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必然
陈贵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发动的“兵谏”震惊中外，反响强烈。南京何应钦派遣“讨伐军”集结潼关，轰炸渭南，孔宋家族力主营救蒋介石，共产党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复杂紧张的局面。然而奇迹出现了，仅半月内，事变即告和平解决。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历史的必然，本文试就此问题谈点看法。
中国共产党对蒋氏政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关于日本强占满洲的决议》，规定了以“下层统一战线”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任务①。翌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指出“不推翻国民党统治，就不能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②。
华北事变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共产国际“七大”确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改变当时“左”的政策准备了基本条件。中共中央于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和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科学地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只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这样在基本策略上，以统一战线取代了关门主义，完成了从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十年内战五年卖国，反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前者反蒋是以蒋作为主要敌人，并以此作为抗日的先决条件，是民族斗争服从阶级斗争；而后者，虽也为抗日而反蒋，但并无灭蒋之涵义，一二九运动和红军东征即是证明。这种以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策略是正确的。
随着形势发展和认识深化，中国共产党逐渐地在口号上以逼蒋抗日取代了抗日反蒋。在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估计到蒋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认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同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通电》指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红军愿意同一切进攻红军之国民党军队“实行停战议和”，“如执迷不悟，甘为卖国贼”，则必遭人民唾弃。《通电》对蒋是否具有抗日的可能未作出分析判断，相反，时隔不久却又在党内文件中两次出现了“抗日反蒋”和“卖国贼蒋介石”的提法。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蒋氏策略的转变，从五五回师通电起，只是进入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渡。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中表示，他不能反蒋，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蒋掌握全国政权，不联蒋无法抗日。通过他与中共内外劝逼，必能促蒋走上抗日道路。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计划，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意见不能不慎重考虑。同年春、夏，国民党政府在对日谈判中多次提出恢复东北、华北主权之要求，蒋亦亲自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为捍卫领土主权将作出“最后牺牲”。蒋对日态度的变化，构成了中共对之进一步转变政策的基础。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指出：“蒋介石不想搞统一战线，但必须造成这样的形势”，以便“迫使蒋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对再次调整对蒋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综合分析了上述情况变化，形成了“逼蒋抗日”的新概念。这主要体现在同年8月25日和9月1日先后发表的《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蒋氏政策的重大转变。
中共在形成和执行逼蒋抗日方针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从而使方针本身逐步完善。在政治上通过以苏区党政军各系统名义发表声明和通电，发动著名爱国人士和群众掀起救亡热潮，推动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氏联共抗日，造成迫使蒋氏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国形势。
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促进了红军和张、杨两部的抗日联合，使蒋“剿共”内战政策难以实现。事变发生后，《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是张、杨“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在军事上，对红军的行动作了极为重要的原则规定。193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一个党内指示中指出：国民党来打我们，我们被迫自卫，但这也是为了联合它，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同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一切红军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自卫手段”的命令。12月10日，即在山城堡红军击退胡宗南部进攻之后，蒋准备以260个团大举进攻苏区。及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毛泽东等红军将领仍再次致书蒋氏，要求“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了对蒋氏两次政策转变之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既定方针：通过发动全国特别是联合张、杨力量逼蒋抗日，实现联蒋抗日和全国抗日联合，以民族革命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中共对待一切抗日问题的指导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2月21日《致周恩来电》中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完整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停止“讨伐”、“剿共”，联合红军抗日，恢复蒋氏自由，举国一致对日。可见，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非事变发生后一时的想法和偶然的产物，而是既定方针在西安事变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必然结果。应张学良之请，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2月17日抵西安。周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就事变的性质、发展前途、具体解决方针及军事防御部署等问题交换意见，取得了有条件地放蒋、和平解决事变的一致意见。随后又向抵陕的宋子文、宋美龄阐明了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希望他们说服蒋改变误国政策。蒋宋迅速作出反应，决定由宋代表蒋参加谈判。至此，中共代表团为西安与南京方面通过谈判解决事变铺平了道路，使中共既定方针及“和平解决”方针之实现呈现了曙光。
张、杨对中国共产党和蒋氏政策的态度的飞跃
张、杨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和平解决事变方针是他们爱国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中共和蒋氏转变政策作出反映的必然结果。
张、杨都具有高度爱国的热忱，可是在一段时间内却蒙上了蒋氏“安内攘外”误国政策的阴影。张虽系军阀官僚家庭出身，但在青少年时代即已萌发了爱国之心。当蒋与日争夺东北时，他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以期用全国统一力量与日本侵略者抗衡。然事不遂愿，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被迫执行蒋“不抵抗”命令而丢失东北。热河沦陷后，他被解职出游西欧，使之陷入对日欲战不能，愧对东北父老的苦恼中。1934年1月回国后，受德意法西斯影响，主张拥蒋独裁，待蒋统一中国后再抗日。于是接受蒋任命，先后在鄂豫皖和陕甘对红军作战。但事与愿违，日益恶化的形势使他在思想上动摇了拥蒋剿共的政策。《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名存实亡，东北军在其第二故乡冀省已无立足之地，这使他认识到“……唯一出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于是决定驻冀“五十一军立即开赴西北，乘机把东北军全部集中在西北抗日”，表明开始抛开蒋的“不抵抗”政策，准备直接抗日了。东北军在陕甘“剿共”损失惨重，被歼近3个师，而蒋乘机将其中两个师的番号吊销。蒋氏和红军内外“夹攻”，使他异常震惊：“剿共”是东北军的死路!广大东北军认为“剿共”是“无期徒刑”，愈加厌恶内战，要求抗日，亦对他触动很大。这时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已在国内传播，毛泽东发表宣言：红军愿意和白军“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危亡”。上述种种因素的合力，促使张的政治思想发生飞跃。1935年11月下旬，张学良对部下说：“他(蒋)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要不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对敌，我想应该诤谏他……共产党主张抗日是对的。”为此他要求李杜、王以哲等注意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于是张初步确立了劝蒋联共抗日的意向。
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发表《杨虎城泣告全国书》：“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1933年春，日军进攻长城各口，杨面蒋请缨抗日，虽遭蒋冷遇，但仍在人员和武器上支援察绥抗日同盟军许权中部的爱国斗争。从1930年杨主持陕政起，蒋一直对杨进行压制和削弱，如撤杨陕西省主席职，挤出杨驻甘部队，对杨一部分化瓦解等，引起杨极大不满，但又不得不服从其领导。杨与中共既有过历史上的合作，又有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当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时，他在蒋的严令下，亦从维护切身利益出发，对红军作战，但三战三败，损失近3个旅。面对内忧外患，杨激愤地说道：“日本人已占领大片国土，可他(指蒋)还要剿共。剿共……”，“我们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③。同年11月，杨了解到《八一宣言》内容时，兴奋地说：“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为前提，联合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样，杨初步确立了“联共、反蒋、救国”的设想。
张、杨的思想转变，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蒋氏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此至1936年5月，张、杨首先分别与中共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为了配合劝蒋抗日，张、杨合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又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和学兵队。在张、杨支持下，西北抗日救国会等各种爱国团体先后成立，多次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周年游行示威，把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斗争推向新高潮。日益高涨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张、杨劝蒋联共抗日的深厚基础。
10月5日，毛泽东等致函张、杨，请将“迅速决策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条件”之意转达蒋介石。张不负重托，于10月22日蒋抵西安宣布“剿共”计划时，又一次向蒋进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难，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杨亦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下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蒋再次训斥张、杨“动摇”，声称士气问题由他来解决。蒋选定王曲军训团发表训话，重弹“安内攘外”老调，军官们以咳嗽声、跺脚声发泄不满。这表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不可能再与红军作战，联合抗日之势已无法逆转。
10月30日和12月3日，张学良两次赴洛阳面蒋，要求他联共抗日，释放爱国七君子，并允许东北军出兵援绥。蒋大发雷霆：“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并说：“革命就是抓七君子。”蒋还在洛阳军校“训话”：“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也是汉奸!”11月27日，张学良慨然向蒋递交请缨援绥书，请求“速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翌日，杨亦发表告民众书，呼吁共赴国难“御侮争存”。这样，张、杨同蒋矛盾无法化解，公开打出了抗日旗号与蒋内战政策相对抗。
12月4日，蒋再抵西安，下令约30个师之庞大兵力大举“剿共”，同时特意“关照”张、杨两部进攻红军，否则将分别调往闽、皖或豫(实际上是改编瓦解)，欲置之于死地。在此紧急关头，张、杨作最后之劝谏以至哭谏，但蒋声言他剿共政策至死不变。至此，劝谏道路已完全断绝，张、杨本身也已无退路，于是被迫采取断然措施：“兵谏”抗日，完成了从劝蒋联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张、杨在《双十二通电》中宣布：事变“对蒋介石作最后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以实现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他们还在向群众讲话和与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就可以放他回去，拥护他作全国抗日领袖”。这些主张的实质就是和平解决事变，有条件释蒋。事实表明，张、杨解决事变的主张，既是从他们逼蒋联共抗日战略意图中派生出来的，又是为其实现服务的，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谋而合。
西安事变为蒋氏转变政策创造了重要条件
蒋介石居然能够接受以张、杨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方针为内容的谈判条件，固然带有被迫的性质，但这毕竟是外部因素，其主要原因在于蒋氏内部因素及其对日本和中共政策的转变。
1931年7月23日，蒋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党政府以“不抵抗”政策纵容日军侵占东北；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承认日军对东北及热河的占领，出卖冀察两省主权；发动“剿共”战争，残杀革命根据地军民；实施反动法令，镇压国统区爱国军民的抗日运动，结果导致了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防力量的损伤。上述种种，事实上宣告了“安内攘外”误国政策的破产。
日本的贪婪侵略，从根本上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和国民党英美派的既得利益。因此，英美不能容忍日本独吞中国，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日；蒋介石对于日本要取消中国政府对华北的主权，也是不能接受的，加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促使他在华北事变后，逐渐地转变了对日本的政策。
1935年冬，国民党“五大”及其一中全会通过蒋的“救国建国”方针，蒋接替亲日派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翌年7月，蒋在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态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④。中日谈判中，南京代表反而提出了调整邦交之最正当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最低限度亦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等谈判条件。谈判虽未获结果，但却充分显示蒋对日态度的日渐强硬。华北事变后，蒋看到了中日一战势难避免，于是他视察了西南四省及陕西，拟定了一个外交、财经、军事等方面的三年备战计划。这就表明，华北事变后，蒋氏已逐渐走上了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场，这是他对日政策的重大转变。同时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对中共的政策。1935年秋，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蒋对苏联驻华大使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就抗日问题进行谈判。此后，蒋在继续“剿共”的同时，授意邓文仪(驻苏使馆武官)和宋子文等寻求渠道与中共秘密对话。邓和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联系，王遂决定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宋委派曾养甫，曾又委托谌小岑设法找到了在国内与中共联系的三条渠道，其中一条是通过宋庆龄派使者董健吾给陕北中共中央送信。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并在给南京方面回信中提出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黑，一致抗日；容许主力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等项条件。1936年5月，由陈立夫口述、谌小岑记录的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欢迎共产党方面的队伍参加对日作战；共产党方面的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⑤……11月初，陕北又收到曾养甫提出的谈判条件之来电：(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区政府继续存在；(三)共产党代表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接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可保留原有之组织和领导⑥。中共中央表示：“四条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但时过未几，潘与陈正式谈判时，国民党方面突然变卦。陈转达蒋的意见，共产党保留3000人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按才分配到南京政府服务。潘当即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谈判暂告停顿。
上述国共谈判过程表明，蒋对中共政策并无实质性变化，仅是他“剿共”兼溶共的灭共政策的花样翻新，同时使他陷入了剿共抗日与联共抗日的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蒋从其阶级本性出发，视中共为主要敌人，以中日矛盾服从国共矛盾，并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他“有把握消灭”“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的红军，因而顽固地坚持灭共抗日道路。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面前，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对中共暂时妥协，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走联共抗日道路。虽然剿共抗日和联共抗日互相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西安事变恰恰为这一转化创造了条件。
正当蒋介石沿着剿共抗日道路往前闯时，西安事变当头棒喝：此路不通!在事变逼迫下，在抗日救亡运动冲击，英、美、苏及国民党主和派促进，日本及主战派挑动内战等种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蒋接受了以张、杨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方针为内容的谈判条件，从而开始实现了向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蒋从先后抵陕的端纳(顾问)和宋氏兄妹那里了解到张、杨并无恶意，只要求团结抗日，又了解到南京(暗指何应钦)“戏中有戏”，遂改变对立态度，下令何应钦停止轰炸，并委派二宋代表他参加谈判。12月23、24两日，张、杨，周恩来和二宋，三边举行正式谈判。周提出了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六项条件。对此，南京方面表示基本接受。24日晚，周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和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25日下午，蒋一行飞离西安。至此，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中共、张杨、蒋氏三方都先后提出或转向了抗日的政策，这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和张杨、蒋氏为了抗日图存而寻找同盟军，都向对方实行化敌为友政策或产生化敌为友的内在因素，这也是必然的；而这些因素的结合，必将导致共同抗日的发展趋势，即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而这一历史必然性为尔后的三方面在和平解决事变上“不谋而合”，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等一系列历史事实所验证。
①《六大以来》(上)第153页。
②《六大以来》(上)第229页。
③1981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④《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417页。
⑤⑥《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作者单位：山西太原工业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