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期间张、杨的八字宗旨
房成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西安事变史话》一书的序言中阐述了中共代表团“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妥善地处理了西安事变”的作用，这里仅就张、杨二将军在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八字宗旨，谈点看法。
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
张、杨二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除了他们有东北军、十七路军首脑的特殊社会地位外，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提出了“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主张。他们有时也称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日”，或“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这个主张，后来由杨虎城将军将其概括为“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八字宗旨(有一次他还把这个宗旨简化为“救亡图存”四个字)。这个宗旨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所在，也是他们处理西安事变中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
第一，西安事变所以能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西安事变的前夜，我国正处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主张团结抗日，提出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冲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日矛盾的上升而逐渐激化，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对部下讲话时说：这种“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矛盾急剧地表面化。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时也说：“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的劝谏无效后，于万不得已中才有这次的兵谏……”可见，张、杨发动兵谏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也正如张、杨在告将士书中所说：这次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是酝酿了许久的①，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即逼蒋联共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原来都是地方军阀，他们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而民族矛盾又在不断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于是他们把红军从敌军变成抗日的友军，并分别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议，形成三方面的联合。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乘专车抵达西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张、杨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拒绝剿共，并多次向蒋诤谏，但都遭到失败。12月29日，杨虎城在《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告以今后施政之方针》中曾有如下追述：“张副司令汉公再四进谏，垂涕陈词，终以成见固执，未蒙采纳”。西安方面和蒋介石的矛盾逐渐表面化。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方面重要人物云集西安。南京方面要员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禁烟总局秘书长李基鸿，军事学家蒋方震，豫鄂陕边区主任陈继承，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军政部次长陈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中央委员邵元冲、张冲，还有钱大钧、邵存诚、毛庆祥、郭寄峤、龚理明等人。西安方面除张、杨外，还有：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十七路军的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以及东北军高级参谋董英斌，元老马占山、鲍文樾等。在双方政治意见上的冲突无法化解的时候，双方要员聚集，分别研究对策，说明西安政治空气非常紧张。
在这种形势下，张、杨确定的“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八字宗旨，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权衡轻重，决定行最后之诤谏。也因为这八个字的宗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民意，反映了广大官兵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张、杨能够得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发动兵谏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兵谏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坚持“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诬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情上是万无可宽恕的”②。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利用这种舆论，主张调动军队，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张、杨二将军，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否则，“必率全军指日西上”③。12月16日，在何应钦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确定：“一、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④17日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令职，筹组讨逆总部⑤，并不顾宋美龄的阻拦，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所谓讨伐令，叫嚣“扫荡叛逆，以靖凶氛”⑥。他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向西急进，还派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由于中央军步步进逼，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张、杨虽然以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但却始终避免同南京方面发生武装冲突。张学良、杨虎城在17日再致阎锡山电中写道：“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⑦他们不仅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正义的主张，而且还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付诸实施，力持和平。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的八大主张，其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此后，他们一再呼吁避免内战。12月14日，张学良在广播词中强调：“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15日，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强调：“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亡的热诚……是抗日，不是内战。”16日，张学良又派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重申张、杨的主张，即“反对消减实力的残酷的内战”。不难看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张、杨的意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了抗战事业，为之争取的首先是实现国内和平。
其次，在何应钦发布讨伐令，部署“讨逆军”向西急进的同时，派遣军事要员飞抵洛阳，部署内战军事，张学良不得不电令东北军各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此间派军队甚急，仰将所部主力迅先轻装星夜急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⑧。十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张学良致电何应钦，谴责他“西入潼关”，“肆行轰炸”，“动干戈”，“起内战”。张将军坚定地表示：“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张、杨调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军事上战胜何应钦，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止何应钦的进攻，达到“内求和平”的目的。所以，张、杨的军事部署始终是被动的、防御的，不是主动的、进攻的。因此，尽管何应钦“动干戈”，寻战挑衅，但大规模的内战始终未能发生。
再次，张学良陪蒋介石赴南京后，蒋介石不但在南京软禁了张将军，而且还调兵西进，分5个路军和6个纵队对西安采取包围姿态向前推进，在华阴、华县一带又造成了爆发新内战的危险形势。这时，杨虎城将军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虽然有过摇摆，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原则。所以，尽管主战派给他施加压力，与他纠缠，他还是毅然领衔于2月4日发表了《和平宣言》，重申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他在宣言中写道：“此间去年‘双十二’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谁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⑨”他为了顾全大局，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下，接受了南京方面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的有关规定，东北军东开，十七路军重新编制。这样，西安事变善后也终于和平解决。所以，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沐特莱谈西安事变时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⑩。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忧国尤深。他们“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11)，“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12)，“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13)，“以国家民族为前提”(14)，所以，他们不但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而且在事变的全过程中，宁肯个人作出牺牲，也要换取国内和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扭转了全国的政局，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过渡，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张、杨二将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所以，周恩来高度评价他们的历史功业，说他们是“千古功臣”，“名垂千古”(15)。
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西安方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怎样处置蒋介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西安事变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张、杨“内求和平”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如果处理得当，就可能避免内战，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杨二将军看到了处置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结局的影响，所以捉住蒋介石后，立即发表了对时局通电，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对蒋介石处置的原则，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可以说这是他们在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另一个八字宗旨。事变中，他们向外界反复宣传这个原则，如张学良致孔祥熙电，申明对蒋介石“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李烈钧电，声明“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电也表示“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待觉悟”。这个原则反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张、杨“兵谏”，是他们拥蒋的继续。他们兵谏不是与蒋介石争权，不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也不是要伤害蒋介石，损害蒋介石的威信，而是为了抗日。所以，他们和事变前一样，仍然拥蒋。他们认为，就蒋介石的威望和才能讲，是领导全国唯一的人物。不把他争取过来，全国性的抗日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因此，张学良布置捉蒋任务时，强调不能伤害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突然去向不明，张学良焦虑万分。他在指挥部对两军将领和幕僚们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表示：“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16)蒋介石羁留西安期间，张、杨对蒋仍以委员长相称，道惊致歉，执礼甚恭。
当然，这时的拥蒋与事变前的拥蒋也有所不同，即蒋介石暂时失去了自由，不是张、杨服从蒋介石剿共命令，而是要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正如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7)显然，事变后拥蒋有了条件，即蒋介石必须“主持抗日工作”。张学良给宋美龄电报也说：“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
第二，张、杨兵谏是他们多次诤谏、逼蒋抗日的继续。事变前，张、杨为了联共抗日，对蒋介石诤谏已经到了“用尽心机”、“唇敝舌焦”的程度，但均被蒋介石拒绝，他们为了使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张学良说这是“不得已而行权”(18)。由于他们采用兵谏的形式，使蒋介石脱离南京政府“群小包围”，在西安又暂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迫于形势，就有可能改变以往的错误。历史雄辩地证明，恰恰是张、杨用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才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第三，拥蒋、逼蒋，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答应八项条件，必然放蒋。就是说，“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八个字的原则，包含着放蒋的思想。张、杨在一些电报中说得更加明确，蒋介石在西安是“暂留”、“暂住”。既然是“暂留”、“暂住”，就不是想长期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正因为张、杨捉蒋时就有放蒋的想法，所以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后，他们便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毅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由于“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是张、杨在时局主张中提出的，所以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主张。不能认为张学良主张放蒋，而杨虎城却倾向于惩办蒋介石。否则，就不可能对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四，这个八字原则特别是对蒋介石“保其安全”，有利于分化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派，促使英美派迅速地转变到抗日战线方面来；有利于击破南京政府中讨伐派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的阴谋，使何应钦不敢轻举妄动，内战得以避免。西安方面再三声明对蒋介石“绝对不能稍加危害”，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西安方面求得“对内和平”的一个卓越的策略。
张、杨两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领导发动西安事变是非凡的行动，而且在事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远见的八字宗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加之当时各种因素的作用，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9)。张、杨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
张、杨在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八字宗旨，其作用是巨大的。由此不难看出，张、杨二将军在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年，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中明确指出：张、杨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是史学界公认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7日到达西安以后，张学良、杨虎城还是不是领导者，还起不起领导者的作用，看法就不尽一致了。有人把张学良写的“周至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20)，解释为周恩来是西安之谋主。认为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而且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做出了种种决策，似乎成了事变的领导者，而张、杨却退居次要地位。所以，进一步明确张、杨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笔者认为，应该从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张、杨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决策人。1936年12月8日，张、杨再次会商，确定了兵谏计划，他们是发动这一事变的中心人物。
第二，张、杨是兵谏行动最高的，直接的指挥者。他们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第三，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当天通电全国，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提出了一个纲领。纲领的核心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个纲领得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
第四，张、杨为实现八项救国主张，主动地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发布谕令，释放政治犯；着手改造部队、改组省政府和部分县政府；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等。
第五，张、杨面对南京方面“讨逆军”的咄咄进逼，始终采取防御的立场，力持和平，避免冲突。
第六，从扣蒋到放蒋、送蒋，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及其处理经过，突出地表现了张、杨特别是张学良的决定作用。
上述六个方面都是西安事变从爆发到和平解决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虽然其中任何一项活动都不能排除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六个方面的活动都是张、杨自主决定进行的。特别是张、杨发动事变，中国共产党事先一无所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也没有同周恩来商量。纵观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张、杨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
我们要充分肯定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充分估计他们在事变期间提出的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应该说八字宗旨包含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指导原则。换言之，他们没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明确方针。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西安事变期间张、杨发表的声明、通电、讲话，都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连“和平解决”这四个字也找不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的历史功绩。所以，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说：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21)。
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22)毛泽东这段客观的叙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是“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且“协助”张、杨妥善地处理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和南京间是处于矛盾、对立中的双方。当时，缓解双方的矛盾，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避免内战，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为了尽快实现党的方针，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处置办法也迅速地作了调整，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放蒋”，对谈判问题也由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以南京政府为对手)变为以蒋介石为对手。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所采取的这种方针和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旨在通过和平解决事变和释蒋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共代表团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推行深入细致的调停工作，特别是由于周恩来“施展绝妙的才能”(23)，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7日，中共所派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和南京处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之中，许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如国民党中亲英美派想营救蒋介石，必须满足张、杨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条件；张杨要达到联共抗日的目的，必须使蒋介石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联共抗日的政策。但这些还都是悬案。所以，中共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就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
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和南京间进行调停，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站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南京方面，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战与妥协、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西安事变发生后又产生了“讨伐派”与“政治解决派”的矛盾。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南京转向抗日的立场，中共中央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中央书记处分别致电西安、天津、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欧美派、元老派、抗日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推动宋子文、孔祥熙、孙科、蔡元培、李石曾去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西安事变。15日、18日、19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通电，谴责“讨伐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声明，南京方面向西安发动进攻，则蒋的安全无保证，以此来牵制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20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说服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
西安方面，由于张、杨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以他们提出的“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停止内战，—致对外”的口号完全一致。《双十二事变在陕北》的作者，敏感地抓住了西安事变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同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异同点，然后得出结论说：“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说发生在西安，归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24)由于张杨发动事变是“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25)的结果，所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在政治上、军事上均给以实际的积极的援助。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安方面，提醒他们注意南京方面的军事动向，特别要注意潼关方面的樊嵩甫和咸阳方面的万耀煌。为了对付何应钦，建议东北军愈集中愈好，但却不可丢掉兰州。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通电中，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赞扬他们是“抗日救国之贤豪”。不久，红军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驻三原、泾阳、商县一带，准备配合张、杨部队回击“讨伐军”，制止内战。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对张、杨起了壮其胆、鼓其气的作用。
在张、杨与宋氏兄妹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支持张、杨八大主张，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同张。杨采取一致的原则立场。经过两天谈判，周恩来因势利导，促成西安和南京双方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全面采纳”“救亡要图”(26)，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工作卓有成效，说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宋美龄也承认，周恩来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27)。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它成为时局的转折点。在研究西安事变中，我们可知：第一，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以后，张、杨仍然是事变的领导者。中共代表团是陕宁对立双方中间的调停者。第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西安事变重要问题的决策人。张学良在西安期间，张学良是中心人物。张学良陪蒋赴宁后，杨虎城成为主要人物。周恩来在西安始终是处于协助张、杨处理事变善后的地位。第三，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经过长期酝酿，不是没有计划，不是束手无策，他们提出的八字宗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共中央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1936年12月23日西安《解放日报》。
②《西安事变与勘乱》。
③1936年12月16日《西北文化日报》。
④⑥1936年12月17日《中央日报》。
⑤《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专编》(上)第509页。
⑦《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36页。
⑧《新北平》(1936年12月17日)。
⑨《西安事变资料》第1集，第142—143页。
⑩《西安事变资料选集》第1页。
(11)(12)《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载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13)《张学良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载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14)《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词》，载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15)《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6)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7)(18)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9)《毛泽东选集》第334页。
(20)《西安事变反省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12页。
(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2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8页。
(23)1976年1月9日《朝日新闻》。
(24)《学生呼声》第2期。
(25)《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26)《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告以今后施政之方针》(1936年12月29日)。
(27)《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47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