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与和平解决问题
黄朝章
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偶然，它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中日民族矛盾在30年代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任务；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面前，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爱国人士的最大愿望，是全民族集中统一，团结抗日救亡。这两个基本因素对当时中国历史的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当时政界人物的浮沉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寇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这是当时任何人也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谁无视民族利益和违反民意，便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西安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和中国人民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尖锐化，1935年的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这一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亡国灭种的面前，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①。形势严峻，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在绥东开始了局部抗战；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中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即使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分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日矛盾“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也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②。当时共产党从有利于解决中日民族矛盾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毅然改变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充分反映了民意。对于在陕甘“剿共”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他们“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③。特别是东北军，“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东北”④。很明显，在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有一个集中统一救国救民的政府来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⑤。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却违背民意和民族利益，逮捕爱国进步人士，禁止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又亲临西安，强迫具有强烈抗日救亡思想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剿共”，促使这一矛盾更趋激化，张、杨在忍无可忍之下，才合力发动西安事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十年内战必将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所代替的3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历史交替时期。在这个交替时期的前夜，中国人民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不首先解决，就无法进一步去解决中日民族矛盾。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从有利于民族利益和顺从民意出发，力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尝试。西安事变是历史转折时期必然产生的历史事件，事变促进了历史的转折。这就清楚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亡的意志。事变后张学良曾说过：“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⑥。“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我们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委员长即刻来领导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⑦。杨虎城指出：“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⑧，是真正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地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执行了民意。而当时蒋介石最大的错误即在于无视中日民族矛盾，拒绝民意，才迫使张、杨发动“兵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质及其必然性
要正确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两个基本问题，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质及其必然性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暂时得到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不能仅视为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共产党的矛盾暂时得到解决的问题。因为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代表中国人民一方力图解决中国人民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尝试；而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是共产党和张、杨找到为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所能接受的、符合中国各阶层人民愿望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这一国内阶级矛盾暂时得到和平解决。很明显，用这一方式解决这一矛盾，不是共产党独自的意志和力量所能及的，而是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各种力量形成一个总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片面强调共产党的作用或张学良的作用，而应在研究这个总合力的基础上，去深入地具体地研究共产党、张杨、其他各爱国力量、苏联、共产国际以至蒋介石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各自所起的作用，这样就能更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历史。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部下及社会上一些人曾主张杀蒋，南京的亲日派乘机调动大批中央军进逼陕西、轰炸渭南，内战几乎一触即发；但旋即得到和平解决，似乎有其偶然性，其实，偶然性中带有必然性因素。由于和平解决具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经中共代表团协调各方，使必要性与可能性得以统一，终于成为必然性。
这种和平解决的必要性是建立在必须能更好地解决中日这一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的。正如共产党《八一宣言》所指出的：“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⑩中国人民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是全民族的最高愿望和最高利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利益，必须不计较历史的恩怨，彼此作出一定的让步，求得民族革命战线的形成，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必要性。
谈到可能性那也不难理解。民族矛盾的上升，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当时，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各爱国团体、爱国人士已经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并决心斗争到底。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他们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产党是民族利益最坚强的捍卫者，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已主动改变十年内战中的政策而提出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政策，“联蒋抗日”的可能性更是存在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事变的初衷，即在于停止内战，逼蒋联共抗日，别无他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也会意识到，只有全国联合抗日，才能救国复家，也没有拒绝和平解决的理由。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也存在着一定矛盾，并不完全甘心让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国民党内、军内的抗日情绪也在日益增长。在国际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也主张和平解决。最后，在能否和平解决这一问题上，最关键还是取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无共同的立场和愿望。而这种可能性同样也是存在的，因为“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1)。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和民意出发，在事变之前就极力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认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12)。事变发生后，又不计历史恩怨，迅速确定联蒋抗日的方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不和平解决事变联共抗日即违反民意，对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极为不利。其实也存在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13)。
正是由于上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之结合，才促使主张和平解决的各种力量凝聚为一个总合力，从而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历史的必然，舍此亦别无他法可解决当时的国内矛盾。李宗仁、白崇禧曾发动两广事件，企图武装反蒋孤蒋，结果为蒋氏所不容而失败。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曾妄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亦以张学良反对而未遂。南京何应钦军欲乘机倒蒋而自立，更为蒋氏集团及全民的反对而不得逞。托派分子极力怂恿杀蒋，阴谋制造内乱，终因违反民族利益和民意而破产。唯和平解决顺应民心、合乎历史潮流而成功。
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总合力作用的结果，所以单纯强调某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中某一方的作用大一些、小一些，多一些、少一些。但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要正确处理好国内矛盾，总合力的形成和作用仍然是最根本的。显然，张、杨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千古功臣。然而总合力运用得如此之好，矛盾如此正确地得以处理，确非其谋略所能及的。而共产党遵循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善于分析形势、矛盾和前途，并以其远大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很好地协调各方，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特别在关键时刻，它能从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发，对国民党、蒋介石作了较大的让步，同意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日，事变才顺利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才承认周恩来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谋主”。当然，蒋介石也作了一定让步，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开放救亡群众运动，释放政治犯等。很明显，作为矛盾另一方的蒋氏集团，如果无意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和作出一定的让步，则矛盾亦无法妥善解决。
最后，我觉得，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和平解决，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的主要动力，皆来自民意。历史表明，民意不可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族利益关系着民族的兴衰存亡，一切炎黄子孙应责无旁贷地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积极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使中华民族能迅速地以东方巨龙之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民族团结的核心，两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换来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和最后胜利；努力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以振兴中华，是国共两党的重大责任，彼此都应为之努力奋斗。
①③《六大以来》(上)第727、792页。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32—233页。
④斯诺：《西行漫记》第355—356页。
⑤斯诺：《西行漫记》第356页。
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1936年12月19日西安《解放日报》。
⑦《张学良广播词》，载1936年12月14日西安《解放日报》。
⑧《杨虎城广播词》，载1926年12月15日西安《解放日报》。
⑨《杨虎城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⑩《六大以来》(上)第679页。
(11)(12)《六大以来》(上)第777页，778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9页。
(作者单位：西安地质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