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西安事变
郑德荣 黄景芳 田克勤
五十年前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的决策者与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舍身为国的浩然正气，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共为争取张、杨共同抗日所作的艰巨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张、杨从奉行“剿共”内战政策到主张逼蒋联共抗日的变化；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代表周恩来等卓有成效的活动，对于稳定局势，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突然扣留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中共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为贯彻这一政策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却对张、杨，特别是对张学良由拥蒋“剿共”到逼蒋联共抗日的重大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杨决心联共抗日与蒋介石威逼张、杨“剿共”的尖锐矛盾，乃是西安事变发动的直接原因。
张学良由拥蒋救国思想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是他调到西北以后不久才逐渐发生变化的。这一思想上、行动上的重大转变，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1935年东北军“剿共”军事上的失败和蒋介石借机消除异己的政策，使他开始对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生怀疑。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到上海会见了抗日将军李杜，要李杜设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还会见了东北同乡、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他接受了李、杜的衷心劝告。这对于处在矛盾徘徊中的张学良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后，分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情况，决定对两军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除早在1933年就已到东北军秘密工作的刘澜波(刘非)外，1936年春又陆续派出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西安。与此同时，还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进行了抗日爱国教育。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过学习，表示愿意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1936年1月，高向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的信。这封信陈述了共产党爱国抗日方针，转达了红军对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期望和建议。张表示要和中共正式代表会晤。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正式代表李克农去洛川会谈。张对于这次会谈十分满意。这时经李杜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联系，刘鼎(后为中共驻张部代表)被派到东北军与张学良会见，对帮助张解决一些具体认识问题也起了一定作用。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即延安)举行秘密会谈，张提出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问题，周在揭露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后表示赞赏张的意见，并愿向中共中央转达。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也及时转告了张学良。延安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正式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电台联络、通商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进一步改善了双方的关系。不久，中共又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早已接受过革命影响。1935年10月，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派汪锋作为中共代表去杨部联络。毛泽东对汪说，杨虎城有民族气节，是爱国将领，要争取和团结他。汪带毛泽东给杨虎城、杜斌丞的信去杨部。汪锋和杨虎城会谈，诚恳地回答了杨提出的问题。不久，应杨之邀，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于1936年2月到达杨部。王、杨会谈，双方表示合作，并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准备抗日等项内容达成协议。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派王炳南回国到杨部工作，进—步坚定了杨的联共救国思想。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还多次写信给张、杨，及时把国共两党谈判情况和有关文件精神转告他们，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形势，解除疑虑，鼓励他们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至此，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在蒋介石逼迫张、杨企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仍坚持用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教育和帮助张、杨及其部队，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和反对蒋介石错误政策的勇气。
张学良、杨虎城力谏蒋介石放弃新的“剿共”计划，屡遭蒋氏拒绝。蒋不但不听张的苦苦劝谏，甚至“哭谏”，反而对张严加斥责，最后竟提出或者继续执行“剿共”命令，或者调离西北这样两个为张、杨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方案，向张、杨摊牌；并下令镇压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请愿学生，要求张、杨惩治部下。张、杨与蒋在联共抗日还是“剿共”内战问题上的矛盾已发展到“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的地步①。张、杨为实现其政治主张，不得已而发动了西安事变。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于张、杨实现发动“兵谏”的目的，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张、杨在扣蒋的当天虽然发表了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但是仍被南京政府及许多地方军政官员视为“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事变当夜，南京方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加推何应钦等6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委，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应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后，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要求“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并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对张、杨所部施行分化瓦解之策，孤立张、杨，并施加压力。这使当时力主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有“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之重围之中矣”②的感觉。南京政府的这些激烈措施，加剧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对立气氛，而阎锡山的背弃前盟，盛世才的反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的投靠南京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张、杨的情绪，给事变的妥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特别令张意想不到的是，不但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反被指为“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③。这是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④。蒋介石被扣后，与张、杨之间的对立情绪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一时无法对话。12月12日至14日，张曾多次去见蒋，蒋或闭口不言，或大声斥责，不容张分辩。由于何应钦等的阻挠，直至20日，宋子文才得以私人资格赴西安。同时，蒋介石被扣后，张、杨及其部下之间在对蒋的认识和处置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这样，在外有南京讨伐大军压境，内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又拒绝同张、杨对话的情况下，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实现逼蒋抗日的“兵谏”目的，并从而使蒋获释，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一关系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极为关注。事变当天，接到关于事变消息的电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指示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下党组织，推动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和全国军队抗日之罪，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立即召开抗日代表大会，并争取宋子文、孙科、孔祥熙等同情与谅解西安义举。同时为配合张、杨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刘少奇：“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众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并指示此电速转上海。同时，人民通讯社发表《北方共产党人谈话》，宣布“绝对反对内战”，提出：“只要南京彻底改正蒋委员长以往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和行动，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的代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一切对内对外救亡大计，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即实行抗战，此事解决甚易。”这里，已表明了中共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给南京方面的第一个公开电文。电报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接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借西安事变挑动内战的阴谋，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结果只能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最后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并再次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⑤。在这一文件中，虽然仍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纵观全文，可以看出，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反对造成新的内战的基本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
12月18日，中共中央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周恩来报告的新情况，考虑到南京政府内亲日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怂恿下企图挑起内战的严重情况及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即刻决定放弃“审蒋”要求，以便利用事变全力推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同时，又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只要国民党能实现张、杨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里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有条件放蒋的主张。在此基础上，19日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向全国正式阐明了自己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南京和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及解决目前政局之合理有效办法，希望南京方面立即决定国策。同时，中共中央还对党内发出指示，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确地估计了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途、避免内战爆发的前途的基本方针：即(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露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上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
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始终一贯的。即使在要求“审蒋”阶段，也是竭力反对一切内战，坚决主张事变和平解决，并提出应该特别注意保护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基于民族大义，坚持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立场和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策略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向，规定了实现和平解决前途的一整套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的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及事变的和平解决。
三
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方针，而且作为一方直接参加了西安与南京为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并最终促成了蒋介石毅然接受西安方面之抗日救国要求，促成了蒋介石被释放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即指示周恩来等与张、杨商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步骤。12月21日，又致电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的条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抗日。”⑥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张、杨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战、改组南京政府、联红抗日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个具体条件。对周恩来所提条件，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⑦。
24日，在宋子文向蒋报告了谈判情况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继续进行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在与宋氏兄妹谈判达成协议后，为进一步了解蒋介石态度，并使谈判达成协议后，结果得到蒋的明确承认，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方针。周恩来严正指出，当此民族危机之严重关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趋灭亡。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深感意外，当即向周恩来明确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⑧。至此，南京与西安之间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促成西安与南京之间达成协议、蒋介石获释上，而且表现在张送蒋回南京后缓和西安与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稳定西安内部局势，推动蒋介石实现其诺言，转变政策，实现西安事变的基本要求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来，经过三方会谈使蒋介石获释，如无节外生枝，西安事变已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南京后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致使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由于张学良被扣，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如何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主战”、“主和”两派。杨虎城对张匆忙放蒋事先无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张学良临时交给的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处境困难。这就使西安内部和与战之间的分歧更加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新的内战，使已经取得的和平成果付之东流。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初步和平成果，避免新的内战，进而实现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具有远见的措施，有力地指导了事变善后沿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厉斥责了蒋介石于26日发表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为了进一步逼迫蒋介石站到抗日战线上来，毛泽东在声明中把蒋介石在西安被迫接受的条件一一开列，公布在全国人民面前，让全国人民监督与逼迫蒋介石兑现。毛泽东还严肃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⑨毛泽东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真相的严重歪曲，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警觉，推动蒋介石的转变政策，起了重大作用。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发表通电，指出：“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⑩。通电再次深刻揭露了亲日派一面扣留张学良，一面向西安进攻，企图挑起空前之内战的阴谋，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和平局面。
与此同时，1月初，奉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与陈立夫等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措施。1月8日，周恩来在西安同来陕之国民党代表张冲进行接触，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及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10日，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他制止一切内战阴谋并改组政府，再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及对外抗战的基础上将全力助蒋。
中国共产党在呼吁南京当局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制止内战重新爆发的同时，还通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在西安极力斡旋，力主和平，竭力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团结，尽量把事变引向和平解决。1月初，为制止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两军将领共同研究了联合作战方案。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制造二二事件，刺杀了东北军主和的王以哲将军后，形势更为紧张，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主战派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不理解，甚至提出要对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实行“兵谏”。在情况极为复杂、时局动荡不安的险恶环境中，周恩来等坚定沉着，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耐心细致地对各方面作说服解释工作，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事变继续朝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正是由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逼蒋联共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南京、西安及其他方面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积极成果得以巩固，从而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发动，使西安事变真正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和关键。
①《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②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③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
④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⑤《六大以来》(上)第79页。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1页。
⑦《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页。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⑩《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