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佳方案的形成和实现——兼论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卓越贡献
王有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促成这次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本文仅就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略陈管见。
国内外的不同反响和不同的方案
西安事变震动世界，举世瞩目，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中心。他们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案。
国际方面：
第一种，阴谋扩大中国内战，趁火打劫。日本帝国主义对西安事变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挑起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张杨、共产党之间内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第二种，担心威胁自身在华利益，不主张事态扩大。英美帝国主义担心日本独占中国，怕中国内乱，南京政权落入亲日派之手，因而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第三种，防范日本侵犯，积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唯恐西安事变为日本所利用，为了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主张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对的；但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策划的，则是错误的。
国内方面：
国内对西安事变的反响亦是错综复杂的。国际上的矛盾反映到国民党内部，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不顾，以便取而代之。元老派戴季陶等亦主张讨伐。在他们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张学良职务，一面调遣大军逼迫潼关，一面电促汪精卫回国，以便组织亲日派政权。
亲英美派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急于救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亲自出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讲话，反对进攻西安；她与英籍顾问端纳商讨，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早日使蒋介石回南京的途径。
地方实力派根据自身利益，各有打算，各派代表来西安进行联络活动。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支持张、杨正义行动；山西的阎锡山玩弄两面派手法，并且奉孔祥熙之命，意欲将蒋介石从西安转移到山西，遭到张、杨拒绝；山东的韩复榘和北平宋哲元既同情张学良，又怕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两面应付态度。
捉蒋消息最初传到人民群众和红军部队中，人们理所当然地拍手称快，要求给蒋以应得处置。在西北地区，特别是保安和西安都有群众游行示威，要求罢蒋、审蒋和杀蒋，“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一呼百应。当时，就连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外国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听到捉蒋的消息后，也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跑到院里用中文高呼“打倒蒋介石”!
国内外所有这些不同的态度和方案，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对蒋介石如何处置上是放，是关，还是杀。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构成当时复杂的严重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西安事变以何种方式解决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是经过酝酿逐步形成的。
大体经过三步：
第一步，罢蒋和平解决阶段。捉蒋消息传来后，大家对蒋介石敌忾同仇，出于义愤，要求罢蒋、审蒋或杀蒋，是在情理之中，不只是张国焘一个人的意见。在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对蒋处置问题时，当时的意见是“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中共中央给北方局与南京政府的电报、《红色中华报》都提出同样要求。这一阶段时间较短。
第二步，保蒋安全和平解决阶段。中共中央经过多次反复研究讨论，12月19日发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性质，估计到事变发展的前途，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作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的论断。这时由于认识的逐步升华，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将国共两党之前嫌置之度外，要保蒋安全，明确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共赴国难!”①宏观决策基本上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16日发出的电报，因电码错误，完全译不出来，要求共产国际检查复发，于12月20日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来电。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也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从这一电文可以看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电之前，中共中央已基本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也不能丝毫没有影响。
第三步，放蒋和平解决阶段。通过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的实际活动，以及西安事变后整个形势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执行方案的态度更加坚定。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的电报指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意见：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②。在这六条中，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最后形成。
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贡献
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之后，为了促其实现，需要作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停工作。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团，正是肩负着这一使命，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时西安的形势异常复杂紧张。南京政府已于16日宣布“讨逆令”，明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挺进，直逼西安，并派大批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新的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南京方面还派遣大批特务涌入西安，刺探消息，造谣挑拨。西安的群众、各界人士，甚至共产党内一部分干部对释放蒋介石缺乏思想准备，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极左面目蛊惑人心，欺骗群众，煽动杀蒋；东北军少壮派和大部分十七路军都不赞成释放蒋介石，有的人认为释放蒋介石，无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使命，周恩来废寝忘食，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帮助张、杨做好善后工作，实现逼蒋抗日。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如何解决这次事变，达到逼蒋抗日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杨。总的来看，张、杨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但因事变发生很突然，事变前只限于少数人的秘密活动，事变后又忙于应付局面，还来不及细致、周密地考虑如何具体解决事变中出现的问题。张学良这时曾期待地说：“他(指周)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周恩来在与张、杨的会谈中首先指出，这次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蒋介石虽然被捉，但他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中的拿破仑；蒋介石是在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的情况下用军事手段把他捉起来的，蒋的实力还原封未动；基于这一点，事变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一个前途可使中国更好，另一个可使中国更坏。现在的时机最有可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兵谏”的目的达到，就可以把蒋介石释放回去。这样做，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交谈，张、杨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对逼蒋抗日的信念更坚定了。杨虎城对放蒋的顾虑打消了，他表示：“既然张副司令与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大家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条件，讨论对付“讨伐派”进攻的联合军事部署问题，一致同意答应保蒋安全，同时声明如南京进攻西安，则蒋的安全绝无保证。以此来牵制南京“讨伐派”。
周恩来还及时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及中下层军官做工作。除委托代表团其他成员去做这项工作外，周恩来还亲自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道理来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做好和平解决事变的思想准备。
其次，对各方面的人士做工作。首先是统一在西安工作的中共党员的思想认识。周恩来曾经在西京招待所亲自找这些党员谈心，要求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关头，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要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周恩来抓紧对西安的群众做工作。12月20日，原确定在民乐园召开大会，由群众和部队“公审”蒋介石。周恩来再三和群众团体商量，把大会内容改为反对亲日派示威大会。周恩来还邀请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说服大家继续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并逐一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并在这一场合试探性地提出了放蒋问题。周恩来特别注意宣传工作。对于事变后由郭维城等负责的西安《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周恩来亲自过问宣传要点；并邀请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驳斥亲日派和日本特务散布的“西安赤化了”、“出现红色恐怖”和“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等谣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排除干扰。
第三，争取宋子文接受和平条件，逼蒋抗日。宋氏兄妹系亲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有矛盾；从宋氏兄妹与蒋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南京政府所处地位看，他们都是极关重要的人物，争取他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重要意义。宋氏兄妹由于救蒋心切，也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的随员郭增恺作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向他们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提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希望宋子文说服蒋介石真心改变内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③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基本上同意这些条件，谈判进行比较顺利。经过两天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
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与蒋介石会见，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表示只要他生存一天，中国决不会发生反共内战；同意六项协议，并邀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和他谈判。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佳方案得以实现。放蒋回南京也是以这个方案为基础的。
周恩来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宏观决策，通过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促进各方面形成一个合力，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付出了心血。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谈到，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纽约时报》1945年2月28日登载的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和张学良都认为“实际是周恩来使蒋得以安全离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抗日战争。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中国各主要政党的胜利。“西安事变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叶剑英诗)，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
①②《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3、166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