图及她在南京的处境等真实情况告知蒋介石，促使蒋介石对南京方面的警觉。在端纳第一次飞西安时，她请端纳携一函致蒋介石。当蒋介石看到最后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后，不禁泪下(31)。15日晚宋美龄又电告端纳：“请以目前余所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阻止战争之经过。”(32)端纳受宋之重托，当日下午再飞西安，向蒋转告了宋美龄之意图，使蒋介石进一步了解了南京方面的内幕。这对蒋接受张学良要求于17日下停战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制止了讨伐派的军事进攻。
20日宋子文飞西安，西安形势转和缓。22日宋子文与宋美龄再飞西安，使和平解决的步伐大大加快。宋美龄到西安后，即对蒋介石进行劝解说：“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33)很明显，这是希望蒋介石作出让步，考虑张、杨的主张。蒋介石在宋子文、宋美龄的劝解下，同意宋子文与西安方面谈判。24日又委宋美龄参与谈判，两宋对西安三方面所提出的条件，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25日蒋被释放，和平解决事变得以初步实现。
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事变爆发后，孔祥熙之所以电示各实力派，进行安抚，促其表态拥护中央，一是怕引起内乱，二是怕这些力量倒向张、杨而增强对抗力量，使南京方面处于劣势，削弱其统治。何应钦等讨伐派也意识到“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张、杨之同题人”。
张学良扣蒋介石之后，立即分别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力地响应和具体地支持。四川毗邻陕西，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四川，刘湘对蒋之被拘表示高兴，派密使到西安支持张、杨，并保证以四川为其后方。经南京方面催促，刘湘才于15日发一通电，名义上表示拥护南京，但又提出要南京在营救蒋介石时考虑“如何集中国力，如何保持领土主权”等问题。16日南京决定组织“讨逆军”讨伐西安后，刘湘即于19日致电何应钦、孔祥熙等人，转述他给张学良的电报，希望张尽快放蒋回南京，同时肯定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衷，“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事业，以求我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国亡”，主张“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并说：“对中央诸公及各省军政同人亦贡此词。”(34)在蒋介石回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军向西推进，杨虎城通电表示抗议，内战可能爆发时，刘湘又与广西李、白联名于1月17日通电，要求制止冲突。
事变发生后，广西最初反应谨慎，派人口头答复孔祥熙关于全国团结问题，表示应该支持中央政策，但建议和平解决事变。16日，南京决定成立“讨逆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讨伐西安，李、白即于当夜通电全国反对内战，要求“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战线”，“广西一部北上援绥”(35)。李、白通电对何应钦是一次打击，对张学良则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北平和山东方面，宋哲元仍对张表示好意，如向东北军在北平的眷属每家分送两袋面粉。宋还与韩复榘联系，并于23日联名通电提出解决事变三原则：第一如何保护领袖安全；第二如何维护国家命脉；第三如何避免人民途炭。他们主张对事变“以求政治妥善解决”，要求“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国民政府组织“讨逆军”时，李济深于18日通电南京：“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者，屡陈不纳，迫以兵谏，绝不宜以叛逆目之，而政府遂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用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务望顾全大局，收回成命。”(36)
由此可见，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和向背，对事变和平解决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强大的国民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社会各界舆论不仅对张、杨解决事变，而且对南京当局以及其它政治力量对事变的态度和主张，都起着制约作用。
12日，全国救国会代表团等18个团体联合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张、杨的主张。13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30余个团体通电，宣传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支持他们的正义主张。北平学联还组织了近万名学生游行示威，支持张、杨的行动，反对要求讨伐张、杨的新学联。青岛10万纱厂工人得知事变消息后，派代表于21日到达西安，对张、杨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上述这些电报、宣言和行动不仅坚定了张、杨实现八项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也扩大了张、杨正义之举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且对那些诬蔑张、杨，拥护南京讨伐西安的舆论，予以有力的回击。
在各界舆论中，上海救国会的宣言、呼吁尤为突出。15日，该会发表紧急宣言，指出“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只是其方式欠妥。宣言表示：“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对于陕事能得迅速和平解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张。”16日，救国会又致电国民政府：“当兹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战均是消耗国内力量、授敌以可乘之机”，希望“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蒋介石回南京后，当西安与南京军事对峙处于紧张状态时，救国会即于1月12日致书蒋介石，要求蒋“首先应该联合赞成抗日救国的任何党派，尤其重要的是立刻停止和及时防止一切自耗国力的内战”。信中最后提醒蒋介石：“也只有这样做，一切不幸事变，才会不再发生；一切内战与纠纷，才得到根本的消除。”
事变发生后，许多人不明张、杨的意图，支持南京处置张、杨。这些反对、谴责和声讨张、杨的舆论，曾给张、杨带来一定压力，使张，杨进一步认识到和平解决事变责任十分重大，并决定以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些人。12月17日，张学良致电蒋梦麟说：“介公系国家安全，……累得介公俯顺舆情，立即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凡人言行不顾必致覆亡，公等听良之言，还乞察良之行。”从另一角度看，反对张、杨的社会舆论也使南京当局从中看出，这些社会团体和名流之所以反对张、杨，主要在于要求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蒋获释后再对西安讨伐，挑起内战，同样逃脱不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对事变褒贬毁誉并存的强大舆论声浪，从不同角度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国际反映对和平解决事变的间接作用
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英国政府在得知事变消息后，表示：“对此次事变，实引为莫大之遗憾，固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或将严重之影响。”因此，英国驻华使节首先提出调解的意愿。《字林西报》12月15日的社论指出：“在这个时刻还没有理由对西安事变抱绝望的观点。”这种宣传对主和派给予了支持。当蒋回南京后，该报又发表社论，对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张学良的爱国主义表示肯定：“张学良由于亲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对他的行动的任何判决，他已经表明这次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驱使。总之，他所做的坏事都是为了使国家进入更好地了解民众要求的局面。”对南京讨伐派准备轰炸西安的阴谋则给予了揭露，认为14天来“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来自搜捕者的更多”。这些评论不仅对刚刚被释放的蒋介石是一种提醒，对于讨伐派继续发动内战也起了抑制作用。美国大使于12月15日飞抵南京，立即会见了英国大使。他们联合向孔祥熙提出：“或许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英、美对孔、宋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给了一定的支持。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与苏联有一定的联系，曾于1936年9月派栗又文到新疆与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建立了联系。安说斯大林同意帮助张学良在平凉建立兵工厂。然而出乎张的意外，苏联对事变持否定态度。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有利于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消息报》也指责张学良“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苏联虽然指责张学良，但又坚决主张事变“迅速和平解决”。苏联的指责给张学良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很想从中共那里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处理事变的指示。12月17日晨张致毛泽东电：“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37)。13日晚党中央在保安从广播中收到了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对事变的评论。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通过以上七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他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当然，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不是相等的，它们之间是有主次、大小、主动与被动、直接与间接之分的。然而，支配这些力量转化为整体功能，控制着历史发展方向，则还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这就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十分尖锐，阶级矛盾和国内其他种种矛盾都必然让位于这个主要矛盾。以内战解决事变的企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最终被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所战胜。“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38)。西安事变以偶然性的形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成为结束十年内战的枢纽，民族内聚代替了民族内耗。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建立起来。
①《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②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94辑，第119页。
③《革命文献》第94辑，第75页。
④1936年12月15日南京《中央日报》。
⑤《一页历史的旧话》，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53页。
⑥⑦《革命文献》第95辑，第152、168页。
⑧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⑨《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办事处密电》第5号，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⑩《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
(11)1936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
(12)《革命文献》第95辑，第112页。
(13)《国民政府公报》第2241号。
(14)(15)(16)(17)(18)《革命文献》第95辑，第125、130—131、133、139、131页。
(19)(20)(21)(22)(23)《革命文献》第95辑，第145、146、147、154、188页。
(24)《革命文献》第95辑，第191页。
(25)《六大以来》(上)第825页。
(26)1937年4月29日《新中华报》。
(2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28)陈兴：《从有关冯玉祥档案中看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对策》，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
(29)《革命文献》第94辑，第121页。
(30)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42页。
(32)(33)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4)《革命文献》第94辑，第411页。
(35)1936年12月25日《西北文化日报》。
(36)1936年12月24日《桂林日报》。
(37)《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52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