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在弦上 机不可失——西安事变为什么12月12日发动于西安
丁迪安
众所周知，列宁论述十月革命的发动时曾说，“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①。当时由于俄国临时政府的警觉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贼泄露起义计划，列宁不得不将原来的发动时间刻不容缓地提前至11月7日夜，从而包围冬宫，成功地逮捕了临时政府全部阁员。这类事实，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战略方针已定，行动实施必须根据具体条件、时间、地点，迅速作出成功的抉择，特别是要善于捕捉那种瞬息即逝的良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也是这样的著名行动史例。
张、杨两将军在被迫进攻、拦阻红军中，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剿共”近10年，由江西到陕北，上百万大军并没有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消灭掉，却强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日寇已进攻到邻省绥远的民族危机加深时刻继续“剿共”，而且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内战耗损了抗日军事力量；对红军和杂牌军来说，蒋介石意在一箭双雕。这对于有爱国思想的张、杨两将军，特别是有家仇和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将军，内心压力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后，在“打回老家去”，“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民意进一步感召下，张学良将军更坚定地认识到：再打内战只有利于日本；联共抗日，才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唯一生路。他于1936年6月22日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中国出路，唯有抗日”，公开表示了他的决心。按这样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行动下去，事变的发生就不是偶然的。
但是，蒋介石仍反其道而行之，继续驱使张、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0月22日，蒋飞西安，促张进攻陕北，并扬言要制裁那些“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的军人。29日，蒋借口洛阳“避寿”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包括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在内的30万中央军，沿平汉、陇海线集结于潼关以东；同时，扩大兰州、西安的机场，使之能容100架以上轰炸机；以吨计的炸弹，也陆续启运②。双方主张如同冰炭，蒋同张、杨的矛盾趋向激化。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到西安，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按踵而来。他只带少数随员、宪特，坐镇临潼，硬逼张、杨向陕北进兵。在临潼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企图用东边阎锡山，西边马鸿逵、马鸿宾和朱绍良，北边汤恩伯，南边张、杨，四面“围剿”陕北红军，自己断后。他向张、杨摊牌：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闽、皖。这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剿共”无出路，“调防”则势必拆散已形成的抗日“三位一体”。形势急转直下，斗争进入白热化，矛盾非解决不可了。
12月7日下午，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再三“苦谏”，希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蒋则严加训斥，说“我既定的计划，有人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日本不过是皮肤之患，共产党乃心腹之患，故必须灭共”。当晚，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苦谏”失败，唯“兵谏”而已。可见，“兵谏”的原则在12月8日已大致确定了。
为了探察蒋方动静，杨虎城于8日找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谈话中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向西北“剿共”形势。邵说，“我对于当前剿共局势感到忧虑”，“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不愿剿共，情绪非常不满，这样下去，可能演出如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对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不利”。杨即转告张学良，感到行动迫在眉睫，彼此相戒小心。
一二九周年这天，险象又生。西安学联联合“东救”、“西救”，发动西安学生、市民举行游行请愿示威。事前邀张学良作大会讲话。张说：“蒋委员长住在这里，我不便出面。若坚持游行，我虽有军队，也无法保护民众，学生吃亏将在眼前。”③竭力劝学生不要去临潼，意在避免打草惊蛇，而又忧心如焚，不便明言。但学生执意要去，行至途中，张学良果敢地挺身驱车追阻于十里铺，感情十分激动，向学生们许下保证：“在一周内用事实答复。”当天晚上，他带着学生要求最后一次向蒋“哭谏”，劝其接受学生要求，仍被蒋大骂一顿。张走后，蒋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④蒋介石准备换将了。
12月10日，蒋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且谓张学良若拒绝服从，东北军将由中央缴械，本人也将被撤职。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黑名单，一但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⑤。
12月11日下午6时，蒋介石召见张学良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黎天才，追查张为什么主张抗日而不剿共?有哪些共产党住在张公馆?高崇民为什么又潜入西安等。蒋对黎的回答十分不满意，予以严厉申斥。晚上，蒋邀请张、杨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杨留在西安招待来陕的南京军政大员。席间，蒋宣布了陈、蒋、卫三位总司令的任命⑥。就在这时，西安火车站上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列车正开驻咸阳。局势处于千钧一发。
蒋介石预定第二日——12日返回南京⑦，觉得这样硬干、快干、蛮干已如愿以偿了。但当晚就寝前，总觉放心不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他想叫钱大钧加强华清池的警戒，以防不测。但“时已达十时，余之寝时已到，且余心坦白，亦何必加以防范也”⑧。不管这说法如何，总之，蒋介石逼人太甚，心虚也罢，心疑也罢，似有微察也罢，他预定12日要回南京了。但无论蒋介石怎样机关算尽，也落后了一步，张、杨“兵谏”的时机已逼到最后一步，毫无选择余地了。机不可失，猛着先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2月12日凌晨4时，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终于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城内同时爆发了。这次事变立即震惊中外，成为中国由内战到抗日的历史转折点。
可以看出，假若张、杨有片刻拖延，不在12月12日凌晨发动事变，那么蒋介石就会在数小时后返回南京，事变就不可能在西安发生。第六次“围剿”令一旦颁发，张、杨二将军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张、杨将军能从抗日救亡大义出发，把握最佳时机，不能不令人惊叹。当然，事变是蒋介石违反民意自己逼出来的。正如斯诺所说：“这场惊险好戏的动机或政治背景，我们怎么说都行。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所选择的时机和执行经过，可谓是高明之极。”⑨这高明，正是它的必然性所致。
①《给中央委员的信》，载《列宁选集》第3卷，第30页。
②以上参阅斯诺《西行漫记》。
③宋黎：《难忘的一九三六年》。
④《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⑤参看斯诺《西行漫记》。
⑥张玉荪：《华清池之旅》，载《西安事变资料》下册(台湾版)。
⑦⑧《蒋总统秘录》第10册。
⑨斯诺：《西行漫记》。
(作者单位：西安师范专科学校)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