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其思想基础
宋易风 习 琳
半个世纪以来，海外特别是台湾—些著作家认为，张学良将军因受共产党的“利用”和“煽动”而酿成西安事变①。即使象埃德加·斯诺这样的进步作家，也误以为“共产党很可能鼓动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②。我们认为，张、杨二人，特别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中是起决定作用的。下面探讨与分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思想基础。
一
张学良将军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他虽为“大帅”之子，但从小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东北地区，这就使他产生了反对日本控制的思想，并多少影响其父张作霖改变对日本一味屈从的态度。因此，日本侵略军于1928年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民族意识和杀父之仇，使他埋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1928年12月的“东北易帜”，就反映了张学良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听任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成为“流浪将军”。旧仇新恨，使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由原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转变为要求抗日，收复失地与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了。痛定思痛，他不断电令留在东北的各将领奋起抗日。在武汉时，他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在与蒋鼎文同居一室时，常与蒋鼎文谈到天亮，渴望立即对日宣战，时常痛哭失声③。这种强烈的爱国热忱，使他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当蒋介石委任他为“剿匪”副总司令，并命令其率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时，张自述他并不热心于内战④，开始流露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怀疑与不满。
1935年5、6月间，日军大举向华北进攻，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中关于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等条文，直接关系到东北军的命运。张学良因此愤慨地表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⑤。”他在与友人谈话中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更有价值。”⑥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已由要求抗日发展为怀疑、不满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这种思想就成为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寻求接触的思想基础。
一二九运动爆发，更促进了张学良反日爱国思想的发展。1935年底，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因为西北“剿共”失利，遭到蒋介石的冷遇，一些人也冷嘲热讽。这些因素促使他走上了寻求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探求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张学良寻求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第一个步骤是，国民党五全大会结束后，亲赴上海，秘密会晤爱国进步人士杜重远。张向杜诚恳地表白：他去过意大利，学过法西斯，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服从蒋介石，中国可以统一；但现实生活教育了他，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才觉得过去的想法错了⑦。此后，他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请求曾到过苏联与共产国际有接触的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为他接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张学良寻求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过程中，有两个重大事件加快了进展的速度。一是1935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多条渠道开始与共产党接触，秘密进行谈判。其中之一，张学良是知道的，因为当时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的和平使者董健吾就是由张学良、王以哲派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另一件事是，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于榆林桥战役被红军俘获，思想转变后，主动提出回去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高回到洛川，张得知后第二天乘飞机赶到洛川与高会晤。此后，高福源来回奔走，帮助张学良沟通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直接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会谈。1936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谈判。双方就共同抗日，互不侵犯，恢复通商及物资运输等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张学良亲自到洛川同李克农会谈，表示他完全拥护联合抗日，但对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的方针不能同意，提出要求同中共主要负责人会晤。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了历史性的延安会谈。张再次提出“假如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强调联合抗日不应反蒋，应把蒋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他说：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应当设法把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迫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周表示把张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最后一致认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要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红军在外，张学良在内，逼迫蒋介石抗日，并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常驻，建立电台联络，通商办货以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议。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开始联共逼蒋抗日的行动。第一，1936年上半年，他和杨虎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骨干，提高军官的政治、军事素质，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创办“学兵队”，主要吸收由平津等地共产党组织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及进步青年；为了开展联共抗日工作，成立了以张学良为首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主要吸收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刘澜波、解如川、宋黎、马绍周等均系该会成员。叶剑英应邀到西安，帮助东北军的抗日准备。在张、杨的支持和掩护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西救)和“东北民众救亡会”(东救)等组织成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这些工作在客观上都为西安事变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第二，广泛联系抗日反蒋力量。张学良与杨虎城分别派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和山西的阎锡山等，向他们说明自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争取这些实力派的支持。第三，武装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被国民党特务拘捕的人员。1936年8月28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并拘押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马绍周。张学良派军队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释放了马绍周。第四，进行诤谏，逼蒋抗日。1936年6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曾当面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7月，又致书蒋介石，劝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共抗日；11月间，借赴洛阳为蒋祝寿之机，又一次对蒋进行劝谏，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但张并未灰心。12月4日，蒋来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在张、杨地位与前途处于动摇之际，张学良仍以大局为重，再次向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此遭到更加严厉的训斥。12月7日，张学良实行“哭谏”。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以手击案，大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⑧西安事变正是在张学良将军抗日爱国思想受到压制，联共逼蒋抗日主张无法实现的背景下爆发的。
二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将军爱国思想发展的表现，也是他联共逼蒋抗日思想的具体实现。
张学良把联共作为实现自己抗日的手段，首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符合他抗日的要求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愿望。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合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反蒋的口号。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还以个人名义多次写信给张学良及其他高级将领王以哲、董英斌等人，申明大义，使东北军上下层都了解中共联合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张在《自述》中曾说，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这是张学良联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与思想基础。其次，是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剿共”的内战政策，军事上迭遭挫折，这使他认识到：照这样下去，连东北军本身都难以保存，还有什么力量打回老家去呢⑨?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军事上的挫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张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信念。这也是促使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因素。第三，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1936年春夏之交，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甘泉被红军包围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红军没有进攻他们，自动撤围，并劝告他们抗日收复失地。东北军在进攻陕甘红军三次大的战役中，被俘官兵约4000人，红军对他们不打骂、不虐待、不歧视，生活上给予优待、照顾，思想上予以开导教育，保证被俘人员去留自由，加入红军的欢迎，愿去者发给路费护送回去。这些被俘官兵回到东北军各部，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和关于红军的见闻，使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思想深入到东北军广大中下层官兵。这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是实现他抗日愿望的可靠盟友。他在《自述》中说：为此“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张学良坚持逼蒋抗日，首先是由于1936年国民党对日外交渐趋强硬，因而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其次，张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现在实际统治者，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蒋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既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可以包括在内。这个认识既是从抗日大局出发，又包含了一定的策略思想。第三，张与蒋私交甚好，张一直尊崇蒋为领袖。西安事变前，张虽因部队补充和阵亡将土抚恤金等问题同蒋有矛盾，但是，为抗日而反蒋，从私交和部属关系上看，张学良是不能同意的。因此，张与红军的联合是以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为前提的。
但是，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均被拒绝，使张学良陷入彷徨之中。从西安事变前后张的思想状况来看，蒋介石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赴福建、安徽的打算，虽然与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因为张学良对个人进退并不介意。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甘愿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过，辞去本兼各职。西安事变前夕，他也曾有过辞职的考虑。迫使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于12月9日对赴临潼请求抗日的示威游行学生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张绝不能接受的。在驱车劝说学生时，张再次为学生的抗日热情所感动，促使他下决心“为民请命”，于12日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张、杨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国民党官方所说的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背叛”，而是被迫以武力逼蒋的最后一着。12月14日，张学良在广播词中强调说，他们的举动“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⑩这清楚地表明，张学良逼蒋的方针并未改变，事变实际上是他的联共逼蒋抗日思想和方针的实施。
三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举国关心的一大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张学良、杨虎城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愿望和主张，避免了国内的混乱，使局势向着联合抗日的方向发展。这是张、杨二将军的一大历史功绩。
12日，张学良、杨虎城等联名向全国发出对时局的通电。首先陈述了西安事变的动机。通电说明蒋介石“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亡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随后说明实行“兵谏”是因为“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文贯穿了张、杨联共逼蒋抗日的一贯思想及其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和愿望。通电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历史文件，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
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张、杨即将实行的举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商谈救国大计，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决定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周恩来等在西安期间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频繁的会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周恩来等的大量工作，支持并保证了事变期间谈判的顺利进行和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谈判结束，蒋介石作出许诺和保证后，张学良于25日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是他发动事变后的又一惊人之举。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惋惜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我们尽可以为张学良一去无返而谴责蒋的背信弃义，但也难绝对把当时此举看作张学良思想上的缺陷和举动上的失误(尽管后果也很不好)。在张学良决心护送蒋介石去南京前，他对当时的形势及能否回来，曾有过全面的分析和考虑，并对担心他安危的部下、朋友作过剖析和阐述。归纳起来，其意图是：
一、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巩固其领袖地位。张学良认为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打击太大，说抓就抓，说放让他一走了事，使他以后不好做人，不能成为领袖。所以“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也就不致于反悔了。”对其部下因担心他可能被南京扣留而劝阻他亲自去送的意见，张学良则说：“照你这样说，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这—席话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其缺陷在于他过份相信蒋介石的人格和保证。
二、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有抗日要求的亲英美派，压制亲日派。国民党中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设法营救蒋介石；亲日派则主张讨伐西安。在亲日派的把持下，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军队沿陇海线进攻华县，并派大队飞机轰炸华县、渭南。早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电汪精卫，汪14日复电“遵即力疾启程”，17日自欧回国，以便取蒋介石而代之。张学良亲自送蒋，也含有争取亲英美派，压制亲日派的政治考虑。24日，张学良在设计委员会和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说明放蒋送蒋的理由。理由之一，即“亲自送蒋，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也可以促使蒋介石对于所答应的条件没有反悔之余地。”张学良的这一政治考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三、分析了再回西安的有利条件。张学良认为他送蒋去南京，不见得一定被扣留，因为有东北军在，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只要好好团结，他相信几天之内就能回来。另外，西安还扣押着南京政府10余位军政大员、50架战斗机，几百名航空人员，这是他争取再回西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的纵横捭阖和东北军的分化，“三位一体”被瓦解，营救他的筹码也失去了，结果酿成了张学良永被拘留的历史悲剧。
张学良在分析上述形势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也曾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危险，但他认为“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护送蒋介石回京的这一惊人之举，充分表现了张学良为国为民、大公无私、无所畏惧、大智大勇的精神，是牺牲个人、顾全大局的英雄举动。毛泽东曾评论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11)这是公正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抗日爱国思想是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联共逼蒋抗日是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前后及处置这一事变的行动方针。张学良在发动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历史将永远铭记张学良将军的这一丰功伟绩。
①杜柏：《蒋总统处度慎谋的历史回顾》第52页。
王升：《总统蒋公行谊》。
②《党史通汛》1984年第1期，第52页。
③王兰：《蒋总统与中国》第120页。
④⑥关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第2章。
⑤《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第36页。
⑦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谈话记录》。
⑧申伯纯：《回忆双十二》。
⑨《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0页。
⑩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
(11)《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西安事变研究/丛一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09