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陆文培 朱超南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与国内改革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这一论述正确地揭示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可以说，没有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就不会有张、蒋间“政见不同”的尖锐矛盾，也就不会有事变前迫使张、杨发难的特殊形势。因此，应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说起。
第一，皇姑屯事件和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开始。1928年6月，张作霖因不肯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拒不满足其扩大特权的要求，于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于忍辱含悲中继承其父地位而取得了对东北的统治权。他与张作霖不同，虽出身旧军阀家庭，但早年即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教育，对旧军阀借外力争城夺地那一套是不满的。此时，他更不愿意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而割地称王，故在他刚辖治关外时，即为促成祖国统一而毅然决定东北易帜。7月，他派代表晋见蒋介石，因日方干涉而受到挫折。8月，张的行动再次受到日方阻挠。日方除以日军“自由行动”相威胁外，还劝张“仿行王道”，力图使之成为其羽翼下的傀儡，遂唆使张宗昌反对张学良，两军曾于昌黎发生战斗。凡此种种，均未能动摇张学良的决心，终于在同年年底正式易帜。以上情况表明，张学良将军在当时就具有了—定程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宁愿拥蒋统一，归顺南京政府，也不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
第二，在国民党内争中积极拥蒋统一。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拉拢，突然带兵入关助蒋，致使阎锡山等的扩大会议一哄而散，阎、冯等电张学良表示立即下野。实力雄厚的东北军拥蒋统一，对于稳定和加强蒋介石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蒋也因此对张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由此蒋、张之间就有着不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张可以就重大问题向蒋直谏，而这是其他人所做不到的。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但又错误地拥护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②。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密令，令部队撤至山海关以南。由此，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张学良也成了日本侵略野心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他丢掉了父子两代多年经营的东北地盘，从此无家可归，寄人篱下。政治上还替蒋介石背上黑锅，被国人讥之为“不抵抗将军”，处境尴尬。当然，张本人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
由于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倾其力以围攻红军，致使侵略者步步进逼。1933年，山海关、承德以及长城各口相继失陷。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进行长城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抗日力量的推动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重新高涨。蒋介石为逃避舆论谴责，于3月在保定会见张学良。蒋以小船难同渡二人过河为喻，暗示张作替罪羊。张悟其意，于4月宣告下野出国。随后，有冯玉祥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察北抗战和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企图调东北军南下进攻十九路军与红军，但因遭到东北军将领黄显声等的反对而指挥失灵，只好电召张学良回国。
张学良出国期间，曾到欧洲游历考察，对德意法西斯主义推崇备至，认为也可用于中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和拥护领袖”。张回国后，由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驻节武昌。这时，他虽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也渴望着“报家仇”、“雪国耻”，但其主导方面却是拥护“领袖”蒋介石的“剿共”“统一”，以为这样才是救国之道，故于受命后即将东北军大部南调豫鄂皖边区进攻红军。政治上，他还组织“四维学会”，自任会长，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鼓吹“礼义廉耻”，拥护领袖，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
总之，张学良虽有抗日要求，但却视共产党为“捣乱”，把共产党当作救国的障碍。他在一次同部下的交谈中就较为集中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我们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日寇如此强大，仅仅20万东北军能够打赢的吗?……要抗日，就必须实现稳定和统—，全国上下一致，听从中央政府指挥。要求实现这些，不先消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
第四，华北事变和陕北剿共受挫，促成了张学良拥蒋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1935年，日寇又对华北发动了新侵略，进一步实现其独占中国的计划。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退让，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而且使东北军的利益再次受到重大损害。张学良本人对此表示了不满和抗拒。他对从华北的撤退感到耻辱，政治主张同蒋介石发生分歧，开始认识到“剿共不如抗日”。他在同友人的谈话中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有价值。”③这说明张、蒋间在抗日和“剿共”问题上的矛盾已日趋明朗，张已开始对蒋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政策公开表示不满。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形势的另一面是，蒋介石仍然把“剿共”作为其政策的重心。1935年10月决定设“西北剿总”，11月1日成立于西安，蒋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其职权，又派亲信对张进行监视。
这时的张学良虽对“剿共”已有所动摇，但并不重视共产党的力量，对抗日必须联共还没有认识。张原以为存留陕北的数千红军可于短期内消灭，新的抗日基地即可巩固地建立。但事出意外，刚一交手即遭重创。3个月内丧失3师之众，损折2名师长、5名团长，出现了东北军战史上罕见的败绩。11月一○九师被歼时，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张学良备受冷遇。损失部队的补充和死亡将士的抚恤均无着落，蒋介石还要取消其损失部队的番号。张要求给两名死亡师长的家属各抚恤10万元，也遭到拒绝。许多阵亡将士的家属无以为生，处境异常悲惨。东北军官兵士气动摇。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张学良，使他最终认识到追随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他“心中燃起”。事实证明，所谓“用和平的方法”就是联共抗日。自此，他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想办法同共产党接触，而对日寇在天津的侵略活动则严令部属“誓死抵抗”。南京开会之后，他还专程去上海，想通过李杜将军与中共联系。此行虽无直接结果，但上海炽热的抗日气氛却促使他进—步向抗日目标迈进。
还应该看到，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工作是分不开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即本着团结御侮精神对张、杨两将军及整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晓以民族大义，如派遣共产党员帮助工作，致函通电分析形势，指明前途，释放战俘等等。在争取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联合抗日方针，不分化瓦解，不侵占地盘，不合并部队，也不搞思想“赤化”。这种真诚态度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也提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张学良曾感慨地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张学良以上认识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第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有力量的。因此，抗日必须联共。
联共抗日的问题解决了，但作为国民党上层的重要成员，为了抗日，他还必须恰当地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自“易帜”后，他一直拥护蒋介石。现在，他的联共抗日主张同蒋介石的“剿共”发生了矛盾。在他看来，抗日必须联共，也应该拥蒋，不过现在是拥护蒋介石抗日和联共。就是说要促使蒋介石把抗日和联共统一起来。如果蒋介石坚持其误国政策，就用一切办法来“劝说”，直至他答应联共抗日为止。这就是约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张学良形成的较为定型的“拥蒋联共抗日”思想。
张学良在确认抗日必须联共之后，为什么并不改变拥蒋立场呢?他的想法大致有两点：其一，蒋介石拥有中央政府的名义，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抗日，就“应该设法诤涑他，说服他，争取他”。其二，张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日本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因此他认定“蒋介石绝不会接受广田三原则作为和平的代价”。他相信只要努力争取，是可以把蒋“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他在后来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商定，由共产党“在外边逼”，他自己“在里边劝”，一定要把蒋介石“扭过来”④。
张学良的上述分析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日本的南侵，也严重地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迫使蒋介石逐渐改变对日态度。1935年蒋开始进行抗日准备，同时又企图在“武装必先解除”的前提下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并秘密派人同共产党接触谈判。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既表现出对日妥协的幻想，又表示了“抱最后牺牲的决心”。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也渐趋强硬，致使中日谈判陷于僵局。在次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进而表示了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
应该承认，张学良较早地认识到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再追随其“剿共”政策，这是很可贵的。周、张延安会谈时，曾就能否争取蒋介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周恩来肯定了张学良的意见。这对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提出是有积极作用的。据有的老同志回忆，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张的意见是影响中共政策转变的唯一因素，但确是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从另一角度看，是张学良坚持拥蒋抗日思想的结果。
1936年5月，沈钧儒等在上海成立“救国会”。6月，两广事变发生。8月，伪蒙李守信部进犯绥远，日军开抵张北，傅作义部起而抵抗。9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转达蒋介石，促其迅速决策，互派代表谈判抗日事宜。
张学良在新形势下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活动。两广事变时，他会同杨虎城与两广方面取得联系，准备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和援绥军；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东北军的中级军官，以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提高抗日觉悟。9月，又成立了秘密的抗日团体“抗日同志会”，张自任主席，共产党员刘澜波等在开始时也参加了领导工作。这个组织是由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不难看出，张学良从组织“四维学会”以拥护领袖“剿共”到成立“抗日同志会”以推进联共抗日，这确是—个很大的转变。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企图与张学良的“和平方法”不同。蒋是要招降共产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安内攘外”的立场。他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活动十分不满，只是由于两广事变的掣肘才无暇顾及。蒋介石于9月底结束两广事变后，10月22日气势汹汹地赶往西安，压迫张、杨“剿共”，西安顿呈黑云压城之势。他调集嫡系30个师，摆在平汉路南段和陇海路中段，准备直接进攻红军，同时解决张、杨的问题。11月又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在军事部署完成后，蒋即向张、杨提出了进攻红军或让出陕甘的条件。显然，这两条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联共抗日是张学良在自己曲折坎坷的经历中作出的最后选择，违背这一原则是没有出路的。调离陕甘，让蒋介石继续打内战，各个击破抗日力量，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团结，这不仅会破坏全国的抗日形势，也会断送东北军的前途，因而也是张学良所坚决反对的。蒋的威逼，使蒋、张之间在联共与“剿共”、抗日与妥协的矛盾顿时达到白热化程度。但是，张学良从国家利益着想，始终没有放弃劝说蒋介石转向联共抗日的愿望和努力。正由于这样，不论蒋的立场如何顽固，态度怎样恶劣，张总是委曲求全，苦口婆心。当认识到这种“政治上意见的冲突”已“无法化解”时，他曾考虑了3种办法：一是“辞却职务走开”，二是“口头上作最后的诤谏”，第三考虑到自己“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责任”而不能只身离去，就进行“兵谏”。第二种办法使他“用尽心机”，以至“舌敝唇焦”，仍分毫没有说动蒋介石，反落到“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的结果，不得不采用第三种办法了。可见兵谏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无论是劝谏、苦谏、哭谏或兵谏，中心是“谏”，即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即使兵谏，也不是要推翻蒋介石，不过是劝说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已。手段虽然不断升级，而目的始终不变。
由于张学良的思想基础较为牢固，虽然西安事变事起仓促，对捉蒋后形势的发展和怎样善后，没有也不可能有十分周密的考虑，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清楚的。这表现在：第一，他于捉蒋前曾说，要把蒋“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第二，他对兵谏成功的可能作了充分的估计，认为蒋在生死关头“不能不答应”；第三，他也作好了牺牲个人的思想准备，对蒋的报复行为也有一定的估计，但他坦然地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综上可见，作为西安事变的决策人物，张学良发动这一事变，是以确定的政治主张为思想基础的。
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也决定着张学良必然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实表明，他关于和平解决的指导思想就是避免内战，在扣留但又不伤害蒋介石的前提下与之谈判，迫其接受联共抗日条件；在这一目的达到后，立即予以释放，并继续拥护他为领袖以领导全国抗战。这表现在：
第一，在舆论上，张在部署捉蒋时，就严令部署“绝对不许伤害”。捉蒋后，张、杨(也挂了一些其他人的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指责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故对其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就说明了发动事变的目的。其所以说“受群小包围”，不过是为和平解决留有余地。
第二，张、杨所提八项政治主张，是事变前一天由张授意部下草拟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总部”秘书长吴家象在广播词中强调指出，根据八项政治主张，“当然我们是要容共的”，但“容共是为抗日，决非赤化”。同一天，张学良在对“总部”人员的训词中表示，只要蒋“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拥护他，服从他”!这就公开宣布了同蒋介石谈判的基本条件。
第三，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并未屈服于各种压力，而是坚持了联共抗日的基本要求。捉蒋后形势骤然复杂紧张。南京的亲日派趁机以“讨伐”为名向西安大举进兵。大规模内战顿呈一触即发之势。国内各实力派也纷纷发表通电，或提出责问，或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国际上也有各种指责乃至威胁之词。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爱国正义之举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
面对南京的军事压力和各种谴责，张学良严正宣告：“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于抗日疆场上。”他坚持不打内战，会同杨虎城将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蒋谈判，争得了同南京的休战局面，但始终拒绝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据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记述，张对宋谈话极其恭谦礼让，但对宋“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的要求则婉言拒绝。直至24日谈判结束，周恩来由宋子文陪同会见蒋介石，蒋接受联共抗日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剿共”内战时，张才同意释放蒋介石。
第四，亲自送蒋回南京也是张自己决定并经过相当考虑的。这一决定曾遭到亲近部属的强烈反对。但为了给蒋“撑撑面子”，以便日后能领导抗战，张解释说，这是为了蒋“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可见，亲自送蒋的行动是与他的拥蒋的思想相吻合的。早在12日等候捉蒋消息时，他就对杨虎城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到南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自1935年底和1936年初起，即把拥蒋联共抗日主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加以贯彻。他虽继续拥蒋，但联共抗日已成为他拥蒋的基本条件，这同以往的拥蒋是完全不同了。作为国民党营垒中的重要成员，张学良的主张和行动确是顺应历史之潮流，合乎社会之需要，也是他能成功地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当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解释工作，让各方面人士看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不记前仇，不但不杀，反而要联合他抗日，这就极大地消除了和平解决事变的阻力。
50年过去了。历史愈是向前发展，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张、杨两将军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就愈益显示出来，“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⑤。
①《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页。
②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③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1937年北平版)。
④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⑤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