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的形成与西安事变的爆发
张梅玲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在此方针指引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至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和平解决，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回顾西北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对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首先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用西北的局部联合推动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于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口号。
第一，实现西北的联合，从当时的形势发展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来说，至为必要和迫切。
首先，当时形势的特点是寇深祸亟而又敌强我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战胜工业基础雄厚而又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没有全民族的总动员，没有广泛联合起来的强大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因此，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便成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提和基础。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及爱国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同时，还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等可能争取的同盟军。中共中央对处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各派势力进行了分析。毛泽东指出：“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①纵观历史与现状，张、杨及其部队是能够首先争取的对象，联合了他们，就能影响其他各地实力派，团结抗战派，形成“逼蒋抗日”之势，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基础。因此，西北联合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
其次，当时中共中央及其率领的红军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实力损耗较大，立足未稳。蒋介石妄图趁机一举“歼灭”，急调胡宗南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围剿”。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共产党除进行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外，必须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化敌为友，以改变红军被围困的态势，变被动为主动。因而，西北联合又是中国共产党打破“围剿”的军事斗争的需要。
再次，当时陕甘根据地因“左”的错误的影响不甚巩固，中共和红军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扩大力量，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向抗日前沿阵地出击，而无后顾之忧；并且可打开国际通道，争取一定的国际支援，创建一个进行抗日斗争的战略基地。因此，西北联合，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立足西北、准备抗日的战略方针的需要。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一面积极谋求同张、杨合作，一面于1936年2月誓师东征，双管齐下，进行一场“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②的斗争。
第二，争取张、杨，实现西北大联合，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而且具有客观可能性和种种有利条件。
最根本的是，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从而促进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也促进了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转变。国难当头，“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转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③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使张学良与日本帝国主义结下了杀父之仇，也使他懂得了侵略者手段的毒辣与残忍。因而他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于同年底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政府。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不战而撤，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三千万同胞陷入亡国奴的悲惨境地。张学良集家仇与国难于一身，遭人唾骂。东北军官兵，家乡沦亡，亲人遭蹂躏，负背井离乡之苦难，渴望打回老家去。因此，张学良及东北军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刻骨仇恨，满怀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
杨虎城，出身农民，15岁时其父被官府处死，自幼心灵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他先后率众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北伐战争，一直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杨曾于1933年3月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求率部抵抗日本侵略，遭蒋冷遇。但他仍从人员、武器上支援抗日同盟军许权中部的爱国斗争。
上述情况表明，张、杨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响应。这是三方联合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政治基础。
其次，张、杨两军奉蒋介石之命在陕甘“剿共”，几乎连战皆败，为自身生存计，他们急于设法从内战泥淖中抽身而出，这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有了政治争取的可能性。
1935年，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奉命阻击从鄂豫皖突围至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半年左右，3个警备旅被歼。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东北军随之进入陕甘“剿共”，张原想趁机扩充实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然而事与愿违，将军麾下流亡他乡、满怀怨愤的东北军同自己的同胞厮杀，哪来的士气和斗志呢?因而也先后在甘泉劳山、榆林桥、直罗镇、黑水寺连战皆败，损失近3师之众，7名团长被俘或阵亡，两名师长丧生，大批部下向红军投诚，损失惨重。
张、杨两军屡受打击，群情怨愤。这使他们认识到：在民族存亡之秋，参与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内战实在是死路一条。杨虎城说：“若说内战，则难免‘—将功成万骨枯’之讥!”④何况他并未“功成”，就连遭惨败呢!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⑤因此，张、杨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改弦易辙，同意和红军停战议和。
第三，张、杨两军作为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及其嫡系矛盾重重。当民族敌人压境时，蒋仍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这是促使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又一重要因素。
1930年蒋、冯、阎大战期间，杨率部叛冯附蒋，但一直与蒋貌合神离。蒋为在西北立足，极力拉拢杨，委其主陕；杨一走马上任，蒋便采取“四面遏制，内部策动倒戈”的伎俩，限制、削弱杨部。杨则针锋相对，派兵驱逐川军，扩大地盘，暗中与反蒋势力联络。这使蒋如骨哽在喉，遂于1933年5月免去杨的省主席职。此后双方矛盾更加深化。
张学良虽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又有“副总司令”头衔，但无实权。东北失陷，张成为蒋的“替罪羊”，举国谴责；蒋一再许诺要“收复失地”，却极力压制东北军的抗日要求，断然拒绝派一兵一卒去抗日前线；蒋一再驱张“剿共”，使东北军由20余万人锐减为10多万人。当张提出“补齐编制”时，蒋却乘机撤其番号，减其军饷。这使张、杨终于看清了蒋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张说：“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逼上梁山，我们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⑥张、杨一再碰壁，便另寻出路，设法通过知心好友试探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第四，张、杨两军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特别是杨部，历史上就有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关系。这是新形势下争取与张、杨合作的又一有利条件。
1935年，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中国共产党在张、杨两军中加强了工作。在西安与十七路军中有以谢华、徐彬如等组成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进行抗日救亡运动⑦。东北军进驻陕甘后，地下党员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苗浡然等陆续被派往西安工作，后经中共西北局批准成立了以刘澜波为工委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进行抗日的组织宣传工作⑧。由于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影响，两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甚高，为三方合作创造了条件。
总之，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际，张、杨两军有联共抗日的政治、思想基础，再加上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感召，三方合作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
二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根据对张、杨及其部队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决定采取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条渠道，积极展开对两军的统战工作，力促“三位一体”联合局面早日形成。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便抓住有利时机，设法沟通与张、杨两军的联系，毛泽东在富县前总驻地亲自向曾在十七路军作过地下工作的汪锋交待任务，派他携其给杨虎城的亲笔信赴西安，向杨转达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联合抗日的主张，解除了杨部与红四方面军接触中形成的某些误会。杨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南汉宸自天津又介绍王世英到杨部联络。1936年初，汪锋、王世英一起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复命。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奉命回国，被派到杨部作统战工作。经过努力，至1936年5月，红军与十七路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定：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通情况，密切联系；互相支持，提供方便，共同为抗日作准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为驻杨部的代表。从此，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十七路军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红军愿与东北军首先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直接对日作战。为了表示诚意和搞好下层统战工作，对战场上被俘的东北军政治上给予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通过切身体会，认识到红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是真诚的，要求回去劝张学良联共抗日。1936年初，高福源被释放返回洛川，先后向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请缨抗日。经高往返斡旋，促成了洛川会谈。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会谈，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开展经济贸易等口头协议，相约于3月5日分别下令秘密实施。张学良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见面即一语双关地表明“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⑨，表示要讨论双方全面合作的问题。他除同意达成的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抗日救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进一步会谈。
4月9日，周恩来等抵肤施(延安)与张会谈。双方就合作抗日的重大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特别就对待蒋介石的方针、态度问题畅述己见。双方约定：张在里面劝，红军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还商讨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会谈中，周恩来对朋友坦诚率直的态度，对情况全面透彻的了解，对问题深刻精辟的分析以及不念旧怨，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品德，使张学良深受感动。这次会谈对促进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争取张、杨两军工作由周恩来总负责。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设立了联络机构，举办了训练班。经过统战政策训练，派出大批干部以红军代表身分到张、杨两军驻地向广大官兵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召开联欢会，演出抗日戏剧，启发抗日觉悟。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得到了两军广大官兵的拥护与支持。至此，三方在前线由敌人变成了友军。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统战工作的方针、口号、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明确了对同盟军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界限，并逐步采取“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指导张、杨两军的统战工作更顺利地发展。
张、杨两支不同体系的旧军队驻扎在一起，时有纠纷，加之蒋介石施展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惯伎，使其相互存在戒心。为了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及爱国人士高崇民、王菊人、车向忱等从中进行疏通调解，揭露了蒋的阴谋，消除了彼此的疑忌和隔阂，使他们坦诚相见，在联共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样，由于客观形势所迫，经过中国共产党分别争取、联络，三方共同努力，至1936年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停止内战，携手合作，在大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三
西北“三位—体”统一战线形成后，三方便利用各自的基础和条件，相互配合，共同为发动民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准备全民族抗战，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一，三方面互通情况，遇事互相协商，在联合抗日的目标下，密切合作，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坚强后盾。
1936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帮助下，在西安、富县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站、交通线，向苏区转送人员、物资，白区的大批干部、党员和爱国青年由此进入苏区。
根据洛川会谈的精神，红军主动撤除了对甘泉等地东北军的围困，恢复了洛川至延安的交通，开放了延安等地农村的集市，解决了东北军急需粮菜的供应。同时，苏区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依双方协议前往西安，由东北军帮助；在西安、上海、天津等地购买了红军急需的物资，由东北军用汽车运到洛川，然后转运到苏区。这年秋冬，张学良还供给红军10万元巨额抗日经费和过冬急需的部分棉衣，分别由叶剑英、刘向三转运陕北，解决了红军的急需。
1936年9月，叶剑英、汪锋等密赴西安，分别担任中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络任务和政治训练工作。他们曾就如何促使南京政府放弃“剿共”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何整顿改造东北军、十七路军，积极进行抗日准备等重大问题，与张、杨商谈。还将中共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在沪、宁秘密接触谈判的内容及进展情况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精神向张、杨作了通知，以协调三方的行动。这期间，叶剑英等把在西安获得的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地下党组织状况、南京政府及各地实力派的动向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与阎锡山谈判的内容等，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张、杨还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作出了对军队进行整顿的安排，加强了对部队的抗日教育、军事训练和纪律整顿。为培养抗日干部，联合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轮训抗日骨干；十七路军将步兵训练班改为训练大队，杨兼大队长；东北军中则成立了以平津爱国学生为主的“学兵队”；秘密建立了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两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积极予以配合，并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队伍。
“三位一体”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合作，不仅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困，使其苦心拼凑的“剿共”壁垒归于瓦解，为红军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共同逼蒋抗日作了准备，实际上成了张、杨赖以发动西安事变的后盾和支柱。可以说，没有“三位一体”，就不可能有西安事变。
第二，“三位一体”共同努力，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大西北抗日救国热潮，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6年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亡会”(简称“西救”)。后来，又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由于“东救”、“西救”的推动，学生、妇女、青年、教师等各界救国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西安事变前，“西救”所属的群众组织已发展到了23个。在西安还建立了西北地区“民先队”队部，使西北先进青年有了自己的指导中心。
1936年秋、冬，中国共产党通过“西救”、“东救”联合发动群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如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西安万余群众在革命公园集会，提出组织“五省抗日联军”的主张。纪念“双十节”，西安两次组织群众集会，痛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11月7日，西安文化界、教育界召开追悼鲁迅大会， 张、杨送了挽联，大会号召以鲁迅为榜样，发扬大无畏精神，团结起来救亡图存。此时伪军已向绥东逼进，傅作义率兵抵抗，西安又发起了大规模的援绥募捐活动，并派慰问团到前线慰问。11月28日西安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率部坚守西安孤城十周年大会，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及部分官兵出席大会。张、杨两将军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两军将士“毁家纾难”，“舍身卫国”，“拚命地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坚持此志，御侮争存”⑩，充分显示了他们团结抗日的坚强决心。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十万爱国群众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坚决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上述一系列规模宏大的爱国斗争，伸张了民族正气，教育了群众，坚定了张、杨及两军官兵联共逼蒋抗日的决心，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第三，三方分别派人与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救亡团体、国民党主战将领及地方实力派广泛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这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物写了大量的信件。毛泽东1936年共写这类信70余封，最高时一天达9封。其中，有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人的，有致抗战将领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的，有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及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有致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等的，也有致国民党中枢人物蒋介石、宋子文、陈果夫等及十年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胡宗南、朱绍良、王均等人的。这些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挽救民族危亡的崇高责任感，指出中国共产党统—战线的主张“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 (11)；说明国共两党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12)；竭诚呼吁各方“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13)。并派潘汉年面见宋庆龄，派彭雪枫联络于学忠、阎锡山，派张金吾联络宋哲元、韩复渠，派云广英去面见李宗仁、白崇禧，王昆仑则去争取刘湘等。正如1936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利用他们的影响广为联络。张学良曾亲赴上海会见了救国会诸领袖，多次与杜重远，李杜恳谈，到山西与阎锡山会商，还派栗又文去新疆联络盛世才，派刘启戈去广东联络陈济棠，派解方去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派蒲子正到北平、济南联络宋哲元、韩复榘，派傅剑目到成都联络刘湘等。三方努力争取同各方面力量合作，逼蒋抗日，共赴国难。此举得到国民党爱国将领、救国会领袖、多数实力派的响应和支持。他们希望雄踞西北的张、杨“在抗日问题上能有所作为”。这都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发动和统一战线的建立。
最后，张、杨两将军在民族危机深重，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三位—体”以风雨同舟的精神通力合作，政治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军事上作了有力的部署，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逼蒋答应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六项承诺”，成为由国内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转折点。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形容的那样，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4)。
“三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统战工作的典范，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张、杨两将军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为人们所敬仰!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2页。
②周恩来：《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3页。
④《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载《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⑤王炳南、阎揆要、孔从洲：《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载1979年12月6日《光明日报》。
⑥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⑦徐彬如：《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⑧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⑨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⑩《杨虎城告民众书》，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11)(12)(1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58、86页。
(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4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